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造、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关系，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旗帜。
关键词：马克思  东方社会理论  世界历史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地域广泛的东方世界（特别是印度、俄国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及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深入探讨两者内在本质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理论的探索
马克思最早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正在建立，东方各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东方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马克思以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无限同情和为之寻找通向胜利道路的热情，就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入侵以及东方社会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概括东方社会结构，其本质特征在于不存在私有制、农村公社和中央专制制度三位一体；东方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僵化，造成了闭关自守，导致了纵向发展上的停滞；东方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化，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⑴马克思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殖民化过程中把东方落后国家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造成了“亚洲历史仅有的一次革命”；价值尺度服从于历史尺度。资本主义对非西方社会殖民化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罪恶，马克思在予以无情揭露的同时，并没有局限在狭隘的道德情感上，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来取代对历史的客观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处于停滞状态的东方根本不可能产生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从而通过变革进入到世界历史体系中去。因此，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既是其唯一的历史选择，也是其唯一的价值选择。
以上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理论上对东方社会未来命运所作的最初的探讨，因而难免存在着理论上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把东方社会纵向发展上的停滞性绝对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问题的解决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已在形成之中才有可能。历史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人类学、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拉伯克、泰勒、梅恩、菲尔、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等学者大量关于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著作相继问世，为马克思发展和完善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俄国民粹派和自由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探讨和争论也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新的思考。在这种条件下，晚年马克思抱病坚持研究，以笔记的形式摘录大量的人类学、历史学著作，并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文献，在对已有理论的反思和对俄国社会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现了对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新突破。
首先，扬弃了以往关于东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停滞性的绝对化观念。马克思坚决反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中把西方社会的道路作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的观点，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
其次，提出新的设想，即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特点：俄国具有与别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相异的情形。“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俄国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⑵“这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及其它劳动群众的矛盾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尖锐”，因此“俄国无疑处在革命的前夜”；⑶俄国具有进行革命越过“卡夫丁峡谷”的主观条件。在俄国青年中“有一个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收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⑷由于他们的努力，在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革命运动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⑸俄国具有农村公社这种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形式。对此，恩格斯1875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以及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能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模式。他认为，俄国有可能利用村社来避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俄国产生革命的可能性时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度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⑹
马克思认为，通过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仅是“跨越”的第一步。东方社会能否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阶段，关键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以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力为前提的。因此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的一切成就，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否则“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步才能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⑺现在，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⑻它们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⑼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综观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过程，从早年关于历史必将走向世界历史、东方要走向共产主义必须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东方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的思想，到晚年关于俄国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的设想，都是坚持世界历史、民族历史、生产力发展的三位一体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尽管没有超出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思想的探索成果，无疑体现了理论上的不断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的内涵包括：
其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即当他从逻辑上来阐述世界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并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并且把它们置于统一性和普遍性之中来考察；而当他具体考察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所具有的制约作用。
其二，东方社会要想前进，就不能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必须注意吸取人类社会，特别是要吸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才能使自己较快地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走向富强和文明的未来。
其三，东方较落后国家要避免遭受资本主义漫长过程给劳动者带来的种种苦难和屈辱，就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未来新社会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⑽
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囿于“同时胜利论”，认为只有东西方革命“互补”，东方的俄国才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且认为东方的俄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虽然他提出了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论断，但在具体如何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论证上，留下了许多空白。
列宁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革命领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他敏锐地对时代特征作了分析，强调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并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突破了无产阶级“同时胜利论”的束缚。他说：“历史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身上”。⑾列宁同时看到了落后的东方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艰巨性、长期性、曲折性，主张走迂回曲折的道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即是明证。列宁还认为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是不会成功的”，⑿因为只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形成一定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最好形式。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和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思想，进而指出其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列宁、毛泽东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发展道路作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前苏联，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的许多思想还未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斯大林很快就结束了列宁的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采取了过急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快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并于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后来苏联领导人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有新的认识，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根据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去界定社会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强行完成高级阶段的任务，致使社会畸形发展。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犯过严重的超越阶段的“左”倾冒进错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的界定，从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一个新时期。
三、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新发展
作为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时代局限，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地解答了马克思“跨越”设想没有预料到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没有解决好的多种社会制度共存条件下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界定上，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曾作过预测。但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的，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作出详尽阐述。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在实践中虽对发展阶段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未作出科学的界定。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分析着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⒀由于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超越阶段”。
二是在对时代特征和国家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进而创造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有效形式。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然而，在世界上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积极的、肯定的成果为我所用，从而迅速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跨越”，导师们并未解决。邓小平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冲破了沿用多年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括，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⒁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判断，他强调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⒂同时倡导创立了经济特区这种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并制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自力更生为主、“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原则和全方位、立体化的利用范围，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跨世纪难题。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上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由于教条主义及其“左”的思想束缚和影响，人们长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等于消灭阶级，消灭商品货币；二是社会主义本质等同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把计划经济单一所有制、非市场经济看成社会主义本质；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两种社会体制。邓小平在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⒃总结我们的经验许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⒄东方较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⒅邓小平这一新概括，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实现途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两方面有机统一，构成相联的统一整体，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具体特征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偏误。
四是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照马恩的设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商品交换，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结合俄国落后的实际情况，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了新经济政策，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保留和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却从30年代起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靠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多年来，这种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维定势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出发，对比东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体现了继承与创造、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关系，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又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旗帜。

注释：
（1）（6）《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231页。
（2）《马恩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3页。
（3）《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8-629页。
（4）《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5）《马恩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8页。
（7）（8）（9）《马恩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431、431页。
（10）《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页。
（1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12）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13）（14）（15）（16）（17）（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105、373、63、223、373、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