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先秦创立了儒学，汉代董仲舒首倡独尊儒术，从此儒学登上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统治思想的宝座，并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对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儒家社会伦理思想是儒学的核心，儒学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的也在这一方面。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维护祖国山河的统一，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要探讨的就是儒家社会伦理思想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儒家社会伦理思想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任何民族的哲学思想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们都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在与其他民族思想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并必然会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融汇于自己民族哲学之中。我国各民族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汉族最先发展起来，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从而长期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而各少数民族则发展较为迟晚，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居统治地位的儒学、特别是其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而蒙古族、特别是满族，由于他们在不同时期曾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因而不是一般地接受儒学，而是将其民族文化与儒学融为一体，进而发展了儒学，并扩大了儒学对少数民族的传播。本文将分别研究儒学对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先探讨儒学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南方少数民族有几十个，如苗、瑶、侗、土家、壮、藏、傣、布依、纳西、白、彝、佤、德昂、傈僳、哈尼、拉枯、景颇等，对这些少数民族本文不可能一一进行详细探讨，只能略举几例，以资佐证。
    早在孔子初创儒学的春秋时期及其稍后的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便与周边的“西羌”、“南蛮”、“东夷”、“北胡”各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广泛交流，因而孔子创立的儒学便对少数民族发生了影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所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邺之战，偏然反之，…… 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就是指的中原儒家礼仪文化对南方楚国这个“夷狄”之邦发生的影响，使楚变成了讲礼仪的君子之国。此后，汉末特别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西南地区的开辟；无疑也是把儒学推广到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的历史过程。到唐代，通西域及吐蕃等地，从而使儒学的影响远及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宋、元、明、清时代的中国的统治者，其中包括入主中原的蒙、满等民族的统治者，开疆拓土，在更为深广的程度上在南方少数民族中传播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社会伦理思想的历史时斯。
    例如，在唐代，由白族建立的南诏政权，便曾派子弟前往四川成都“习孔子之诗书”，到宋朝由白族建立的大理政权，更直接接受了宋朝给予的封号，从此，儒学便在白族中获得了更为广泛 的传播。如大理时期残留的碑文就曾把商周之道作了比较，得出了行周道的结论：“……不行商道。商以誓为实，周以会为实，公累与诸蛮会而不曾誓，故行周道。”如《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为此，碑文赞颂了大理国相高量成：“公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胄，以智勇为心胆”，从而使“天下大化”[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页]。到了明代，白族出了一个叫李元阳的思想家，是明嘉靖五年（1526年）的进士，曾任知府，后回到家乡隐居四十余年，潜心干心性理学和养生之道，并特别继承和阐发了儒学的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他认为，孔子之道就在于以仁“善于其身，施于其政”，这样便会“教化行，而人知亲长之义，……则盗贼非所患也”[《秀峰书院记》]。当然，由于在心性与义理间题上，他接受了宋明陆王心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世人为情欲所惑，“往往执身为我，于是得失交于前，忧喜燥乎中，汩于其情，冒于其身”，[《寿升庵生六十序》]，以至“随逐妄境”，“百劫千生，无有出期”[《与唐中丞济轩》]，这就使他自身陷于唯心主义泥坑。
    又如，在明代成化二年（1466年）间罗甸县布依族土司新修订的《黄氏宗谱》中，曾追述了从宋至明四百年间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的思想，说：“沐雨栉风，鞠躬尽瘁，无非以忠君爱国传家之意。故祖训八条，首以忠爱展其端。……孔子曰：‘臣事君以忠。’是知为臣之道，无他，为在于忠而已矣。益忠始能敬尔在公；忠始能慎乃有位；忠始能惨惨畏咎；忠始能蹇蹇匪躬；忠始能致其身而不顾其身；忠始能敬其事而鲜败其事。”[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这里的忠君爱国思想就直接援引了孔子。也就是在上面所提到的“祖训八条”中，还特别强调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它说：“教悌也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尧舜之道孝悌而已。” [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177页。]另外，清朝嘉庆后的几十年间，在布依族的村寨还出现了许多诸如《安民碑》、《乡规碑》等形式的民间维护社会安定的规定，其间也充满着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如马里寨的《乡规碑》说：“士民工商，是君王之正民，奸诈淫恶，乃乡里之匪类。” [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者冲地方的《乡规碑》则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道。人有家规，敬老兹幼，勿忘宾礼。” [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由此可见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在布依族的传播，也是极为广泛、深入的。
