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记》，有学者认为系孔门后学论礼的文献杂集；有学者认为其中有先秦之作，亦有西汉初期之作。至于其中的《王制》篇，钱玄认为：“《王制》之作，应依郑玄说，在战国时，孟子之后。”[①]任善铭甚至认为，《礼记·王制》是孟子后学根据孟子思想而制作的[②]。杨宽《西周史》论天子派遣、选拔、任命诸侯之卿的制度，引用《王制》说明这种制度在西周确实实行过。[③]足见《王制》虽是先秦儒家理想化的政典，仍保留了一些西周的古制。

     关于《周礼》，钱玄认为：“《周礼》是儒家之书，其成书在战国后期。”其思想主要属早期儒家，也有一些是发展到战国后期的儒家融合儒、道、法、阴阳等家思想而成。[④]杨宽说：“《周礼》虽是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是其中所记的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又说，《周礼》所载已不是西周原有制度，“是儒家按后世流行制度作了改造的”。[⑤]
   
     《礼记·王制》与《周礼》都是讨论制度的，大体上体现了先秦儒家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当然其中有的制度在西周春秋时代实行过，有的制度在战国时代实行过。《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以下简称《地官》）的内容与《礼记·王制》（以下简称《王制》）的相关性较大，本文就其中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福利制度的内容合而论之，以就教于方家。
   
     “社会公平正义”“福利制度”显然属现代思想与制度的范畴，中国古代经学资源与政治哲学资源中有没有这些方面的内容或因素，可否这样讲，颇易引起争论，笔者的基本看法已讨论于旧作[⑥]，请读者参看，兹不赘。
   
    一、荒政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日眚礼，八日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⑦]规定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掌握救济灾荒的十二条政策，凡遇到灾荒，诸侯国应贷给百姓谷种与粮食，减轻租税、刑罚，免除征调徭役，开放关市山泽的禁令，免除市场货物的稽查，减省或简化礼仪，鼓励婚嫁，祭祀鬼神，严惩盗贼等，以安定万民，不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又说：“大荒，大札（疫），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即遇到大的饥荒或瘟疫，大司徒应命令相关诸侯把灾民迁徙到富裕之地，把粮食运往灾区，解除山泽禁令，停止征调徭役，减轻赋税，宽大处理罪犯。
   
     组织灾民迁移到安全、富裕地区，把粮食运往灾区的制度，又见于《周礼?地官?廪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一鬴相当于今一斗二升八合。即年成不好，百姓平均月口粮达不到二鬴，或有瘟疫，廪人的职责是建议诸侯国组织移民，并请天子减省国家的用度。“移民就谷”至少在战国中期已成为定制，例如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魏国的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凶指灾荒，年成不好。魏惠王对孟子抱怨，说：我执行了移民就谷，却仍然得不到百姓的谅解、拥戴。孟子则批评魏惠王只是被动地这么做了，没有从内心关爱百姓，没有从根本上立仁爱之心，真正实行制民之产、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仁政王道。
   
     《周礼?地官?均人》：“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均人的职责是掌管平均乡遂公邑的税收，遇到灾荒、病疫，就要免除力役、土地税，及山泽、田园之税，也不须再平均土地税。《周礼?地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周礼?地官?司关》：“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这都是说，在灾荒瘟疫下，市场不再对货物征税，关口停止征税，还要铸造钱币救济百姓。
   
    《周礼?地官?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效野，而以王命施惠”遇到天灾人祸，司救的职责是，持节巡视王城及郊野，以天子的名义慰问并救济灾民。
   
     此外，还要积极备荒。《周礼?地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遗人的职责是掌管王畿内米粟薪刍的储备，以准备向贫弱或需要者施惠。各级政府的储备都是用于救助，扶危济困，招待宾客等，县都的诸备，用来备荒。
   
     《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⑧]天子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冢宰制定国家的财政预算。他必须预防灾荒，使国家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国不成其为国”。三年的耕种，定要馀存一年的粮食；九年的耕种，定要馀存三年的粮食。以三十年来看，即使有大旱灾大水灾，老百姓也不会挨饿。这样天子才能安心用膳，日日听音乐。
   
     二、养老恤孤扶弱
   
     《周礼》《礼记》中有对社会弱者予以扶助的制度设计。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大司徒的重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蕃息，保障老百姓，特别是贫弱者的生活。这是安养万民的六条政策：爱护儿童、敬养老人、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也不苛刻索取富人。
   
