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发展，中国大众文化已初具形态。应当认真探讨大众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极影响：弱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民族精神带来巨大冲击，西方大众文化的“殖民”效应腐蚀和瓦解中国民族精神，大众文化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解民族精神的感召力。笔者以为，应当在大众文化发展中加强民族精神的培育，在文化整合中推进民族精神的培育，从民族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资源。

（一）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概况
　　
　　如何定义“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取认同度较大的定义，“西方话语中的大众文化是指以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为基础，以通俗文化为消费偏好、以追求娱乐为目的的一种城市市民文化形态。它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相对。”1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 “它是在工业化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反映我国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借助传媒系统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和参与的通俗性文化。”2中国大众文化尽管可以追根索源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大众文化才真正进入它的生长发育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思想解放运动一波接一波的开展起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开放政策下中外交流扩大，文化走向繁荣，文化领域初步出现百花齐放局面，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
　　从1978年到1984年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初创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国策制定并开始实施，港台大众文化陆续进入大陆，如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商业广告、喇叭裤等流行服装、迪斯科之类的舞蹈，这些文化因其通俗易懂、接近人们世俗生活、娱乐性强等特点，所以在大陆很快流行开来。80年代初，录音、录像设备出现带动音像业的发展，1984年，上海街头建立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营业性卡拉OK厅，流行歌曲磁带、录像放映厅、卡拉OK厅在全国城镇风起云涌、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85年到1992年是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时期。港台大众文化、中国内地大众文化、欧美大众文化共同编织出中国大众文化多彩图画，广告业和出版业得到极大发展，电视在中国开始普及，流行杂志和报纸种类繁多，这些为大众文化夺起了更多阵地和受众。期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自己的大众文化蔚为壮观：最具代表性的象流行歌曲有催健《一无所有》、费翔《冬天的一把火》，电视剧有《霍元甲》、《渴望》，其他如霹雷舞，王朔、琼瑶、金庸的小说。8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体制也开始尝试改革，1988年文化产业司成立，文化市场继续发展，娱乐文化消费不断增长，经历10年来的发展，大众文化步入产业化轨道已现端倪。
　　从1992年到2000年是中国大众文化扩张时期。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初具形态，经历对港台、欧美大众文化的吸收消化，中国开始出现自己特色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数量急剧增加、规模也扩大、质量提高，一时间，云蒸霞蔚，令人目不暇接，大众文化的吸引力大有超越其他形态的文化之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推进了中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深入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个体、民营、外资经营的大众文化摊位、店铺、公司和国有文化部门交相辉映，文化的产业化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开始步入网络时代，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关键时期。首先，网络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动力。计算机网络在中国发展方兴未艾， 2002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910万，超过日本（5400万），仅排列美国1.7亿人之后，第一次位居世界第二位3。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4。其次，中国加入WTO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密切频繁。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西方大众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影响更加显著，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而言，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新世纪，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再次，近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极大提高，文化也成为大众消费品。最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30年的改革中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阶层外,出现了一个不断壮大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由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公务人员、国企、私企老总等构成，他们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重要社会基础力量。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丰富了中国社会大众娱乐休闲生活，提升了中国公民的个体主体性意识，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为当代中国社会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下面主要分析它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冲击。
（二）大众文化对民族精神消极影响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发扬光大的同时也日益受到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的冲击。
