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北《中央日报》副刊#48，1994，10，作者；李幼蒸)
　　　　
　　百年来中国人往往混淆了人文学术研究中有关材料，理论“加工”，科研目的和社会功效诸环节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非理性态度在中国科技界中已不存在。今日谁要是再谈科技知识的民族性，必为害此民族无疑。即使提倡中医，也要根据中西医共同须遵行的科学理性准则，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经验知识之范围。而理性，应当是全人类的。不幸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却因种种惯习和功利心态之故，使此至为明白的问题复杂化和情绪化了。国学或汉学中心论，正是这种认识混淆的典型表现。他们始终未弄清学术材料和学术理论之间的必要区分，不知道前者虽与本国历史传统连在一起，后者却与现代科学连在一起。中国文化思想研究，根本就是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历史材料“加工”的问题。而充份的加工知识和技能，只有在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主流深入沟通之后才能获得。仅仅立足于西方“汉学自治区”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学术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学术要求和中国国学的学术要求也是不同的，二者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多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实际需要，双方大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中方偏于学术原料之提供，西方偏于对原料之理论加工。须知，学术成品也有一个原料和其加工之间的区别。在经济界，第三世界以处于原料输出国地位为不利，在学术界为什么不这么看呢?这是由于人们对学术产品的“品级”尚欠区分之故，只注意各级产品之技术性难度，而忽略各级产品在科研体系中效能间的区别。社会人文科学当然也有一个原料、半成品、成品之别；也有一个应用性成果和理论性成果之别。社会人文科学的“生产”也是有一个科研品级上的区分的。因此，就是挖出了一千座古墓，也不过提供了一千件“原料”而已。当然原料生产也是需要一定现代技能的，但此技能并不等于是对考古材料进行文化和历史分析所需要的理论技能。正如一个经济强国一定要兼顾原料和加工，甚至仅以加工为主一样，一个文化强国亦不可以历史文化原料国自足。如果一方面，在汉学界我们主要承担了原料提供者的角色，而又将此任务和职能扩大至全国，使中国主要成为中华学术历史原料生产和出口国，岂非是不智之甚吗?即使国人出于情感理由高抬国学和国师的作用，世界学术主流却根本把你看成一个“历
　　
　　史房地产拥有者”而已，而且他们自然也无意帮助你调整角色。你愿意出于怠惰和虚荣而安于此挂有荣衔的原料出口商角色于他何碍?
　　　　
　　为什么中国自然科学家都明白理论与实验，加工和原料在科技运作上的等级关系，而人文学者对此却不认识?此间当然有一个学术外的动因问题，并非两类人材在智力上有多大悬殊。此乃社会学术制度区别的结果，而其心理原因则为重视物质财富和轻忽精神财富的现代功利心态。其要点可以归结如下：
　　　
　　1.国家不重视文化和人文学术，不关心其发展，故不正视存在的严重问题。
　　
　　2.保守政治势力采取极端民族主义路线，借科学理性未足的传统学术作为团聚工具，故只关心其精神鼓舞之效用，而不关心其科学品质的提升。
　　
　　3.一些国人知识分子本其两千年以学术求功名之惯习，急于使此“企圆心”现代化(西化)，遂发现原料持有者身分最易达至目标，故乐此不疲。
　　
　　4.西方汉学界正欲加强此中西分工之格局，故乐于维持中土同行之“原材料优越性”，自己则可成为理论加工者。况且西人根本就认为中人做人文理论先天下足，何妨当仁下让呢!中方学者亦不免无意间赞同此方针者，洋人爱在汉学上搞理论则可，国人要搞就骂你是个数典忘宗，因为“国学”自有国规，当了炎黄子孙的就不得逾越礼法。一些聪明的洋人正好利用国师之不诚，以遂其长期使中国学者不善理论之愿。爱国也，误国也，我劝国人三思之。
　　
　　5.什么叫经济殖民主义? 使被殖民国止于提供劳力原料，不鼓励你掌握高级科技，以免日后你可自行对本国原料加工生产。什么叫学术殖民主义? 道理同然。人类学家对未开化族群的原料独特性也是高度重视的。中国之传统文化材料仅被这样重视一番，我们于心能安吗?我们能以做文化情报提供者(informant)为满足吗?我们绝不怀疑徐复观先生当初力倡学术气节之诚意，但是由于在智仁勇三端上“智”之不足，未能认识到中西文化关系，远比两岸政治格局复杂深奥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