     《周礼?地官?乡师》：“辨其老幼、贵贱、废疾、牛马之物，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賙万民之艰厄，以王命施惠。”乡师的职责是负责本乡的政教禁令，督察乡吏。其中，要分辨并登记老幼、贵贱、废疾，及牛马的多少，弄清哪些人可以胜任种地服役，哪些人应免除徭役；一年之中巡视京城之内及城外六乡四邻的人民，周济百姓的饥饿、穷困，以天子的名义对他们施予恩惠。《周礼?地官?族师》：“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族师的职责是掌管本族的戒令政事，其中，要查明本族的贵贱、老幼、废疾者，及能胜任各种劳动的人。
   
     关于养老制度，《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上古虞夏殷周都有养老之礼，《王制》作者肯定综合前代的周制，强调实行养老礼的礼仪制度，也有专家说是对大夫及士庶人为官的退休者实行分级养老制。关于五十岁以上老人（包括平民）享受的优待，《王制》曰：“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衰之事弗及也。”这里的“不暖” “不饱” 句显然来源于《孟子》。《王制》又说，三代君王举行养老礼后，都要按户校核居民的年龄。年八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徭役；年九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残疾、有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中可有一人不服徭役；为父母服丧者，三年不服徭役；从大夫采地迁徙到诸侯采地的人，三个月不服徭役；从别的诸侯国迁徙来的人，一年不服徭役。
   
     关于对待鳏寡孤独与残疾人等社会弱者，孟子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
   
     《王制》几乎重复孟子之说，指出：“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常饩”，即经常性的粮食救济或生活补贴。又说：“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对于聋、哑及肢体有残疾、障碍的人则有供养制度，即由国家养活。国家则以工匠的收入来供养他们。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即老百姓中的老人不能只有饭而无菜肴。又曰：“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 ”，即通过教化，形成风气，引导人民孝敬长上，帮助贫困者。
   
    三、颁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之制度与政策
   
     《地官》又说，大司徒的职责中，有一条是让所有的成年人都有职事，都有生活来源：“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这十二种职业是：种植九谷，种植瓜果蔬菜，采集山林川泽的物品，养育繁殖鸟兽，加工金石珠玉等工艺品，贩卖货物，缫丝绩麻织造布帛，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闲居无事可受雇于农工商贾虞衡等，学习道德文艺，从事祖传的技艺，在官府为公家服务，充当府、史、胥、徒等。在《荀子》中则还有职业培训，这里不细说。
   
     关于安居，《王制》曰：“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司空负责丈量土地使民居住。如果是山川沼泽地，要观察气候的寒暧燥湿，并测量土地的远近，来确定居邑与水井的位置，然后兴建工程。凡使用民力，让他的承担老年人能干的活，而供给壮年人的粮食。关于民居，不同地区的人及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可以因其俗而教，但不要改变。“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里说的是安置人民的居处，要根据地理条件、居邑建制、居民多少来调节，使之相称。没有旷废的土地，没有无业游民，节制饮食，遵守农时，可以使民众安居乐业。
   
    关于土地、赋税与商业政策：《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古时借助民力耕种公田而不征收民的田税；贸易场所只征收店铺税而不征收货物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开放山林河湖，百姓可按时令去樵采渔猎；耕种祭田不征税；征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田地和居邑不得出卖；墓地不得要求墓葬区以外的地方。在《孟子》《荀子》中都有类似材料。
   
     《地官》规定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根据不同的土地，辨别十二分野及每一分野的适宜的居民、鸟兽、草木，从而选择人民的居处，使人口兴旺，鸟兽繁殖，草木茂盛，土地潜力得以发挥。又辨别各分野适宜种植的植物，教民种五谷与蔬菜果木。又要“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即依据土地贡赋的律法，辨别五种土地所产之物与九等土质，制定天下的土地税制，以劝勉人民做好本职事务，交纳土地所生的谷物，以征收钱谷和各种赋税，使天下征税公平而尺度统一。
   
     《地官?小司徒》规定小司徒的职责是，“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邻、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即负责国家的官法，稽考王城及四郊男女人数及井比（都鄙公邑九夫为一井，四郊乡遂五家为一比）编制的家数，分别贵贱、老幼及残疾之人，免除他们的赋税与力役，执掌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使他们不失礼法。“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小司徒的职责还有：均平分配土地，稽考人民，确知全部人数。授予上等土地的一家七个人，其中年轻力壮能胜任劳役的每家必须有三个人；授予中等土地的一家六个人，其中年轻力壮能胜任劳役的两家合起来必须有五个人；授予下等土地的一家五个人，其中年轻力壮能胜任劳役的每家必须有两个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凡召集徒役，每家不能超过一个人，如果家里还有年轻力壮的男子，可以作为羡卒，只有在田猎、抵御外寇及伺捕盗贼时，正卒羡卒才须全部出动。“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小司徒以井牧的制度划分土地：九百亩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使人民经营土地，并命令他们交纳贡赋，以及税收等事。划分邦国、都鄙、乡遂等行政区域，分清各类衡、虞等官吏的职守，使他们努力本职工作而均平地税。
   
