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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宗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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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汉广川（治今河北景县广川大董故庄）人。约生于汉惠帝三至四年（前192一前191年），卒于汉武帝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前107一前104年）。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治经讲学阶段、出仕践儒阶段和退居著述阶段。董仲舒堪称汉代的第一大儒，他为构建封建社会的理论大厦、奠定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勤勉奋斗了一生，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孔子、朱熹相埒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
治经讲学阶段包括了董仲舒从出生到汉武帝行对策之前近六十年的活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出身于一个家景富有的白衣地主家庭。其少年时代，正值汉兴之初的孝惠、高后及文帝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外姓藩王已基本平定，刘氏藩王尚在年幼，国内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孝惠四年又“除挟书律”，于是孝文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徽又书•楚元王传》）。这就为董仲舒勤奋修学、研读经书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但是，随着刘氏藩王年龄的增长及其实力的增强，终至酿成叛乱，再加之土地兼并的加剧，从而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安定，以至危及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从而为董仲舒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理论大厦，提供了客观的背景。
   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专精。如《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有“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的赞誉，《太平御览》中也有所谓“尝乘马不觉扎牡，志在经传也”的记述，可见其研读经传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这种精神，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所以才有了“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的佳话（桓谭：《新论》）。当然，他之所以修成了有名的儒学大师，还在于他能践行儒学，如本传云：“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亦如刘歆所言：“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研读儒经，最精于《公羊春秋》。《史记•儒林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又说：‘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并赞之曰：“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正是因此，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的“自序”中盛赞董仲舒深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清凌曙也说：“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春秋》学直接师承于谁？至今尚无确实的资料可考。据《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这样他们之间便很可能是师兄弟关系，故公羊序疏引戴宏序首次排出了如下的传承世系表：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
                          ——胡毋生
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
                           —董仲舒
   这个传承当然也有漏洞，主要就是从子夏到公羊寿只有五代，较为可疑。但无论如何，当时董仲舒己是著名的公羊家，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董仲舒之能成为儒学大师，还因其广泛学习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因此，《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此外，他还广泛吸收了多家的思想，并将其熔于一炉，纳入其儒学的范畴。如他提出的忠君思想和“德主刑辅”的思想，“阳为德，阴为刑”及“爱气”、“养气”的思想，他有关“深察名号”及辞、指论的内容，以及其赏善罚恶和爱善其“恤远”的思想，无疑就分别来源于法、道、名辨和墨家。可见，董仲舒治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广采博纳，并用以充实、改造和发展儒学。
   董仲舒学成之后即开始了教学生涯，并随着其名声的扩大，被景帝立为博士。与其同时立为博士的还有胡毋生、辕固生等。当时，董仲舒的声望很高，门徒甚众，所以，他讲课都不直接面授，而是“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就曾听过董仲舒的讲诵：“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治《春秋》，就是要以春秋之大义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行王道，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服务。
二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就要求门徒“学而优则仕”和“经世致用”。其致用的最高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董仲舒之有机会来实践自己改造和发展了的新儒学，那是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临政及实行诏贤良、行策问之后。这个机会对董仲舒来说虽然己接近耳顺之年，但他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崭露了头角，一连三次对策，皆中武帝意，从而一举成名，儒术也因而一跃登上了独尊的地位。这是儒学所从未有过的地位，首功当然应归董仲舒。
   汉武帝即位，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至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又“诏贤良”，行对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是循着这次策问的路子，阐述了一整套维护汉王朝统治的重大方策：
   第一，君权受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即把君权与神权结合为一。
   第二，继治世者道同，继乱世者道变。汉在大乱后继秦，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德主刑辅的王道之政。
第三，行王道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
   第四，“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四条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个体系不仅完满回答了武帝的策问，而且适应了时代提出的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要求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正是因此，汉武帝一方面委董仲舒以江都相的重任，另一方面则“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汉书•儒林传》）
   江都易王非乃武帝兄，故常恃帝兄身份，骄横无比，但又想效战国养士的诸侯，表面上亦还礼贤下士；董仲舒乃全国名儒，所以对其亦很敬重。董仲舒对刘非，则常以儒家的礼义匡正之；其治国，亦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遇有灾害，还常按阴阳关系“求雨”、“止雨”，据说且“未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这显然不过是一种褒誉之词，不足为训。
