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到进入近代之前，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则深入到了村寨，以致变成一些地区村寨的乡规民约。下面就对儒学之所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作一初步和粗浅的探索。
一、中央封建统治者维护其在
全国统治地位的需要
    儒学之所以被汉武帝定为一尊，原因就在于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很好地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及其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例如它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弟弟、兄兄的伦理规范，就怡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中央皇权的要求。所以自儒学登上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宝座之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便不断强化其在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这表现为：一是把孔子作为“圣人”的地位越抬越高。先是在汉代被奉为“素王”，继而从东汉至唐被奉为“先圣”、“先师”、乃至“文宣王”。至宋则被追谥为“玄圣文“宣王”，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到元武宗时又加了“大成”二字，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谥号“至圣先师”。清代则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样，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就不但在汉族中，而且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二是从汉以后至唐，逐渐把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变成了科考取士的必读课本，并一直延续至清朝，从而也就把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知识分子引到了尊孔读经的道路。例如清代壮族的著名学者刘定逌（公元1720—1806年）作了一付对联云：“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干古，才识千古大文章。”【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下引此书均为此版。】他在《写怀二首》中又说：“万仞山头万仞山，层崖绝壁小心攀，要从万仞峰头立，细把工夫问孔颜”【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下引此书均为此版。】三是把儒家的思想作为乡规民约的内容，使其深入于村寨和民心，这样就使儒学深入到了封建社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最底层。以上政策、措施，不单为汉族中央朝廷的统治者所采取，而且也为入主中原的蒙满两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所仿效。例如元朝的忽必烈就主张“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徐世隆》，《元史》卷一六O。】，仿效“汉法”，以儒学定朝纲，立法纪，建各种典章制度；清朝康熙也依宋明以来发展了的儒学——理学及心学来治理国家。这样做无疑是历代帝王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对于当时大多数尚处于原始社会以及奴隶社会或少数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无疑也是促进其进步的措施，因而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进步和发展的。这可以说是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二、先进民族的文化向后进民族
传播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民族都不是在绝对孤立中发展的。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宗教、服饰等等，一句话，凡是能够体现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虽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无不都是在同周边民族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发展的。这种作用虽然从来都是相互的，但总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即总是先进民族的文化影响后进民族。这可以说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并且是不难举例说明的。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唐代，周边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就曾派了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文化，以及在近代中华民族落伍之后所发生的西学东渐，就都是这一规律的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发展也是如此。汉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较早，因而长期来在多数情况下居于主导地位。这样，汉族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社会制度和先进文化，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也就很自然地向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例如，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董仲舒所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春秋繁露•竹林》】，就反映了儒学向被称为所谓“夷狄”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后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南征带去的儒文化之被少数民族所接纳，无疑也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当然，这一规律之所以发生，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下面要谈的各个民族都有追求文明、发展和进步以及要求安定、团结和有秩序的内在趋动力。世界及包含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就是在这一规律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延伸和发展的。因此，这其实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或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发生民族大融合的最根本和最深层的原因。
三、少数民族追求文明、进步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任何的民族也不会自甘落后，而总是力图在竞争中自主、自立和自强，因而在同周边民族的交往中总在力求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加强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摆脱落后状态，成为强大，文明的民族。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这可以儒学向白族传播的情况作一说明。早在唐代，云南白族就建立了一个南诏政权。当时为了增进自己民族的文明，就曾专门派员前往成都“习孔子之诗书”，从而使儒术在白族得以广泛传播。到了宋代，在大理建立政权的白族统治者中又出了一位贤相高量成，更加推崇儒学，“公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胃，以智勇为心胆”，即以儒来治国，从而使“天下大化”【见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606页】。此后，到了明代，白族又出了一位叫李元阳的思想家，潜心于心性理学的研究，继承和阐发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他明确指出，孔子之道就在于以仁“善于其身，施于其政”，以达到“教化行，而人知亲长之义，……则盗贼非所患也”【《秀峰书院记》】。从高量成和李元阳推广儒学以使其本民族得到“教化”的情况来看，就充分表明了后进民族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追求文明和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在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四、少数民族统治者为维护其
统治和社会安定的需要
    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干，既有促进人类社会文明、民主、进步、团结、爱国及维护社会安定的一方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同时也有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维护封建专制和压迫、剥削的一面，这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儒学中学习封建统治术及维护社会安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可以说是儒学在少数民族中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间，罗甸县布依族的土司在修订《黄氏宗谱》中追述自宋以来四百余年训戒子孙的戒律时，就写道：“沐雨栉风，鞠躬尽瘁，无非以忠君爱国传家之意，故祖训八条，首以忠爱开其端。”【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74页】为此，他还援引孔子的话并大加发挥，如说：“孔子曰：‘臣事君以忠。’是知为臣之道无他，为在于忠而已矣。益忠始能敬尔在公，忠始能慎乃有位；忠始能惨惨畏咎；忠始能蹇蹇匪躬；忠始能致其身而不顾其身；忠始能敬其事而鲜败其事。”【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74页】此外，在这个《祖训八条》中，还特别强调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孝悌也者，天之经，地之义。……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同上书，第176—177页】很明显，布依族的土司之所以在修订祖训之时援引孔子，宣讲儒家的“忠君爱国”和“孝悌”的思想，就是要他的臣民们效忠于封建朝廷，服从于他的统治。不仅如此，布依族的各个村寨，订立乡规民约，也以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教化人民，维持其社会洽安。如马黑寨的《乡规碑》即说：“士农工商，是君王之正民，奸诈淫恶，乃乡里之匪类。”【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80页】者冲地方的《乡规碑》亦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人有家规，敬老慈幼，勿忘宾礼”【肖万源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180页】。这无疑是有利于维护当时人民生活安定的，但更主要的则是维护了当时统治者的统治。由此表明了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接受儒学并使之在其民族中得以传播，同其利用儒学以维持其统治是直接相关的。由此亦可理解蒙、满两个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仍要以儒学作为其统治思想的原委了。
五、儒学向少数民族传播是中华
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部分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大融合的过程。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多个民族，不断地分化，结合，再分化，再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创造了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传统文化，而这个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儒学。所以，儒学向少数民族传播的过程，也是各族人民创造、发展儒学的过怪。这是因为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儒学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儒学被少数民族所吸收，改造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被少数民族所吸收的儒学也在被少数民族的文化所改造。当然，它们的这种相互融合和改造的具体形式和情况，也因具体历史情况和少数民族原有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蒙、满两个民族，由于是从边塞入主中原，所以在把他们原有文化带到中原的同时，几乎全部继承了孔孟儒学、新儒学——宋明理学。但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则大多是被那里的政治家、思想家将儒学与本民族的文化揉合到一起，变成其统治思想，乃至变成乡规民约的形式；而在回族中，则采取了“以儒诠经”的形式，如明清之际伊斯兰教的学者王岱舆，在撰写其《正教真诠》一书时，即把宋明理学与伊斯兰教哲学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信天命，重三纲，守忠孝，倡忠恕，以五常诠五功（穆斯林必遵之五项功课：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内容的哲学体系”。【佟德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的特点》，见《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集》（一），1987年4月】因此，今天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乃至作为其主干的儒学，已经不是先秦孔子初创的儒学或仅为汉族先民所创造的文化，而是包括汉民族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共同劳动、生活及其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创造。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不为自己的敌人所打垮、拆散的原因所在。中华民族之成为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伟大民族，归根到底，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所独有的文化体系。这是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所共同值得引以自豪的。

本文选自《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肖万源主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3
ISBN: 7—80092—562—5  1996年12月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