    再从儒家社会伦理思想在壮族中的传播来看。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自唐以后即进入封建社会，并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从而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特别到了明清，儒学思想的理学形态，通过壮族的一些思想家，更深地扎根到了壮族的哲学思想之中。例如清代的壮族著名学者刘定逌（1720-1806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潜心于孔、孟及二程、朱熹之学。例如他在桂林秀峰书院所撰写的一幅对联云：“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识千古大文章。[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他在《写怀二首》之一说：“万仞山头万仞山，层崖绝壁小心攀。要从万仞峰头立，细把工夫问孔颜。” [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在《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中又说：“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直窥《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真传。” [见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这显然是把孔孟所创立的儒学比做万仞山，并且表明自己的决心，要沿着悬崖绝壁来攀登这高耸入云端的孔孟程朱儒学。
    仅从上述几例，即可看到儒学、尤其是它的社会伦理思想在南方少数民族中传播的情况，一是非常普遍，可以说几乎遍及于全部南方少数民族；二是极其深入，一方面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的乡规、民约，深植于其最基层的家庭和村镇，化为其民族平时最普通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深入其民族精英的思想之中，被＿其各少数民族的思想家所吸收，升华为其民族思想精华的一部分。这两点对于儒学在北方民族中的传播同样适用。
        二、儒家社会伦理思想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儒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入，其中当然包括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北方少数民族也有二十个左右，如蒙、满、回、朝鲜、俄罗斯、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鄂温克、鄂伦春、锡伯、东乡、土、赫哲等民族。儒学对北方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这里主要讲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这可从下面几例得到说明。
    朝鲜族很早就与汉族发生了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到唐、宋期间，儒学对朝鲜族的影响之大，可从1392年由李成桂建立的朝鲜封建王朝宣布朱子的学说为国家唯一的正统思想，得到有力的证明，它表明程朱理学在李氏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犹如儒学在汉族历代封建主朝中所处独尊地位和作用一样。
  回族的哲学主要寓于伊斯兰教教义及对教条的阐释之中。儒学对回族思想的影响，也多在对教义的阐释中，几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回族的形成而发生的。这主要是在元代以后的明清时期。例如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定州礼拜寺元碑碑记》碑文即讲回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都是“奉正朔，射庸祖，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  ①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页。]。到明清之际，回族学者王岱舆，进而把宋明理学与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结合起来，撰写了《正教真诠》一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信天命，重三纲，守忠孝，倡忠恕，以五常诠五功（穆斯林必须遵守之五项功课：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内容的哲学体系”[②件德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的特点，；见《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论集》（一），1987年4月。]在这个体系中，买际上是“伊儒互补”，“以儒诠经”。由此可见，儒学思想、特别是其社会伦理思想对回族哲学思想的影响之深。
    儒学对蒙古族的影响，主要在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原先后。先是蒙古统一之后伐金，金室南迁，于是一大批北方儒士投靠汗庭，灭金、宋统一中国以后，又有大批儒士效忠朝廷，忽必烈实行“帝中国当行中国事”[③《徐世隆传》，《元史》卷一十六。]因而完全照搬“汉法”，以儒学定朝纲，立法纪，建各种典章制度，并用理学对蒙童灌输儒学的伦理思想。在元代被称为“三大学者”的许衡、刘因、吴澄为儒学在元朝的推广、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这当然对蒙古族的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元代前期元武宗时的保巴，作为蒙族（一说是色目人）的哲学家，撰写了《易源奥义》、《周易原旨》和《周易尚占》三部阐述《周易》思想的著作，不仅以程朱理学的思想阐发了《周易》，而且灌注了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如他把宇宙演变的基本图式分别谓之“先天图、中天图、后天图”，以与河图、八卦、洛书相对应，其中的八卦图即中天图，乃属人道，他视之为干（先天为根，后天为末支）。对这个中天之人道，他作了如下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乾称父，坤称母，乾坤生六子，然后人伦序。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人道立。”这样便以儒学封建的人伦关系解释了《周易》的八封内容。当然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国统治者的元朝贵族，由于他完全以儒学定朝纲、建制度，，其所受儒学封建伦理的影响远不止此，这里仅举此例而已。
    满族在中国的统治，较元朝时间要长，而且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所受儒学的影响远远超过蒙古族，反过来它给予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也远远超过无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考察一下儒学的社会伦理思想对满族的影响。
    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开端几近于汉族，但在秦汉时期及以前，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到隋唐时期才开始从黑龙江南迁并参与中原汉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并在受封后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一个区域政权—渤海国。在此期间就深受儒学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以至在满族的日常生活、政治机构设置中，都充满了儒学伦理气息。其皇室贵族取名亦与儒学社会伦理概念相联系。如贞惠、贞孝、元义、明忠义信、诚庆等。可见当时所受儒学社会伦理思想影响之深。到辽代，随着满族势力的扩张，被称为生女真人的完颜部建立了金朝政权，灭辽后控制了我国的整个北部和东北地区，其势力及于黄淮，而与南宋对峙。在此期间，其思想 受到了儒学更深的影响。例如金朝的第三代皇帝完颜亶当政之时，亦效仿汉族历代的统治者，倡导尊孔读经，他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落》友五代史诸书，或以夜继焉。”[《金史》卷四，第77页]特别是他还提出了“太平之世，当尚文物”[《金史》卷四，第77页]的主张，这也就是崇尚儒家的典章制度。正是因此，后来 翻译、传播儒家经典都已制度化、经常化了。到完颜璟时代，又下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置弘文院，译写经书’，[（金史）卷十，第231-232页]下诏亲军三十五岁以下习《论语》、《孝经》，并以“孝、义”作为选贤任职的标准。