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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邓小平理论形成起点探讨
时间:2010/4/10 21:41:38,点击:0

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哪里算起?对此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算起;第二,从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算起;第三,60年代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第四,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第五,1978年9月东北之行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第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起点。1笔者同意第六种观点,这也是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在具体阐述时,由于视角不同或认识不同,理由也不尽一致。那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和关于这一概念系统论述为我们阐释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来看,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领导我们党进行新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路的指导下,中共十三大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作为大会的主题,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首要问题作出鲜明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3报告还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同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并从理论观点上作了初步概括,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正因如此,1990年l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高度概括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从十二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作了概括。
  1992年初,在著名的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以邓小平谈话精神为指导,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第一次把邓小平的名字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4报告还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本质、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正式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十条原则。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5。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是完全等值的。
  时至2002年,由于我国已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继往开来、全面推进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将近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科学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上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做出最新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
  从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脉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本源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就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党的十三大报告已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6。那么,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二)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7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毛泽东思想同等地位但有别于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种相对独立体系,而不是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之内。
  早在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8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9 这两次报告提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概念对党的十七大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述:“‘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第二次飞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的理论价值。”10
  进一步看,作为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独立的新体系——邓小平理论,其本质又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实质是“实事求是”,这也是他们坚持1978年9月邓小平东北之行为邓小平理论历史起点的原因: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期间,“走一路讲一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不能让人信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确实非常强调实事求是,并把实事求是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内容。但客观地讲,实事求是不是邓小平首倡。实事求是古语中的含义,是指一种务实求是的学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借用了这句话,将古老命题注入了辨证唯物主义的新内容,作出了现代性解释。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概括把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科学内容,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共同特征,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实质。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如上文所述,“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自己也认可这个命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有《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篇文章,直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标题。而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内容则主要是围绕着政治革命即关于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并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而展开的。早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就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概括地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里的“革命”,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此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同样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据1993年12月6日《新民晚报》摘登,计算机显示:在正式出版的15种毛泽东著作中,共用807个词汇,革命一词就使用5029次,是使用最多的词汇。其次是阶级,战争,民主,政府,政治,社会。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以革命为中心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则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概念的理论体系。
  当然,我们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是革命,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曾努力实现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转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最终没有走出政治革命为中心的模式,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思想观点,远远没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正如刘少奇在谈“八大”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时所说:党的八大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毛泽东在1956年1月22日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也曾谈到: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新的原则,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只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指明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契机。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践了由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体系的转变,从而逐步形成和建构起了邓小平理论体系。
  
  (三)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看,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1根据十七大报告的论述,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的理论成果,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形成的始发点。恩格斯曾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只有新的实践的发展才会带来理论的飞跃,历史的重大转折或变化才会带来理论的创新。
  根据以上的判断,我认为,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60年代初以及1975整顿都不能算作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因为当时并没有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毋庸讳言,邓小平也曾多次说过,整顿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实际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1984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就曾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12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谈话中也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3“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4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从1975年选起,也正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收入那一卷《邓小平文选》中的1975年的八篇著作也都是讲整顿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1975年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只能看作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准备和酝酿。其原因就在于1975年整顿并没有明确指出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能算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预演,是一次被中断了的尝试。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使得这次全面整顿被迫中途终止了。此后不久,“两个凡是”的错误便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陷入困境,继续在十字路口徘徊。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 15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从量变开始的,当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突破一定的关节点才引起事物质的变化。1975年全面整顿作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的逻辑中介,开始了“左”的错误思想的逐渐破除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确思想逐步确立的量变过程。此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16邓小平后来也这样总结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7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回答和阐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理论才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逻辑的进程归根到底是由于历史的进程决定的。只有当客观对象的发展,“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事物作出全面而清晰的分析,然后再对它作历史的考察,就能从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1975年全面整顿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是由于当时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以这种并不成熟的理论,作为成熟形态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原则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端,自然也是反映和指导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论的逻辑起点。诚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立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高度,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应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非1975年全面整顿。
  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20。“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21。“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从1978年开始,我们“走上了新的道路”23,开辟了“全新的事业”24。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5。
  (贺朝霞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副教授)
  
参考文献
  [1]秦宣:《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乌杰:《邓小平思想》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0]《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秦宣:《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0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0乌杰:《邓小平思想》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15 同上,第81页。
1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8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9 《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22 同上,第264页。
23 同上,第266页。
24 同上,第269页。
25 同上,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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