　　首先，大众文化弱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民族精神带来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倡导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奉献、牺牲的价值取向和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而大众文化引导人们关注当下、眼前利益，消解理想和崇高，崇尚无目的、无意义，而对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政治话题变得日益淡漠，甚至可能厌恶、回避、排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大众文化是“标准化的、公式化的、重复和肤浅的文化，它赞美浅薄的、多愁善感的、当下的和虚假的快乐,牺牲了严肃的、理智的、时代赋予的和本真的价值标准。”5在文化素质较低的中国大众身上，大众文化粗俗、浅薄等缺陷暴露得更加明显。譬如：20世纪80、90年代王朔等人的小说及改编的电影塑造的人物都是玩世不恭的“玩主”，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这些“艺术作品”里充斥着消解、破坏、嘲讽崇高的话语。而这时中国大众刚从“文革”时期的政治重压中解放出来，社会处在急剧转型中，旧的价值观念受到质疑、新的价值观念还没建立起来，人们的心理相当脆弱，因而，王朔等人炮制的大众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的构建和培育极具破坏力。
     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面临大众文化更猛烈的侵蚀。网络就像催化剂，加速了大众文化固有内在矛盾的爆发。在网络技术革命无孔不入的今天，各民族价值观在全球范围激荡，冲击亿万人的心灵，网络放大了多元价值趋向，刺激人们潜意识中对性、金钱、暴力等世俗东西的追逐，消解了理性的力量，动摇了对权威、秩序的信仰，这也增加了中国民族精神培育的阻力。
     其次，西方大众文化的“殖民”效应腐蚀和瓦解着中国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大众文化随着资本、技术一起涌进中国，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进行诱导、渗透、控制，使中国大众文化被打上“文化殖民”印记，一些大众文化发展方向被西方核心价值体系牵引。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借助大众文化对中国民族精神进行腐蚀和瓦解。以电影为例，由于西方控制了主要的世界性的电影奖项，在评判电影艺术价值方面，西方掌控着话语权，这是中国电影艺术走向世界的障碍。为了实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圈，使中国电影为世界所承认，使自己成为国际知名导演，一些电影工作者不得不按西方标准创作，如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些电影都是以潜在假想的西方观众为审美者、评判者，影片思想严重疏离中国民族传统。王蒙说他们：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奇特、神秘、古怪、贫穷、野蛮、残酷、愚昧……6。此类大众文化避开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正义、真诚、智慧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不谈，站在西方舆论角度、以西方人思维方式大肆渲染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糟粕，仿佛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误导中国乃至世界大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糟蹋民族精神。这样的一些电影一旦在西方获奖，进一步刺激中国电影工作者们沿着这个方向前行，从不自觉渐渐变为执拗的追求，无怪乎一些所谓第5代、第6代导演没有经过中国文化管理机构审查就急不可耐地携片奔向欧美各种电影节参展，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伴随强大的传播媒介力量，他们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西方文化侵蚀中国民族精神的“代理人”。
     最后，大众文化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解了民族精神的感召力。我国现在正处在戴维·里斯曼所说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人们的普遍社会人格是：重视生产、技术、知识，协作精神，开拓意识，注重严格和有毅力，对工作热情，对政治认真。但是，个人主义也盛行7。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我们理应着力培植前者那种具有道德责任感的社会人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以消费为中心”的发展时期，消费主义盛行，滋生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道德观念：无理想目标、无责任感、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这样的意识、观念通过大众文化向中国快速渗透，并深刻影响中国大众的社会人格塑造，在消费、享乐至上影响下，人们漠视敬业、奉献、利他、助人美德，追逐暴富、奢侈成为时尚，天下为公、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等品格难以为大众认同。大众文化宣扬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解构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这种双重负面影响极大的威胁中国民族精神的构建。
    
（三）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正是由于大众文化有上述诸多负面作用，大众文化在西方刚出现即受到精英文化的强烈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一现身也遭到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抨击。但是，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大众文化都蓬勃发展起来了，这说明大众文化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其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大众文化在中国将会呈现更蓬勃的发展态势，为此，适应大众文化在中国发展趋势，将发展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乃是上选之策。
　　首先，在大众文化发展中加强民族精神的培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彼时的中国刚从泛政治羁绊中走出。从那时起，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效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减弱，如何重振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复兴民族大业提供精神动力显得日益紧迫。古往今来，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在发展中都会形成比较一致的共同的理想、信仰、价值观，这也是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精神所包含的价值标准即为社会性的标准，在社会成员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为个体人格的价值标准。大众文化尽管有很多负面影响，但它也具有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可以平衡人们心理，调整人们情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护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文化的民主化、平民化发展。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功能在大众文化发展中渗透民族精神，利用大众文化强化民族精神在人们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力，引导人们找到理想的归属和寄托，如此，可以避免强制教化带来的抵触。在这方面，影视、小说、相声、小品大有作为，在文学艺术中塑造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社会楷模，去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具体体现在民族实践中，体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当前，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突出体现在改革和创新的时代精神上。当今世界竞争激烈，改革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勇于改革和敢于创新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大众文化的发展围绕服务于改革、创新的实践有助于民族精神培育。
