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村庄经济分层与农民进城方式
    
    地处江汉平原的C村，是一个地多人少、临近集镇的村庄。集镇1987年始建，1988年前后，本地的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当时的亩平负担在 100元左右，就全国范围而言，属于农业负担加重较早的地区。大多数农民渐渐感觉不堪重负，其中一部分脑筋灵活、敢于闯荡的人开始到集镇和县城经商，由此揭开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农民涌入城市的开端。
      
    九十年代中后期，本地农业负担进一步加重，1995、1996年已增至亩平170元，继续留在农村，种地越多亏本越严重，看不到出路。农民开始大批进入城市谋生，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抛荒。这批外出农民，以打工为主，多半走得比较远。此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进城潮流持续至2000年后，取消农业税为止。2005年后，这些外出打工者多半转为以兼业为主的谋生方式，既打工又种田。可以说，是农业负担的增减和农民进城的双向变迁，很大程度上构形了C村当下的经济结构分层，同时不仅是农民的切实生活，也包括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预期都前所未有的与城市紧密捆绑在了一处。根据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可暂将本地的经济结构做四种类型的划分。
   
    第一类，属高收入群体，已经脱离农田。这类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第一批走出农村的经商者，他们如今至少已在县城定居，有房子，有私家车，年收入10万元以上，同时存款过百万。这类人大约占全村人口的3%。每逢年节，他们依然要回到农村走动。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余三类，至今均尚未彻底脱离农田。第二类人，基本属于1995-1997年间外出的群体，他们在打工期间抛荒了土地，2004年C村实行确权确地后，分到两亩口粮田，能够以此糊口。同时，这些人均有一技之长，多半从事运输、农机、粮食贩卖等行业。年收入3-4万元，存款在10万元以上。这类人占全村人口的10%，他们当中的40%依然住在村里，60%已经搬至集镇居住。第三类人，耕种的土地比较多，一般在15-20亩之间，家中人丁兴旺，父子均年富力强，在种田之外还会有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年收入3万元左右，其中2万元是种地收入，1万元是打工所得，家中存款在5-10万元之间。他们与第二类人的收入差距保持在2万元之内，这批人占全村人口的20-25%，几乎都住在村中。第四类人，耕种的土地较少，一般在10亩以下，种地之余或打短工，或从事家庭养殖，年收入少则1万元，多则2万元，在全村人口中占60%，全部住在村内。需要说明的是，在类型划分过程中，单过的老年人不在经济分层之列，老人在1997年实行二轮延包时均挂靠在儿子户下，不算单独户头。
   
    与经济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竞争和攀比，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会转化为村民们怎么判断自己及他人的生活状况，并由此想象和规划未来。
      
    就第一类人而言，因为他们与另外三类人之间已经拉开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基本被排除在乡村竞争体系之外。后三类人之间则存在较强的攀比，攀比的内容大体集中在住房、家电、交通工具、农具、粮食产量、子女读书等多方面。归结起来，村民们攀比的实际上就是谁的赚钱能力强，谁的经济条件好，而这样的条件是人们脱离乡村通往城市的必经之路。这根逻辑链条，贯穿了整个村庄，它制造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城市梦，村中的人口流向、评价机制、竞争面向都被囊括其中。
   
    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农民若想脱离农村，跳出农门，大体有两条出路，一是读书，二是经商。C村的村民普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年龄在 35-45岁的父母，都期望子女能经由考上大学进而跨入城市人行列，并且他们愿意将大部分乃至全部的收入投入在子女教育上面。可以说，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能够体面的跳出农门的路径。就这个问题，我重点访谈了几户人家，他们普遍认为，能经由升学进城，是受人尊敬、让人羡慕的事情。村中曾有一户人家的孩子，早年考入某名牌大学，后留学德国，工资以小时计算，现在这家人已举家迁出村庄。这个经由考学彻底改变人生命运、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例子，在访谈过程中被不同的人反复提及，这户出了留洋学生的人家，尽管早已离开村庄，却成为村民们心中万分敬仰的理想标尺。被访者H，男，50岁，曾在 90年代农业负担较重的时候，举债万元供女儿读书，女儿大学毕业，如今在深圳工作，福利好，工资高，国庆期间回来探亲，有轿车接送。被访者觉得，这是一种 “无形资本”，是经由读书进入城市的人与打工者的本质差异。被访者Z，男，43岁，正在供两个女儿读书，大女儿刚上大学，小女儿读高中。他在访谈中多次坚决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培养出来，希望她们将来能够在城市立足。尽管都对子女升入大学有着异常强烈的期待，但是在访谈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他们并非仰慕“知识”本身，认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并不觉得有文化会高人一等。在他们的生活逻辑中，将考大学，乃至考名牌大学换算为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好的生活，换算为赚钱的能力和在城市生存的资本，这种想法多集中在第三类和第四类家庭，他们试图改变现状、向往城市的心态最为热切，并且深信这样的路径能够达成他们的“城市梦”。
 