   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不知何故“中废为中大夫”（《汉书•董仲舒传》）。有人认为是由于主父偃窃其《高庙园灾对》告发的结果。我以为此说欠妥，因为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在前，而主父偃窃之在后。但其大弟子吕步舒不知其情，“以为大愚”，于是皇帝“下仲舒吏”，且说“当死”，后来可能是念其对策有功，因而“诏赦之”，且不久又恢复了其江都相位。但此后董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也就是在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武帝令董仲舒与治《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进行辩论，结果瑕丘江公被驳得无言以对，于是公羊学大兴。然董仲舒仍觉不能施展抱负，于是便上书公孙弘，请求他“大开肖相国求贤之路”，（《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委婉地提出了调往中朝的愿望。但公孙弘希世用事，且怕其来朝影响皇上对自己的重用，因之反将其荐给了另一更加残暴的胶西王为相。因此，在其生涯中就又增加了一段再相骄王的经历。
   胶西王刘端，“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且想学勾践、齐桓，称霸诸侯。所以，对董仲舒亦非常敬重和“善待之”，并说，越王勾践依靠大夫蠡、种、庸“三仁’，卒成霸业，“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这对于董仲舒来说无疑是出了一个难题。董仲舒只得婉转地答曰，“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五伯“比于圣贤，何贤之有？”（《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这样他就既坚持了“大一统”思想，又匡正了刘端。但董仲舒也就是因此，“恐久获罪”，便辞官回家了，如《汉书•叙传》所说：“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至于对董仲舒两任国相的总评价，《汉书•董仲舒传》所说自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书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应是公允的。
三
   武帝元狩元、二年间，即公元前一二二或前一二一年，董仲舒致仕。从此，董仲舒即“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史记•儒林列传》）。但是，在此期间，“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这也是董仲舒在其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活动之一。
   关于在此期间朝廷的问对及上疏事，大致有如下几项次：
   （一）元狩元年至三年，主要是关于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逆罪的问对。如《后汉书•应劭传》载张汤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二）与此同时，又应张汤郊祀问，而作《郊祀对》。
   （三）元狩三年（前120年），为关中水灾，董上书劝“益种宿麦”。
   （四）元狩三年或四年，上疏建议“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和“去奴婢，除专杀”。
   （五）元封四年（前107年），就与匈奴事应对，建议和亲、与盟、质其爱子。
   由此表明，董仲舒退居之后，朝廷有事仍非常重视征求他的意见。而董仲舒也确实应对有方，有的被朝廷所采纳，当即便付诸实施了，如“种宿麦”等；有的以后变成了诏令，如“限民名田”、“去奴婢”及与匈奴“和亲”等；当然也有不合时宜者，如“盐铁皆归于民”，即未被采纳。但总体看，这些建议都贯穿了仁德精神，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的负担。
   退居之后，董仲舒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著书。《春秋繁露》应是此间撰著而成。《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对于董仲舒在此期间及此前的其他著作，如上面所说诸上疏、对策等，在此就不再重述。
   综合其一生的著述，可以说董仲舒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但又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并且可以说，正是由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恩准，从此隆儒便被定为国策，使儒学登上了封考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王座，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行的教条，一直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达两千多年之久。也正是因此，儒学便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在此应该肯定，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体系，在封建社会初期是有进步性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它才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的东西。但后期的反动作用是不应让董仲舒来负责任的。因为任何个人，只能解决他所处时代提出的任务，而不能要求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所有历史上提出和存在的问题，否则，后人还做什么呢？
四
   董仲舒的一生，就是构建新儒学理论体系与构筑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一生。所以，他的历史地位及在历史与学术上的贡献，都与他为之奋斗的这一事业相关，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并以此可以论定董仲舒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进步思想家，而绝非反动思想家。
   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建筑师    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直到秦与西汉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前期，均因未能建立起适合于“大一统”的封建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而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真正的统一。只有董仲舒首倡“独尊儒术”且获武帝恩准，使儒学登上统治思想之后，才真正建立起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大厦。因此，董仲舒堪称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建筑师。
   董仲舒构建的新儒学理论体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自然神论之“天”为最高范畴和以“天人感应’夕论为核心的宇宙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发天意、辨物理的认识论；质朴之谓性和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取法于天的王道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论；承认“汤武革命”的“三统”“三道”的进化历史观；主张“更化”的社会改革思想。
   正是因此，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理论体系从此被奉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也成了令人膜拜的圣人，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获得了长期的稳定与发展。