如他说：“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金史》卷九，第220页]元明时期，满族的哲学思想没有多大变化，只有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进而统一了全部女真人和建立后金政权之后，才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吸收儒家特别是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下面着重谈谈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建立清帝国后玄烨等所受儒学、特别是其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建立后金和为建立清王朝奠定基础的两位君主。他们的社会伦理思想最能体现满族所受儒学社会伦理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就是“主宰在天”，“天佑有德者为王”。这实际上是从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演化而来。如努尔哈赤说：为恶者天谴之一，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大祖实录》卷六]皇太极则更明确地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主者哉。独不见在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善则培之，否则倾之，乃不易之理也。”[《太宗实录》卷七十四]他还说：“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大宗实录》卷五十九]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天为人世的主宰，只有得到夭的保佑，才能当人王、皇帝；如果不能得到天佑，便会衰败。二层是说天不独亲一姓，只有有德者才能受到天佑，成为人王、皇帝。所谓有德，就是体天心，行善道。如皇太极说：“今联蒙天佑为国主，……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联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清太宗全传》，《东华录》天聪九年五月]何谓“善道”？努尔哈赤说：“人君奉天理国，修明政教，克宽克仁，举世享太平之福。”[《太祖实录》卷五。]。这就是人君奉天意治理国家，要实行儒家一贯倡导的德治、仁政。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儒学社会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玄烨是清朝前期一位政绩卓著的皇帝—康熙帝。他在位六十一年，把清初从一个动荡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治理成了一个安定统一、繁荣昌盛的社会，这同他的哲学特别是社会伦理思想是有极大关系的。玄烨全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其中就包含了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及其社会伦理思想。他认为，“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理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性理精义序》，《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十朝圣训）卷五]。  但他也继承了心学，说：“肤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敦法不已，渐 近自然。然而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之行政，就是 以宋明理学（包括心学）这个儒学的新形式为指导思想的。而且 他认为，讲理学重在于实行，如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 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中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九朝政训》卷五]理学继承了儒学一贯主张敬德保民的天命观， 玄烨也竭力尊行之，如说：“人君唯敬修其德，以与天意相感”[《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六]； 又说：“居官之善与不善，到任不过数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也。”[《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六]这就是把天意民意等同起来，使他在行政时，特别注重行仁政，                                     以争取民心。他认为：“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于民，而唯言行法，虽历禁何益”。[《九朝圣训》卷四十六]因此，对百姓他不专恃威法，而是感以德意，并注重教化，使人民此，                                                         “倾心归慕”。[《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一集，第405页。]
    当然，儒家社会伦理及心性思想对满族的影响不仅是君主和皇帝，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其思想家。例如，清初做过圣祖实录馆、四朝国史馆、八旗志书馆和一统志馆的副总裁阿克敦，以及晚清时曾领两陕候补道的成瑞，就深受宋明理学颧戛心学及中庸思想的影响。如阿克敦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根于心”•乃心之用，并以体用关系深刻阐发了心兼体用的观点：“吾性有仁之德，吾性有义之德，吾性有礼之德，吾性有智之德，四德根于心者，心之体也。吾有知觉，发而为仁之端；吾有知觉，发而为义之端；吾有知觉，发而礼之端；吾有知觉，发而为智之端。四   端起于心者，心之用也。然而性与知觉则又不可分而言之也。”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卷一十五]成瑞认为，“中庸以君子为归，而君子以中庸为准。似乎中庸，非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而与道混合无间哉。” [《君子依乎中庸》卷四]这是说，君子是中庸思想的体现者，因此，君子必须以中庸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否则，那么道也就无以体现了，这样，君子也就不是君子，道也就不是道了。
    上述就是儒学的社会伦理思想对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同儒学对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普遍和深入的，但又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同，这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中的蒙古族和满族，并不是单纯地接受儒学影响，它们也反过来影响着儒学，并推动了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整个祖国大地上的形成和发展。只要看一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是儒学在中华大地上许多民族中得到广泛和深入传播的重要时代。而这一点也就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在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各少数民族以其民族的独特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外，他们还对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干这一点，以往我们的研究很不够，这是今后应予加强的。当然，南北方其他各少数民族在接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发展了儒学。这一点也应是不可忽视的。
  
原文刊发于：肖万源，张克武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出版。ISBN 7-80092-4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