     以上涉及对六遂居民平均分配耕地的事以及平均担负兵役、劳役与地税事。《地官?遂人》曰：“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把土地按肥沃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地，正夫颁给居处、田百亩、休不耕之田五十亩，余夫按正夫的比例，每人颁田二十五亩，休不耕之田十二亩半。余类推。《地官?大司马》亦曰：“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上地谓肥美田也。食者参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顷，岁种二顷，休其一顷。下地食者参之一，田薄恶者所休多。’）”杨宽在《西周史》中认为，六遂、六乡居民同样有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对‘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无非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均分对贵族的负担。‘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⑨]
   
     《地官》规定载司的职责是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及制定相应的税率，以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合于做什么，让这一土地上的人民从事最相宜的职业，并依国家法令来征税。王城之内的土地，用来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和士大夫的府第，城外郭内的空地，用来种植瓜果蔬菜。土地征税办法：王城内公卿大夫士的住宅，免税；老百姓的住宅和种植瓜果蔬菜的园地，征税二十分之一；近郊的田地，税率是十分之一；远郊的田地，税率是二十分之三；甸、稍、县、都的田地，税率不超过十分之二；只有漆林的征税率是二十分之五。凡是在住宅旁不种植桑麻的，要按住宅面积的大小处以罚款；凡是让田地荒芜的，要按田地的大小处以罚粟；对无职业而又游手好闲的人，不仅罚他交纳闲粟，还要交纳丁钱。按时令征收税赋。
   
    《地官》规定均人的职责是：“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均人掌管平均乡遂公邑的地税，即平均衡虞之类和农圃之类的人的税收，平均人民、牛马、车辆对力役的负担。凡是人民从事力役的天数，丰年时一年之中可以有三天，普通年份一年中可以有两天，年成不好的年份一年中可以有一天。遇到荒年或疫病流行，则免除力役。
   
    四、选贤与能
   
     涉及政治参与权、受教育权的有关选拔子弟的制度，亦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一部分。
   
     《王制》关于人才的选拔与贵族子弟的教育、培养：“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子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各乡考察优秀人才，上报司徒，叫选士。司徒再考察选士中的优秀者，升于太学，叫俊士。选士、俊士均不服徭役，叫造士。乐正以《诗》《书》《礼》《乐》四种学术来培养人才。王太子、王子、诸侯的太子、卿大大和元士的嫡于，及俊士、选士，都要学习这四种课程。入学后按年龄安排课程。将毕业时，小胥、大胥、小乐正检举不遵循教育的子弟，上报大乐正，大乐正上报给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到学校去帮助教育这些子弟。如果不改变，王亲往学校视察，或三天用膳不奏乐，或把不遵循教育者摒弃到远方。大乐正考察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王，把他们提拔到司马属下，叫进士。
   
     《王制》又说：“司马辨论官才，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司马辨别、考察、任用人才，考察进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王，由王下定论。然后委任官职，出任官职后授予爵位，爵位定后发给俸禄。大夫放弃职责的，终身不能再做官，死后以士礼埋葬。有战事，则命大司徒对士训练车甲之事。
   
     关于各行各业技艺者的考察与任用，《王制》说：“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赢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考察力士、技艺者，并派他们到各地去。对于为王服务的技艺者，祝、史、卜、医生、弓箭手、驾车人及各种工匠，不可从事专业之外的事业，也不任官职，在乡在大夫家可按年龄与士排列位次，出了乡则不可。
   
     《地官》规定乡大夫之职份中有：“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人使治之。”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人民的德行与道艺，从中选拔、举荐出德才兼备的人。乡老与乡大夫率领所属官吏及善良的乡民，以乡饮酒礼来接待这些被举荐的人，以示尊敬。次日，乡老与乡大夫及属官，进献举贤良的文书给天子，天子再拜接受，并把文书交天府收藏，由内史保留副本。献书之后，乡老与乡大夫各在本乡与乡民一道举行乡射礼，用五事考察习射的乡民，并征询大家的意见，以预选下届被荐举的贤才。这五事是：射时是否志正体和；行为举止是否合于礼；是否准确中鹄；是否和合乐歌的节奏；作弓矢舞的舞姿是否优美合礼。这是让百姓们自己推举德行好的人和有才干的人，使优秀、卓越的人能到王朝的官府做官，或在本乡任职。
   
