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全会为我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而这些都与克服党内存在的浓厚“左”倾思想是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建国以来反“左”斗争的历史转折点。
（一）建国以来党内“左”倾思想逐步发展
建国伊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用三年时间迅速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全国工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差。如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等等。不过，这些“左”的偏差是次要的、局部的。
为了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制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方针、路线，1956年9月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党的八大指引下，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而，这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失误，发生了“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
1．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左”倾思想在党内滋长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左”倾思想作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良后果。
2．1958年大跃进运动，“左”倾思想严重泛滥
1958年，由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国情认识不足，也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就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总路线后，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
3．庐山会议和反右倾，促使“左”倾错误更大发展
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教训，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这期间由于彭德怀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于是会议就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并认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接着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本已严重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倾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困难局面出现后，毛泽东着手纠正农村中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这些措施，使1962-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然而，“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发展。
4．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促进“左”倾思想的发展
1962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话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严重估计的错误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在这种阶级观点指导下，1963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竟把干部中一些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不应有的打击。更严重的是，1965年初在农村社教中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极严重的“左”倾错误提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重磅炸弹。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下，思想文化领域“左”倾思想也日益严重。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开始讨伐，对一些文艺界、学术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进行错误地过火批判。从批“鬼戏”、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杨献珍“合二为一”论、批剪伯赞历史观、批孙冶方的价值论，直到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步步升级。林彪、江青乘机搞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完全抹杀了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污蔑说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毛泽东也于1964年6月27日在文艺批示中，严重指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这时期在意识形态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二）“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动并长期坚持，其理论基础和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支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支柱和主要灵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写进九大党章和四届人大宪法，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指导思想，形成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并不是所有“左”倾思想都可算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就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只有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并提出党内出现走资派，发展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引发到夺权的时候，才可算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
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论点发展到党内，把“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严重程度，形成“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长时间“左”倾严重错误，造成了“天下大乱”。因此，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邓小平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全国掀起批林运动。周恩来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想对实际工作的流毒和影响，正确地提出批判极“左”思想的宝贵意见。1972年4月9日他在广州看部队文艺演出时，曾说：“极‘左’思想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提高。”2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讲话中也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来。”3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批驳极“左”思想的三篇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古宁〉》，斥责林彪一类马列主义政治骗子而鼓吹的形形色色的极“左”调子。这些文章发表后，却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反对。他们污蔑这些文章是“大毒草”，指责周恩来批极“左”不全面。在周恩来同江青等人发生尖锐对立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错误地否定了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随后，江青一伙大反“右倾回潮”，实际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使党内的“左”倾思想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更加滋长泛滥。
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复出、特别是1975年王持中央工作以后，面对着经济滑坡，“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明确坚定提出要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强调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进行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表面整顿混乱秩序，实际上是整顿严重“左”倾错误，而矛头直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左”倾指导思想。“四人帮”对此暴跳如雷，此时，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搞下台，全国顿时再次陷入混乱。十多年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4
（四）粉碎“四人帮”后，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是有功劳的，但他并没有从粉碎“四人帮”中认清“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左”倾错误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恶果，更没有领悟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甚至错误地认为“四人帮”是极右路线，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被称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两个凡是”实质上就是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维护“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工作又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这一段历史，恰如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5
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科学精神，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率先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观点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6，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负责同志谈话中又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地准确地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7。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成为其后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
在邓小平的“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对维护“左”倾指导思想的“两个凡是”不满情况下，思想理论界首先冲破思想束缚。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加以转载。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观点。尽管华国锋指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加以压制，但却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帮、罗瑞卿等多数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同时得到中央党政军各部，各省市的支持。这一讨论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建国以来反“左”斗争的转折点
在党内强烈要求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形势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会议的这个中心，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左”倾错误口号；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的错误，继续推行极“左”路线，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就打开了全面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新局面。
1．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开始转变到“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指导方针上来
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把能否端正思想路线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全会全会按照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题报告的精神，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基础上，“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9。
2．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全会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10，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11。
其实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曾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然而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后来发生的严重“左”倾错误，没有能够贯彻执行。此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转折才最终得以实现。三中全会转移工作重点是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显著标志。这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2
3．从重点整党内走资派和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变到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上来。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13公报还指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为。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14三中全会审查和决定了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纠正了过去所作出的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结论，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的纪。这是反“左”斗争的重大成果，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全面地向“左”倾错误冲击，是我党建国以来反“左”斗争的伟大转折点，为以后全面清理与纠正“左”倾顽症铺平了道路，促使反“左”斗争顺利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进入全面地纠正“左”倾错误阶段。党从政治、经济开始，再到教育、科学、文化、民族、统战、军事等方面，全面扫除“左”倾障碍，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就为后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制定和贯彻正确路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奠定了基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全面改革、重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迈出了新的步伐。这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5今天，我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牢记改革开放中反“左”斗争的宝贵经验，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李亮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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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3《周恩来年谱（196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43页。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