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召，中国从此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转而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一转折能够在1978年实现，是与邓小平的贡献密不可分的。
（一） 从反对“两个凡是”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改革”
伟大转折中的第一件大事，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通过批评“两个凡是”、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实现的。邓小平在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明确反对“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成功粉碎了“四人帮”，但随即出现的“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影响极大，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以“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两个凡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7年4月7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已在思考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对中办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为了克服党内“左”倾思想影响，3天后，邓小平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这封信由中央领导传阅后转发全党，邓小平的意见得到肯定。5月12日，他在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35月24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人王震、邓力群谈话中，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4。这几次谈话中，邓小平不仅明确地表示要反对“两个凡是”，而且蕴含了要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意思，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众望所归，邓小平的职务得到恢复。他在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具体阐述了必须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5。同时指明继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在当前的重要意义。这是在全党范围向“两个凡是”思想发动的明确挑战，奏响了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先声。
2．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复出后的邓小平不仅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和人才，而且支持经济理论的大讨论，指出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些言行推动了社会思想向健康、正确道路的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来自“两个凡是”论者的抵制。对此邓小平意识到，不能仅从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入手解决思想问题，而应该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他顺应1977年下半年后社会上出现的解放思想的潮流，对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予以高度评价，坚定支持，从而推动了真理标准的确立。
1978年5月1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上首先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的报纸相继刊登和转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多数人在讨论中表示支持实践标准，这反映出人们对从根本上认清十年“文革”错误，迅速恢复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一问题在中央领导人中并未能取得一致，两种不同意见的交锋非常尖锐。个别中央领导认为这篇文章理论荒谬，思想反动，政治上是“砍旗”6，因此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予以阻挠，思想解放运动面临着夭折的危险。邓小平在阅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7。在两种思想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标准。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8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来检验，尖锐批评了把坚持实事求是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错误观点。他深刻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9。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次日即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详细报道，并“被列为[中发]1978年3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于6月29日发出”10，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实践标准的确立。7月21日，他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求不要“设禁区”、“下禁令”； 7月22日，又与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创办了《理论动态》的胡耀邦谈话，指出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11。同时邓小平还指示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坚持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并且表示自己希望中央能够就实践标准进行谈论12。
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中发表多次讲话，对“两个凡是”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其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讲话产生的广泛影响使真理标准讨论超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影响到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改革”思潮波涛涌动，为党中央思想工作路线的转变创造了条件。10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希望能够同“两个凡是”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到，对于“四人帮”的揭批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13。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政治工作的转入正轨，是邓小平同时考虑和支持推动的两项工作。
（二）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工作的“改革”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作出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正确决策，但是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发生而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层都意识到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
1．停止揭批四人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在国家转型的重要时刻，邓小平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1977年8月23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时就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4这表明他很早就开始考虑中国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工作重点的转移，表面上涉及的是工作安排问题，实质却是对长期以来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挑战，是在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要明确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还不具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厌其烦地阐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1978年3月2日，邓小平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讲话，批评“四人帮”不讲生产的做法，指出：我们的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5。他还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揭批“四人帮”有些报纸上已经讲过很多的就不要讲了，向前看的东西应该多一些，“基本思想是要彻底解放思想”16。10月，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后指示，“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17。这次谈话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在全军开始转变工作重心。
在影响很大的东北讲话（也被称为“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主要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以及坚定的信念。正是他的这种坚持，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摆脱“左”的思想干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邓小平与叶剑英、陈云等的有效磋商下，中央工作会议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已经就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取得了一致意见18。1978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建议得到了常委会的同意，在华国锋开幕式的讲话中得到了体现19。
2．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引导，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维护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华国锋说明了会议的三项议题，又提出首先讨论全国各项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议题。尽管已经提到了工作重点转移，但是当时在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主导思想上，仍然坚持“两个凡是”，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肯定实践标准的讨论，这势必有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经济工作的阻碍。因此许多与会者如陈云、胡耀邦等在小组讨论中表示，要对粉碎“四人帮”后遗留的重大问题进行平反。邓小平对平反的要求给予支持，同时也尽力维护着中国政局的平稳发展。
会议中“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出现了大量大、小字报，引起中外舆论的关注，有的国家产生了中国是否会乱的担心。邓小平利用会见日本和美国客人的机会发表讲话，指出中共内部并没有权力之争，中国平反冤假错案是为了使人民心情舒畅，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当今最重要的任务。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肯定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也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20。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延长会议时间，开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参加会议者的积极性也十分高涨。但是邓小平依然对一些重要问题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避免了严重意见冲突的发生，保持了党内团结的局面。
11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汇报时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21。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针对会上一些人的情绪首先强调指出：“国内需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他说：“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个大局。”“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你们是对的。” 对于中央人事问题，邓小平提出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都不减少，同时又提名增加几位有资格的人选，如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他接着说：“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将几位不是中央委员的第一书记补选进来，“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讲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两个凡是’是不好的。还是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是那句话。真的损害毛主席形象，群众也不会答应。清华大学的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22
他指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23。会后，各组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经过几天酝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关于人事安排问题的建议。
