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西方发达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西方国家强调意识形态掌控策略、途径及手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从而突出了其通过掌控意识形态达到维护政治统治，攻击和颠覆异己制度，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真实目的及本质。西方国家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和做法是，注重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基础地位；强调传媒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工具作用；重视宗教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精神控制功能；强化社会舆情控制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导向作用；坚持对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输出；毫不松懈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等。这些具体做法对于我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 西方发达国家 意识形态掌控 途径 启示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这种现状的出现与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掌控有密切的关联，同时西方国家在对意识形态的长期掌控中所形成的策略和做法，对于我国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西方国家掌控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地区之间交往加深，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中形成了一个统一体。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借此竭力宣扬经济全球化是超国家、超阶级的，是“地理的终结”、“国家权威的消蚀”、“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从对西方国家掌控意识形态的历史进行考察，人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反而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推进而不断调整掌控的策略和手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由此可知，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体系植根于并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一国国内而言，它体现的是特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则代表着一国的国家利益或特定国际组织的集体利益。
出于意识形态在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制定和施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西方国家政府一贯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并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操纵实践中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事实上，美国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极其强烈的国家。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就指出，“美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人们通常不注意它们的意识形态，那是因为它们都赞成同样的意识形态，其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它任何民族都更一致”。特别是美国对内主要通过国民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宗教教化、文化及传媒管制等使公众自觉认同现行社会制度、核心价值与社会理念，并成为西方国家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总体状况来看，西方国家的公众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度很高，而其国内对于共产党及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的关注度却是很低的，甚至很多公众支持政府将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列为无赖国家的行列。这些无不证明了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国内的意识形态掌控方面是有一定成效的。
在对外意识形态掌控中，西方国家致力于实施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输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附加政治要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由其主导和实施的秘密谍报和颠覆活动。从其实施意识形态掌控的结果看，它是导致苏联、东欧解体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对外宣称在两大意识形态体系斗争中取得所谓“胜利”的最重要标志。
通过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掌控的总体状况进行客观评价可以看出，它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发挥了“辩护”功能，对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起到了的“维护”作用。
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掌控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其实施掌控的策略、途径及本质、目的等有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从而在今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在斗争策略的制定，方法的安排上更具有针对性，并最终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掌控过程中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措施，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对内对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西方发达国家掌控意识形态的基本途径和做法

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掌控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套成熟而有效的掌控意识形态的途径和做法，从而使西方国家对内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政治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的宣传和灌输，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对外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渗透、攻击等达到甚至超出了他们预期的目的。其基本途径和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基础地位。西方各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教育理念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的传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教育途径及环境方面，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辐射全社会的互相合作、不断协调、目标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通过“合力”的作用取得了最佳的教育效果。在教育内容安排上注重对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而西方传统文化中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民主与平等、尊重与理解、责任与义务、诚信教育等在素质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方法的间接性、启发性，并与教育环境结合，以使受教育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进行自我感受、自我体验与自我规范，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名有实”的。一提起“世界大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迄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然而，它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是不是也处于前列的地位呢？这个问题大概很少有人想过。甚至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有人还会反问：“难道美国有思想政治教育吗？” 其实，美国不但有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它的思想政治教育搞得还很有成效，在维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和资产阶级接班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西方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推行，使国民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有了高度的认同，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撑。