   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大师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第一大儒，主要以治《公羊春秋》闻名于世，并启开了一代经学之风。如《史记•儒林列传》载：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又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包括曾做过汉朝宰相、与董同时的公孙弘，其治《公羊》亦“不如仲舒”。时瑕丘江公治《穀梁春秋》，“与仲舒并”。武帝乃命其与仲舒当庭辩论，由于江公讷于口，不敌仲舒，于是武帝“尊公羊家”，并诏太子与吾丘寿王从董仲舒受《公羊春秋》。由此司马迁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董仲舒之成为《公羊》大师，主要在于他首推阴阳，错纵五行，以“微言大义”的形式阐述《春秋经》，构筑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他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修学、治经与选士、任贤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以读经、解经和注经为治学方式的经学时代。
   在西汉，今文经学最先盛行，而后古文经学才代之渐兴。到东汉末，郑玄才将今、古两经予以融合。魏晋南北朝时经学又分为南、北两个学派。至唐孔颖达方首次奉命编定《五经正义》，以为科考取士的必读书和依据。到宋明，经学始发展为理学，以阐述经籍义理为主。至清代，又承古文经学传统，注重训话，形成了“乾嘉学派”，至清末维新变法的兴起，《公羊春秋》又盛极一时。直至“五四”近代革命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号，彻底批判了封建礼教，从此经学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董子开创的经学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远。
   儒家“天人合一”说的中间环节“天人合一’，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思想之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可以说是儒家“天人合一”说发展的中间环节。
   “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人类有了天神观念时便产生了，只是最初部落首领尚与天神混称，后来才被称为上帝。如禹征伐三苗时，便将其看作为“天之罚”（《墨子•兼爱下》引《禹誓》）。这就是当时的“天命论”。到商朝，“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周朝则把“天命”与人事连到一起，提出了“敬德保民而王”的思想。但此时天神依然直接监观人间的一切并进行赏罚。这就是早期“天人合一”的“天命论”阶段。
   进入春秋战国及汉唐，“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表现为“天人感应”论。这种思想其实早在《国语》、《中庸》等典籍中便已出现，董仲舒不过是把自然事物间的“同类相动”思想引入“天人感应”论，从而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其与“天命论”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超自然“天神”的绝对命令，而是由人自身的善恶之行与自然神论之天的感应来决定人的命运。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说的第二阶段的内涵。
   宋明及其以后的“天人合一”说，主要表现为理学的“天人一理”说。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全书•遗书》）朱熹也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辑略》卷一）这是说天人的合一，就在于天人有同一之理，此理即“三纲、五常”。由此表明，此时“天人合一”己落入了理学的客观唯心论。
   由此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天人合一”发展中所处阶段，是与董氏儒学在儒学发展三形态中的地位相当的，均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性三品”说的开山祖   在先秦，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而世子言性有善、有恶，告子则持性无善、恶论。他们的学说显有不同，但就其所言人性，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没有分别，善则同善，恶则同恶，或既有善、又有恶，或既无善、亦无恶。那么，世间何以有善人与恶人之分呢？在先秦，孔子给出的解释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但也有另一说法，就是性有善者、有不善者。依这种说法，显然是把性分作了二等或二品，但亦无“三品”之说。
   董仲舒综合孟、荀，提出了待王教而善的人性论，则是以其“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理论为基础的。有人因之也就直称其为“性三品”说，但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以为董子所言与韩愈的“性三品”说明显不同，但从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来看，却不妨说他开了“性三品”说的先河。
   唐代的韩愈在《原性》中明确说：“性之品有三。”又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不过，此前后汉的荀悦曾言“天命人事”分为上中下“三品”（《申鉴•杂言》）。再上溯，王充明确把人性分作了善、中、恶或上、中、下三等（见《论衡•本性》）。而此前，则唯董仲舒提出了三种人性：“过善”的“圣人之性”、一般的“中民之性”、“弗系人数”的“斗筲之民”的人性（见《春秋繁露》的《深察名号》和《实性》）。可见，说董仲舒是‘性三品”说的开山祖，应属不谬。
   首次提出了“合偶”的辩证法   在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对立统一思想的传统。不过在先秦《老》、《庄》及《孙武子》那里，是实例形式的，到《易传》才形成了“阴阳’，形态的朴素矛盾观，但严格说来，“阴阳’，也是一种实例性的具体矛盾。只有到汉代，董仲舒才提出了以“合偶”概念表述的矛盾思想。
   不过，有人批评董仲舒的“合偶”是只讲合不讲分、只讲统一不讲对立的形而上学。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他讲”“百物皆有合偶”（《春秋繁露•楚庄王》）或“凡物必有合”（《春秋繁露•基义》），实是对立统一说：“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等（《春秋繁露•基义》）。又如：“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不就是既讲统一又讲对立、既讲合又讲分吗？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历来有注重“分”的辩证法，也有注重“合”的辩证法。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邵雍在《观物外篇》所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朱熹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这些就是讲“分”的辩证法。上面所引董仲舒的话以及宋代张载所说：“有两则有一。”（《易说•说卦》）方以智所说：“两间无不交”；“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东西均•三征》）。这些即是从“合”的视角阐述的辩证法。所以说董仲舒的“合偶’，思想乃是“合二而一”辩证法的先驱。
五
    对于董仲舒的历史观，以往都从其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出发，而论定其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实际上，董仲舒所主张的是进化历史观。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确曾讲过“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只是他所说历史上“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的情况，而绝非其所说全部历史状况；他认为历史上还有殷继夏、周继殷，因此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都要“有所损益”的情况。正是据此，董仲舒得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结论：“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这才是他的天道观和历史观的全貌。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实乃因于孔子且有所发挥，如他说：“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这表明，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绝非是“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简单论断，而是说：天如果不变，道也就不会变；若天变了，道也要变。这应是他所说“继治世”与“继乱世”那句话的另一种说法。这可以其后所云“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作证，并恰好表明了其社会思想乃是因世变而变的进化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