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广川（治今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人，约生于汉惠帝三至四年（公元前192—前191年），卒于汉武帝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7年—前104年），是汉代的第一大儒。他为建构封建社会的理论大厦勤勉奋斗了一生，是在中国历史上与孔子、朱熹相埓，在封建社会初期奠定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并长期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治经讲学阶段、出仕践儒阶段和退居著述阶段。
治经讲学达王事
治经讲学阶段包括了董仲舒从出生到汉武帝行对策之前近60年的活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
董仲舒出身于一个家境富有的白衣地主家庭。其少年时代，正值汉兴之初的孝惠、高后及文帝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外姓藩王已基本平定，刘氏藩王尚在年幼，国内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于是孝文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汉书•楚元王传》】，这就为董仲舒勤奋修学，研读经书，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但是，随着刘氏藩王年龄的增长及其实力的增强，终至酿成叛乱，再加之土地兼并的加剧，从而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安定，以至危及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从而为董仲舒建构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理论大厦，提供了客观的背景。
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专精。如，《汉书•董仲舒传》就有“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的赞誉，《太平御览》也有所谓“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的记述，可见其研读经传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种精神，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所以才有了“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桓谭：《新论》】的佳话。当然，他之所以修成了有名的儒学大师，还在于他能践行儒学，如本传云：“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亦如刘歆所言：“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研读儒经，最精于《公羊春秋》。《史记•儒林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又说：“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是也”；并赞之曰：“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正是因此，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的“自序”中盛赞董仲舒深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清代凌曙也说：“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春秋》学直接师承于谁，至今尚无确实的资料可考。据《汉书•儒林传》说，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这样他们之间便很可能是师兄弟关系，故公羊序疏引戴宏序首次排出了如下的传承世系表：
胡母生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
董仲舒
这个传承当然也有漏洞，主要就是从子夏到公羊寿只有五代，较为可疑。但不论如何，当时董仲舒已是著名的公羊家，这却是不容置疑的。
董仲舒之能成为儒学大师，还因其广泛学习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因此，《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此外，他还广泛吸收了多家的思想，并将其熔于一炉，纳入其儒学的范畴。如，他提出的忠君思想和“德主刑辅”的思想，“阳为德，阴为刑”及“爱气”、“养气”的思想，他有关“深察名号”及辞、指论的内容，以及其赏善罚恶和爱善其“恤远”的思想，无疑就分别来源于法、道、名辩和墨家。可见，董仲舒治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广采博纳，并用以充实、改造和发展儒学。
董仲舒学成之后即开始了教学生涯，并随着其名声的扩大，被汉景帝立为博士。与其同时立为博士的还有胡母生、辕固生等。当时，董仲舒的声望很高，门徒甚众，所以，他讲课都不直接面授，而是“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就曾听过董仲舒的讲诵：“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治《春秋》，就是要以春秋之是是非非，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行王道，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服务。
出世践儒相骄王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就要求门徒“学而优则仕”和“经世致用”。其致用的最高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董仲舒之有机会来实践自己改造和发展了的新儒学，那是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临政及实行诏贤良、行策问之后。这个机会对董仲舒来说虽然已接近耳顺之年，但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崭露了头角，一连三次对策，皆中汉武帝意，从而一举成名，儒术也因而一跃登上了独尊的地位。这是儒学所从未有过的地位，首功当然应归董仲舒。
汉武帝即位，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又“诏贤良”，行对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是循着策问的路子，阐述了一整套维护汉王朝统治的重大方策：
第一，君权受命于权。“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即把君权与神权结合为一。
第二，继治世者道同，继乱世者道变。汉在大乱后继秦，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德主刑辅”的王道之政。
第三，行王道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
第四，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
这四条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个体系不仅完满回答了汉武帝的策问，而且适应了时代提出的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要求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正是因此，汉武帝一方面委董仲舒以江都相的重任，另一方面则“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汉书•儒林传》】。