3．及时调整会议发言，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就已经开始考虑在大会上讲话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一份8300多字的讲稿。讲稿主要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问题，提出实现转变的首要条件是解放思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根本观点。其中也提出了处理好阶级斗争的要求24。随着会议进程中新情况的不断发生，邓小平意识到应该在拨乱反正问题上加大引导力度，进一步实现党指导思想的“转折”。12月2日，邓小平开始重新起草发言稿。他自拟了8个问题，后来集中为4点，核心是一个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读。在讲话中邓小平具体分析了形成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条件及危害，充分估价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做出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述。同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他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讲话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体现出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25。
邓小平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对中国未来发展指导性意见，是对文革错误的直接批评。他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曲折的主要原因，也点明了中国今后发展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他的深谋远虑与远见卓识，奠定了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26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7。
邓小平的讲话在当时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人们认为他的讲话是对“文革”以来党和国家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的一个成果，是对“两个凡是”禁区的冲破，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改革开放主张，勾画了改革开放的最初蓝图28。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改革开放政策正式推行，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实现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大会第一天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听取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主题报告。
1．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在中央工作会议所做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重大成就。
首先，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从维护党内团结出发，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发言中没有再批评“两个凡是”，而三中全会的公报负有端正全党思想的责任，因此明确批评“两个凡是”，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设想。
其次，倡导民主作风。这些是邓小平深思熟虑以及积极推动的结果。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要在党内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29，后来又指出，要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辩，真理越辩越明。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对于克服文革以来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优良作风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鲜明体现。
再次，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工作重心转移的实现对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一次形成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全会解决了我党自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最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人事安排，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领导能力。全会肯定邓小平整顿与改革的功绩，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在其后的建设工作中，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中全会的决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时参加会议的李德明“清晰地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心情。他兴奋地说，读了三中全会公报，我高兴得不得了，有一种像孩子要蹦起来那样的感觉!感到这回可呼吸到新鲜空气了！这才是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党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了!过去的压抑感没有了，心里的阴霆一下就散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仍然感到十分激动！”30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起点。
2．邓小平的讲话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影响
会议结束时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充分采纳了邓小平讲话的意见，两个文献有二十余处的用语是完全一致的。通过比较邓小平的讲话与公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首先，在论及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31《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引者注）的表述是“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32。“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33
对于今后的工作方法，邓小平说：“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34《公报》也同意“我们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35。
在管理制度上，邓小平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36。《公报》也认为要“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37。
关于民主建设，邓小平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同时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38。《公报》对此有着完全一致的表述39。
关于法制建设，邓小平强调“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并率先提出“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0《公报》采纳了这一提法，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41
关于学风，邓小平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42《公报》指出三中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得出一致意见：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43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公报》采用了与邓小平完全一致的评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44
另外，在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等方面，两个文件的表述也几乎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邓小平的思想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并且通过《公报》的形式在全党确立了指导地位。
邓小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第一，率先提出“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他从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入手，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不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也显示了他高超的斗争策略。”45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立下首功。
第二，是最早发表讲话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领导人。通过实践标准的讨论，辩明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问题，对于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实现了结束揭批“四人帮”及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在会议中发挥了领导和引导的作用，并根据局势变化及时调整重点问题，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前进，实现了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的转折。
第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很早就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思考，并以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事业的胜利起点，将多年构想付诸实践。他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
第五，善于吸收其他同志如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的正确意见，集思广益，实现了中国历史的成功转折。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
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46。 三十年前的这次会议及其推动的改革，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从此进入了东方巨龙腾飞的新时代。让我们再一次缅怀邓小平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记取他为此作出的伟大贡献！
（苏智良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韩晶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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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2]侯增文：难忘十一届三中全会——访原省级老领导李德明，《吉林日报》2008年4月21日第5版。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本文为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规划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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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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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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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2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87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18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9王恩茂：决定中国命运的“工作重点转移”，见于光远、王恩茂、任重远、李德生：《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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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436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9-149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24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邓小平人生纪实》（中），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3-143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5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28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30侯增文：难忘十一届三中全会——访原省级老领导李德明，《吉林日报》2008年4月21日第5版。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3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3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37《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3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
4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3页。
4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45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