    而另外一种试图经由做生意进城的人，则对升学的出路并不特别看好。被访者L，女，50岁。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外出见世面、结交朋友，积累社会经验，建立人际网络。她认为，大学生现在实在太普遍，要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尤其是对那些在经济、相貌、交际能力等各方面都不如城市孩子的农村学生而言，即便考取大学，在社会竞争中也不占任何优势。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是村庄经济分层中的第二类人，家底殷实，有投资生意的能力。客观上，这类家庭的孩子大多读书成绩并不理想，他们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进入社会，跨入金钱决定一切的逻辑。
    
    城市想象对村庄的重构及其他
       
    表面上，尽管所认同的进城方式存在差异，但支撑上两类人的深层文化逻辑却是一致的。目前，在C村，很少有没进城转过的农民，进了城，无论是否在那里生活过，都等于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种想象生活的可能。被访者H和Z都认为，目前的城乡差异，就是天壤之别，生活在城市里，吃穿用都讲究，城里人爱干净、讲卫生，市容整洁，交通便利。生活在农村，过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种田要靠苦力气，吃饭不讲究，蚊叮虫咬不卫生。被访者Z还特别谈到，自己从武汉回来之后，心里非常不舒服，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反问，凭什么城里人能过那样的日子，我就不能？同时，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在谈话中提及，城里人皮肤白，普通话好，走路姿势都跟农村人不一样。经由访谈，清晰的展现出村民们的“城市梦”的生动图景，这个梦最终换算成为金钱，并且排除了金钱之外其他所有的评价体系。被访者G，男，39岁，村书记。他认为，即便有文化、有水平，整天挂在口头上，不会出去赚钱，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人被毫不客气的评价为傻瓜和白痴。
       
    在这次农村调研过程中，给人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是村庄内部乃至家族和家庭内部，亲情的疏离，人情的淡漠，道德的退场，老年人自杀频发。当城市的大门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向所有人敞开的时候，等于在农民面前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别样的生活空间，而这一别样生活的最终载体就是市场逻辑和财富逻辑。这一逻辑的侵入，强烈的重构了C村的性别关系，家庭和家族内部的成员关系。在婚姻市场上，男性成家立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女性在择偶过程中占据主动。相对于男性而言，城市向女性敞开了更加阔大的空间，女性进城打工通常更加容易，而这就意味着她们不满意自己的家庭，完全可以到另外一片新天地去施展和追求自己的生活。不少进城打工的妇女，就此抛家弃子，另组家庭。这样的生活局面打破了C村的男性主导地位，他们以维护家庭为最终目的而选择退让，多半由妇女当家。与此形成连带反应的是代际关系的恶化，在市场与财富逻辑的衡量下，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儿媳当家，一定程度上将老人的弱势位置推向极端。调研中我们发现，在 C村打骂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是斩断了人与其生存的乡土之间的种种血脉之后的症候，是功利主义和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后果，它像一束强烈的探照灯光，指引着人们涌向升学、经商、赚钱的窄路上，而灯光之外的世界，堕入茫茫黑暗中，完全视而不见。人在这样一条窄路上，丧失了与生活的有机关联，人活着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一旦这条路走不通，或者年纪老迈丧失劳动能力，那么一切支撑个人得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复成立。这是把亿万人的命运悬在一条细线上的逻辑，问题在于这条细线必然承担不起如此重负，那些不幸跌落下来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骇人听闻的老年人被虐乃至自杀的状况，不过是丧失了赚钱能力之后，人的正常的、乃至利他的归宿而已，这种不带丝毫反抗性的死亡，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人可以为杀死自己寻找到正当解释，并视死如归。    
   
    如果把视角放开，不仅仅是农民，城市人也同样被绑架在车子、房子、社会地位等一切以金钱为依托的逻辑上。而整个中国何尝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绑在一条不得不走，别无选择的窄路上。如果说跳出农门背后隐藏着“黑皮肤，白面具”的逻辑，是一次城市对农村的全面殖民，是农民主体性的缺失，那么这也意味着被捆绑在现代化战车上的整个中国同样在朝着主体性沦丧的深渊滑动。我想这也是我们针对一个村庄进行细致的调研背后的关怀所在，而揭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乃至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六十年以来，中国的、城市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今，并从中寻求突破和新的可能性，这样的工作也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