第二，强调传媒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工具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掌控的主要工具，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在政府的控制下，西方媒体的职能首先是对外宣传。西方国家需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书籍和电影等媒体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思想等理念，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的宣传。目前，西方无线电台网络已经构成了世界性系统。美国政府控制的“美国之音”等在西方对外宣传广播媒介中处于核心地位。苏东剧变与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宣传作用的发挥脱离不了干系的。其次是发挥其对内引导、教育、塑造国家政府形象的功能。西方国家大众传媒是为特定社会集团利益服务的舆论工具，在对内新闻报道中体现着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和价值观。政府为了维护其公众形象及贯彻执政理念，多数西方国家制定了法律或规则以限制媒体的新闻报道。而媒体面对政府的压制，往往采取妥协的态度。如英国媒体受制于政府，在对“9?11”事件、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始终保持与政府对外宣传口径的一致，片面强调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成分，从而失去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应有的公正、客观的立场。显然媒体的报道虽然维护了政府的形象，但它牺牲了公众的知情权。
此外，西方一些媒体还经常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去年，北京奥运圣火在旧金山安全传递后，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圆满完成传递。就在此时，CNN主持人卡佛蒂辱骂华人是“呆子和暴徒”以及旧金山市议员戴利“中国政府出钱雇人”的不实言论，激起了旧金山华人社区的愤怒。英国广播公司（BBC）是世界知名的媒体。在北京奥运会期间，BBC的一些对华报道中却存在着政治偏见，这些偏见甚至影响到了其报道中国话题时的公正与客观（环球时报2008-09-16）。
第三，重视宗教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精神控制功能。西方发达国家政教关系紧密，并重视发挥宗教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尽管西方国家大都实行政教分离，但在现实社会中的西方宗教与政治存在着相互渗透与相互利用的关系。国家多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对国民进行教化，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治功能的正常运转。宗教的社会功能包括：发挥宗教作为社会纽带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启用宗教作为法律和道德的辅助手段，进行社会控制的功能。目前，宗教在西方已经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利用宗教教义所具有的精神麻醉功能，使人们安于现实，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正是以上社会功能的实现使宗教成为西方社会不同群体的粘合剂。它在意识和行为两个方面维系着社会共同体，为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心理与文化基础。
另外，西方国家也将宗教作为对外渗透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工具。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有着系统的价值判断体系。它无法摆脱与种族、利益、集团势力的结合，因而宗教具有强烈的政治归属性。西方宗教源于私有制及其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进攻的武器。乔塞亚?斯特朗在《我们的国家》一文中写到：“美国作为负有上帝使命的国家，神圣的职责是把美国的福音扩展到美洲之外的国家。”①美国历届政要与罗马教廷相勾结，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之后，积极推行其“东方政策”，表明了与马列主义坚决对立的姿态。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成为西方世界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典型事例。此外，西方国家还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国家制造麻烦。如西方势力利用佛教与所谓的西藏民族问题制造事端，企图分裂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西藏达赖在西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西方传媒称之为“和平与民主”的斗士，为西藏的“人权”做出了“贡献”。约翰?保罗二世曾多次接见达赖，而国内受达赖遥控指挥的反动势力多次进行武装暴乱，也是以宗教为借口，利用宗教活动进行分裂的事实。特别是在中法即将迎来建交四十五周年之际，时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打破常规，执意会见达赖。双方关系顿时急转直下，陷入低谷。
第四，强化社会舆情控制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舆论导向作用。舆情即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反映了社会公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心理的“风向标”。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重视对民情民意的调查研究，通过对舆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心理，并将此作为制定对内对外政策，化解社会矛盾，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社会稳定的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舆情控制包括三个步骤：首先，西方国家设置了完备的民意调查机构对民意进行广泛调查，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其次，西方各国政府重视对社会舆情表达的控制。即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政府对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的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有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掩盖，从而使民众政治态度得不到表达或表达不充分。再次，目前在西方国家，政府行为在解决社会冲突及引导舆论上处于主体地位。政府的舆论调控行为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制定了保护国家利益的政策，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惩罚。
比如，如为了限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法国政府提出了“保卫法兰西文化”的口号，并立法规定欧洲及法国的影视作品的播出时间、财政资助的金额等。法国《当代新闻学》一书谈到法国广播电视事业时说：“他们大部分（电视几乎是全部）归国家管辖，因此一位共和国总统称他们为‘法国之声’”。②在“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美英媒体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如CNN、ABC等始终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报道事件的经过，左右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为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国内舆论支持。
第五，始终坚持对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体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如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支配，美国的历任总统都积极致力于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输出国外，尤其是企图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西方国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与输出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包括：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看重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的必要性。尼克松在他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提到人员互访，期望通过此途径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各种“培训中心”、“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等措施在实践中得以推行。西方文化交流策略成为导致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对外经济交往中附加政治要求。它体现的是“居支配地位的行为者(霸权国家)为了谋取更多的特殊利益而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并把规则强加于较弱小的成员”。③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以提供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要求，以达到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与输出的目的。作为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受援国还应进行全盘西化的社会改革。西方强制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国家都广泛存在。④另外，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经济制裁实现其政治目的。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中国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是“镇压民主运动”和“侵犯人权”，因而制裁并胁迫中国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
第六，毫不松懈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始终不曾放松过，并力图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理论根基上对其加以彻底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之时，西方政治理论界及各国政客就将其描述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⑤，随后伯恩斯坦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二战后两大制度之间冷战的全面爆发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系统的否定和攻击。尤其是苏东剧变的发生，仿佛为西方发达国家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事实依据。与此同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及思想意识纷纷粉墨登场，一时间各种鼓噪之音甚嚣尘上。从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论，到意识形态终结论、趋同论，西方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敌对与否定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见其削弱、铲除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始终如一，不曾动摇。西方的各种理论都集中于攻击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和科学研究的产物，认为这一理论是脱离现实违反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而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不适应现象，以及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一切罪恶都归结为财产私有制”，则被西方各种理论与思潮视为自身立论的依据。