     其次，在文化整合中推进民族精神的培育。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中外跨文化交流不断，中国始终面临着如何妥善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冲击等问题。全球化背景下，大量外国文化以大众文化形态进入中国，文化多样性出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同质文化遭遇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我们先前已有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核心信仰遭到了重大冲击。”8按商业机制运作的网络文化使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的规模、速度都异于从前。网络无国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霸权者，殖民时代的霸权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具有强制性。今天的文化霸权是非暴力、非强制的，它是通过掌握话语霸权，利用网络等传播媒介铺天盖地、反复宣扬西方的文化来实现文化霸权，确立文化霸主地位。由于“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西方价值观念千百次敲击人们心扉，人们自然认同了，网络文化的“离散”作用之巨大可见一斑。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而要在承认文化多样性前提下完成文化整合的任务，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文化协调为整体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集合，而是经过选择、消化、吸收而达到新的适应，因而是文化创新的过程。正确处理文化整合会给民族文化带来新鲜的血液，更新改造落后的传统；反之，文化整合可能造成民族文化传统的丢失。基于此，我们承认“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9，并且“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0来丰富我们的民族精神，如：理性、契约意识、法治观念，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缺乏的。最近，贵州瓮安“6·28”事件、杨佳袭警案等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急需培育理性精神、法治观念，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大力倡导的民族精神。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以中国的民族精神为主体来整合外来文化，剔除其糟粕，抵御其文化侵略。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不利于弘扬、培育中国民族精神。在文化整合中，不断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世界文明进行选择、吸收，在吸收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赋予民族精神时代感，增强民族精神的国际感召力、吸引力。
　　再次，从民族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资源。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它产生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精髓，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矿源。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就是由儒家的“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观念发展而来；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是由56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长期的文化熏陶而形成的。神话、寓言、京剧、地方戏剧、古典文学等作为大众文化的深厚历史土壤，都蕴涵着民族精神，可以利用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资源弘扬民族精神。今年春节，南方遭受雪灾、5月，汶川大地震，中央电视台都曾播出《锁麟囊》这一程派名剧，戏剧宣扬扶贫济困、知恩必报的传统精神，“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怜贫济困是人道，哪有个袖手旁观在壁上瞧！”美妙的唱腔极大感染了观众，激发了他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情。
     革命文化更是民族精神可以深度开发的一个矿源。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歌曲、电影、戏剧、电视剧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中是一大亮点，它拒绝庸俗、颓废，它崇尚理想、崇拜英雄、鼓舞奋斗、歌颂奉献、牺牲，诸于此类都可以作为民族精神的有机元素加以利用。近两年，荧屏上以红色经典为题材的电视剧收视率都很高，如《一双绣花鞋》、《长征》、《亮剑》、《暗算》、《特殊使命》等获得观众好评，这些电视剧讴歌了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弘扬，而观众也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感同身受，付诸于行动。
     可见，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仍然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发掘大量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具有时代感的民族精神因子。
     总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如火如荼，剖析大众文化对民族精神消极影响，目的是力求趋利避害，正确把握发展大众文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剑雄）

1 郭凤志：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研究，《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第27页。
2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3 《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7日。
4 《金融时报》2008年7月25日。
5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页。
6 王蒙：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
7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8 [英]理查德﹒D﹒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摘自何云峰、苏令银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科发展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