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贪污、受贿、用人唯亲、权权交易、公款挥霍、评判不公、混淆是非、欺下瞒上等。社会腐败是权力滥用的结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腐败就是一个人利用他人、集体或社会所赋予的权力将他人、集体或社会的价值资源直接或间接地着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资源的现象。科学地分析社会腐败产生和发展的价值机理，有利于构筑完善的组织制度，在根本上杜绝和铲除社会腐败。
一、权力行使的客观要求
权力是集体赋予一个人（或少数人）用以能动地支配集体价值资源（包括人、才、物）的能力。显然，一般情况下，集体赋予一个人支配价值资源的权力，主要是因为集体信任或依赖这个人，其客观目的在于要这个人能够有效地按照集体的意志，根据集体的利益要求来支配集体所拥有的价值资源，从而为集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而不是为了使这个人享受某种特权。
然而，集体的意志、集体的利益要求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呢？《数理情感学》认为，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观念，它是以事物的价值特性为主观反映的对象，目的在于指导人行为和思维，使之按照自己的客观需要而对不同的事物采取不同的选择倾向、原则立场和行为取向，以充分利用有限的价值资源，并使其达到最大的价值增长率。反过来，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为了对事物采取正确的选择倾向、原则立场和行为取向，就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大胆地坚持和有效地运用这种价值观。总之，主体的意志与愿望必须通过正确的价值观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主体的利益要求必须通过这种正确的价值观的有效运用才能得以维护和满足。
由此可见，集体的意志、集体的利益要求通过集体的价值观来体现。也就是说，为了有效地体现集体的意志，充分地满足集体的利益要求，集体赋予个人的权力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在集体价值观的指导下和监督下进行运用，并按照集体价值观来评判权力使用的最终结果。
二、社会腐败的价值机理
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通常会同时受到两种价值观的作用，一种是他的个人价值观，另一种是他所代表（或代理）的集体价值观，其中，个人价值观引导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尽可能地体现个人的意志与愿望，尽可能地满足个人的利益要求（即私心）；集体价值观引导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求充分体现集体的意志与愿望，要求充分地满足集体的利益要求（即公心）。其结果是，这个拥有权力的人在其权力行使过程中实际所表现出的代理价值观通常介于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之间，即“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同时对“代理价值观”产生“引力”。也就是说，权力行使者在个人价值观的“吸引下”所表现出的“代理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地偏离集体价值观，从而使集体的利益产生或多或少的损失，使集体的意志产生或多或少的折扣。
总之，当权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实际所表现出的代理价值观，总会在一定程度上趋近个人价值观，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集体价值观，这就是产生社会腐败的价值机理。
三、铲除社会腐败的基本途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要想减少社会腐败，就必须使当权者所表现出的代理价值观尽可能地与集体价值相吻合。
1、推选有能力且品德高尚的人作为权力行使者，作为集体价值观的代理人（或集体利益的代表者）。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品德高尚者就是能够更多地注重长远利益、集体利益、高价值层次的利益，而较少地注重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低层次利益，这样，其个人价值观中更多地包含集体价值观的成份，这种人的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2、加强监督，提高透明度，使当权者能够按照集体的利益要求来行使权力。只有加强权力行使的全程监督，才能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当权者的每一个决策和行为是否符合集体的根本利益，是否偏离集体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不过，如果监督手段的泛滥，也会提高权力行使的成本，降低权力行使的效率。
3、加强民主，实施权力下放，让更多人参与权力的行使。集体的价值观是由各个集体成员按照一定的影响权数合成而来（详见拙文“价值观的数学分析”），如果不考虑效率因素的影响，参与权力行使的集体成员越多，该权力行使的实际代理价值观就越是接近集体价值观，产生社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如果民主过滥的话，就会降低效率，丧失发展机遇，同时容易导致信息的流失以及泄密事件的发生。
4、加强制度建设，使权力行使不断朝制度化、程度化的方向发展。权力行使的制度化和程度化可以有效地降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和模糊不确定性，加大个人价值观对于实际代理价值观实施干预的难度。不过，权力的制度化与程序化也会提高权力行使的成本，降低权力行使的效率，导致社会僵化的产生，降低集体对于突发事件和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
5、加大惩处力度，使实施社会腐败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如果一旦发现当权者的代理价值观严重偏离集体价值观，就采取严厉措施来进行惩处，就必然会缩小代理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的差异，从而减少社会腐败。也就是说，如果对于社会腐败的惩处力度足够大，实施社会腐败的风险成本远远大于实施社会腐败所获得的风险收益，那么社会腐败就会得到有效遏止。
6、加大当权者与集体的利益相关性，使其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基本一致。提高当权者在集体中的股权，适当提高当权者的政治与经济待遇，把集体的业绩与当权者的经济与政治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就可以使其个人价值观中更多地包含集体价值观的成份，从而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7、增加约束机制，以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约束方式来提高对于当权者的约束力。权力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当权者的代理价值观就必然会朝着个人价值观的方向倾斜，使集体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个人利益，这就是“性本恶”，因此极端的权力必然产生极端的腐败，不能寄希望于人具有天生的善良本性（即“性本善”）。只有加强和完善各种约束机制，才能确保当权者的代理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相一致，才能确保权力的行使能够有效地维护集体的利益，体现集体的意志。不过，约束机制过多，会提高权力行使的成本，降低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和效率性，还会会导致社会僵化的产生。
参考文献：
①仇德辉著，《统一价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②仇德辉著，《数理情感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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