     《地官》关于州长、党正的职责中，也有选拔贤能者的规定。如州长每年聚集本州人民学习道德、政令、律法，考察他们的道德操行与技艺才能，加以劝勉，纠正过失等。春秋二时，以乡射聚民。“三年大比，则大考州是，以赞乡大夫废兴。”每三年一次大比，州长对属下的党、族、闾、比的各级官吏以普通民众，作一次大的全面的考核，以辅助乡大夫对官吏的任免，或升或降或废置，并从民众中选拔贤能者。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众的受教育权与被选拔权。
   
   
    五、德教及刑罚的慎重、程序化与私人领域的保护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地官》规定大司徒从十二个方面对百姓实施教育：“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而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除倡导良风美俗外，大司徒又要“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即用乡学的三种教法来教化万民。有贤能的人，则以宾客之礼敬待，并举荐给天子。以六德、六行、六艺、来薰陶、培育民众。这其中的核心是仁爱、善良、关爱他人，体恤贫苦的人。
   
     《地官》中有关师氏、保氏职责的规定，亦强调对天子的谏诤，批评其过失，使之改过迁善。对天子、公卿大夫的子弟的教育也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同时施以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六仪之教，训练其文事武备的功夫与算术，提高其应对、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通过各种技艺的训练，观察并提升其德养与能力；通过孝行、友德的培养，不让他们滋生悖逆凶恶之心，教育他们尊敬贤良，爱护人民。
   
    儒家同时重视法治，《地官》《王制》中也有刑罚制度的记录与设计。我这里只指出一点，即在审案、判案、处罚过程中如何审慎、认真，避免冤案，严格程序及对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
   
     关于司寇听讼治狱的法规与审理案件的程序，《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听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这是说，司寇负责审查刑律，明辨罪法，以审理诉讼。审案时一定不能草率，要再三探讯案情。对于有作案动机而无犯罪事实的不予受理，对于从犯从轻量刑，对于曾宽赦而重犯的人则从重处理，定罪施罚一定要符合事实。审判案件中，要从体谅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关系的大义的角度来权衡，要考虑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审慎分析，区别对待，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奉献忠良爱民之心，来彻查案情。有疑问的案件，要广泛地同大家商量、讨论；众人疑不能决的，则赦免嫌疑人。审判案件要参考同类大小案件的已有案例来定案。经过审理核定嫌犯的供辞后，史把审案结果报告给正；正又审理一番，再把结果报告大司寇；大司寇在外朝棘树下再审理一番，然后把结论报告给王；王命三公参与审理；三公再把审案结果报告给王；王又对罪犯多次提出宽宥的理由，然后才判定罪刑。凡制定刑罚，人易犯的轻法不作赦免的规定。刑是成型的意思，人体一旦受刑成型就不可改变了，因此君子审理案件不能不十分尽心。
   
     在《地官?媒氏》中有曰：“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这是说，凡是涉及男女阴私不宜公开审理的案件，要在上下封闭的亡国的社中审理；其中有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构。  
    
     综上所述，《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中，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原始人道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人文精神。其中，有不少制度文明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如有关应对灾荒、瘟疫，予以组织化救治的制度，有关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贫困者等社会弱者的尊重与优待的制度，都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且后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发展，这都有类似今天的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因素。有关颁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的制度与政策中对老百姓权利与福祉的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保证，有关小民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基本保障，有关对百姓施以道德与技能教育的制度，有关刑律制定与审判案件的慎重、程序化与私人领域的保护方面等，也都涉及到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只要我们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省视，同样是在等级制度中，以我国先秦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政治文明相比照，则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哲学理念与制度中的可贵之处，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国人不要过于轻视了。   
    
    [①] 钱玄等编：《三礼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②] 详见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③]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④] 参见钱玄：《前言》，钱玄、钱兴奇等注译：《周礼》，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页。
   
    [⑤]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前言》第2页。
   
    [⑥] 参见郭齐勇：《先秦儒家论公私与正义》，陈来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⑦] 本文关于《周礼》的原文与今译，依据于《十三经注疏》中的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又参考了前揭钱玄等注译《周礼》，以及吕友仁译注：《周礼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本文关于《礼记》的原文与今译，依据于《十三经注疏》中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又参考了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⑨]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