在苏联及东欧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意识形态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走上前台，西方世界期望通过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借以牵制中国的发展。西方政治理论家不仅全盘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查德?尼克松甚至估算社会主义在2000年就从地球上消失，而事实已经证明了其错误性。

三、西方发达国家掌控意识形态给我们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掌控在途径上将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方法上注重灵活性，强调实效性，而掌控方法的渗透性和隐蔽性也十分突出。尽管我们同西方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方法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和可借鉴价值。为此,我们应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在认清其本质的同时，适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掌控的某些“成功”做法并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丰富和完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实效性。第一，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性，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西方国家出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考虑，进行了大量淡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实则是反社会主义及异己文化，从而达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为了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攻势，我国在思想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完善意识形态掌控的方法、措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到我国实际，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受教育者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尽力提高思想工作的受众性；二是要贯彻宗教政策，加强宗教工作，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合理利用激励机制，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意识，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后，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工作方法上进行创新，以实现其科学化和现代化。比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以吸纳其合理成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对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产生重要影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工作手段的现代化。西方国家传媒技术非常发达，这为其有效实施意识形态掌控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我国互联网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起步，需要尽快加强。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任何忽视高科技和网络信息手段应用的想法，都将导致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性，形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合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各种意识形态工作途径的作用，形成富有成效的掌控体制和工作机制，并尽力促使意识形态工作各要素相协调，在合力的作用下使意识形态工作发挥应用的功能。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政府的主导下，较好地体现了工作的系统性，并在工作实践中形成合力，实现了意识形态掌控工作的目的和要求。与之相比，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仍需要在不少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应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权，完善党、团及工会组织机制，并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协调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组织等资源，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良性运转。在现有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加强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分工、互动与合作，形成完整的思想教育网络，注重通过传媒、舆论、宗教、管理、服务、活动、交往、环境等方面来体现并贯彻相应的教育和发展目标，并通过各种教学及学术活动进行教育，实现教育目的。
第三，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性，体现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包括其政治功能、社会文化功能、经济功能、外交功能等⑦。西方国家政府在掌控意识形态过程中，十分强调掌控手段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在对内意识形态举措方面，西方国家重视意识形态的多功能性，往往根据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掌控的方式、内容等，以符合其维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多功能性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强调要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功能。其次，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经济功能。再次，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整合功能。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充分发挥关系到人心的聚散、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强盛及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理应受到人们的关注。
第四，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在强调自身政治价值观念等主导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同时，提高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接纳能力，从而使其更趋向于多元化的态势。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这一点在我国宪法中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多样性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需要在思想工作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并使其能够与思想意识的新变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为此需要继续保持开放的意识，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并善于批判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合理养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中国特色。
总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提倡和弘扬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努力实现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相统一，在求同存异中推进社会和谐，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征程中彰显出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注释：
①Walter A.Lateber.“The New Empire”[M].Califoe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77.
②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③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5-

36.
④陆夏《第七届世界社会论坛综述》，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71页。
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载于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⑦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⑧《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卷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