江都易王刘非乃汉武帝兄，故常恃帝兄身份，骄横无比，但又想效战国养士的诸侯，表面上亦还礼贤下士；董仲舒乃全国名儒，所以对其亦很敬重之。董仲舒对刘非，则常以儒家的礼义匡正之；其治国，亦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遇有灾害，还常按阴阳关系“求雨”、“止雨”，据说且“未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这显然不过是一种褒誉之词，不足为训。
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不知何故“中废为中大夫”【《史记•儒林列传》】。有人认为是由于主父堰窃其《高庙园灾对》告发的结果。笔者认为此说欠妥，因为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在前，而主父堰窃之在后。但其大弟子吕布舒不知其情，“以为大愚”，于是皇帝“下仲舒吏”，且说“当死”，后来可能是念其对策有功，因而“诏赦之”，且不久又恢复了其江都相位。但此后，董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也就是在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汉武帝令董仲舒与治《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进行辩论，结果瑕丘江公被驳得无言以对，于是公羊学大兴。汉武帝不但令太子学公羊，而且诏使其幸臣吾丘寿王从董仲舒受《公羊春秋》。然董仲舒仍觉不能施展抱负，于是便上书公孙弘，请求他“大开萧相国求贤之路”【《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委婉地提出了调往中朝的愿望。但公孙弘稀世用事，且治《春秋》不如董仲舒，生怕其来朝影响皇上对自己的重用，因而不但没有荐董仲舒来朝，反而将其荐给了另一更加残暴的胶西王为相。因此，在其生涯中就又增加了一段再相骄王的经历。
胶西王刘端，“亦上兄也”，“尤纵姿，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且想学勾践、齐桓，称霸诸侯。所以，对董仲舒亦非常敬重和“善待之”，并说，越王勾践依靠大夫蠡、种、庸“三仁”卒成霸业，“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这对于董仲舒来说无疑是出了一个难题。董仲舒只得婉转地答曰，“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五伯“比于圣贤，何贤之有”？【《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这样他就既坚持了大一统思想，又匡正了刘端。但董仲舒也就是因此，“恐久获罪”，便辞官回家了，如《汉书•叙传》所说：“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至于对董仲舒两任国相的总评价，《汉书•董仲舒传》所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书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应是公允的。
退居建言著文章
汉武帝元狩元年至二年间，即公元前122年或前121年，董仲舒致仕。从此，董仲舒即“居家至卒，终不置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史记•儒林列传》】。但是，在此期间，“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这也是董仲舒在其人生最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活动之一。
关于在此期间朝廷的问对及上疏事，大致如下：
（一）元狩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22—前120年），主要是关于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逆罪的问对。如，《后汉书•应（左召又力）传》载张汤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二）与此同时，又应张汤郊祀问，而作《郊祀对》。
（三）元狩三年，为关中水灾，董仲舒上书劝“益种宿麦”。
（四）元狩三年或四年，上疏建议“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和“去奴婢，除专杀”。
（五）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就与匈奴事应对，建议和亲、与盟、质其爱子。
由此表明，董仲舒退居之后，朝廷有事仍非常重视征求他的意见。而董仲舒也确实应对有方，有的被朝廷所采纳，当即便付诸实施了，如“种宿麦”等；有的以后变成了诏令，如“限民名田”、“去奴婢”及与匈奴“和亲”等；当然也有不合时宜者，如“盐铁皆归于民”，即未被采纳。但总体看，这些建议都贯穿了仁德精神，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退居之后，董仲舒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著书。《春秋繁露》似应就是在此期间撰著而成。《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综合其一生的著述，可以说董仲舒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但又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儒学体系。这个新儒学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自然神论之“天”为最高范畴和以“天人感应”，论为核心的宇宙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发天意、辨物理的认识论；质朴之谓性和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承认“汤武革命”的“三统”、“三道”的进化历史观；取法于天的王道论；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论；以及主张“更化”的社会改革思想等。
自汉武帝钦定隆儒为国策之后，儒学便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王座，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行的教条，并一直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达2000年之久。但也正是因此，儒学便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所以应该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是有进步性的，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它才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的东西。但后期的反动作用是不应让董仲舒来负责任的。因为任何个人，只能解决他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任务，而不能要求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所有历史上提出和存在的问题，否则，后人还做什么呢？
本文选自《燕赵历史文化名人》孙继民 吴宝晓等编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燕赵文化丛书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