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论坛》No.375，1991，作者：李幼蒸)
　　
　　参观法兰克福书展后，当晚搭夜车北返，十月中旬，莱茵秋意已浓。展厅中大陆、台湾、香港、日本之展品均突出东方文化特色，对此颇多联想，归途中遂拟此稿。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术思潮迭起，流派众多，从内容到风格均与其古典时期不同。然而不论在那一学科领域中我们均可追溯其传统，不断涌现的“革命”性思潮并未中断现代与传统的关联性。考诸现代中国文化与学术之变迁，情况则全然不同。我们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亲历了一段普遍而深刻的“西化”过程。我们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相当地“西化”了，人文学术领域又何尝真能保持其传统的完整性呢。结果，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学术与其传统之间发生了极大的断裂。这种广义文化上的断裂至今尚未使中华文明从传统时期安然地过渡到现代时期。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正在东方与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在理论方向和经验方向之间摇摆。在此文化转换期形成的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遂具有其特殊形态。于是
　　
　　，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各学科系统究竟应被视为今后各科学术发展的自然基础，按其现有趋向分别加以推进呢?还是应予较澈底地重新检讨，对其施以结构性的和方向性的调整，使其尽快一一进入现代化阶段呢?本文意在指出，“历史主义”的现实立场和“科学主义”的理论立场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是对立的。前者认为我们的人文学术源远流长，历经一个世纪已与西方人文学术达成合理的平衡，并已形成配置得宜的新学术格局，于此中西传统并存之际，中华传统正宜发扬光大，而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有学术结构亦基本健全，这是我们继续推进人文学术的现成基础。而后者认为，虽已频受外来冲击却仍相当囿于传统格局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如不进行“战略”目标上的彻底调整，民族文化学术的健全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换言之，历时数千年并对人类文化有过伟大贡献的中国传统学术也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一样正面临着一个同样的现代化问题。
　　
　　人文学术的现代化，首先是指我们面临着各种学术结构的改进问题。中国现存诸学术实体是在中国特定政治格局，古今中外各种学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性，区域历史演变过程，时代功利需求等种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中经验地形成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样形成的诸学术环境在研究方向，内容重点，科研指导系统，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学术价值程度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性，它们在今日人类学术整体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是应当和可能跨出经验现实加以理论反省的。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现有诸学科的科研结构是否合理，为此首应参照科学时代的科研理性原则。因此我们应根据现代理性一方面去考察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去考察作为历史经验产物的现实学科构成，以期促进合乎现代化要求的学术科研体系的重建。理论理性的态度将使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学术现实非当然化和非神圣化，从而指出现有学术传统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它由具体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诸暂时条件所决定，这些在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诸学术实体尚未经过科学理性的充分调整，因而其科学价值的提升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我们所说的现代理论理性或科学理性当然是以科学时代人类学术整体的最新理论发展为基础的，从而强调了民族学术传统肌理应与全体人类学术传统相结合。这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传统应与各民族文化传统充份交流，进而依据人类全体文化传统来重估和调整本民族学术传统。学术民族主义包含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学术态度不仅为民族主义所持有，它也为教条主义和商业主义所持有，于是无处不在的各种功利心态，合力主导着当代学界的精神倾向：较多关心于如何利用现存学术格局来达成眼前各种功利目标，较少关心于如何重估学术现状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全局的结构改进问题。民族自善的决心，本应体现于积极发现欠缺和锐意改进，而不应体现于避重就轻和师古自慰。即使在西方文化学术的强势压力下，亦不应政变这一诚意自强的生存态度。当然，不关心人文学术现代化和理论化的倾向也有民族心理习惯上的原因。我们有着几千年的独特文史传统和治学传统，因此传统的治学态度和方式自然易于支配中国学术环境，于是正如我们有着国乐和国术一样，我们也有着“国学”和“国师”。实际上，民国以来我们一直有着一个以“国学”为主体的学术等级系统，它对以西学为主的现代人文学术理论兴趣浅薄，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另一方面也并非是崇尚西学的人更认真开心学术现代化的问题，如果功利主义也是其基本的治学动机的话。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这十年中大陆人文学术空前活跃，学界的西化倾向明显大于民族化倾向，理论兴趣日趋高涨，甚至往往高出海外华人学界。不过由于“文革”的后遗症，学术作风和社会风气相与日下，各类新知新学就是在此“后文革”的文化环境中出现的。求知的动机与求名谋利的动机均极强盛，而学人之基本心态仍是功利主义。既以急功近利为心，也就无暇先事学习研究然后从容经营学术。新颖学术唯其有助于“仕途”而被一一炒热，不几年间竟也涌现不少“思潮”和“流派”，尽管文化学术基础甚弱，却不妨碍藉以“争鸣”和拉帮结派，这两样兴趣和能力在“文革”期间亦曾以另一种方式弥漫于“弃学就斗”的文化学术界。由于风水流年变了，原先治“马列”的或者改治西哲；原先善谈老庄魏晋的或者改专孔孟朱王；原先是造反派头头的或许改任学术带头人，因为在大陆后两种“职称”所需才智原有相近处。一言以蔽之，大陆十年的文化复兴期间，知识分子的功利心态亦获空前之发展。青年学人随着外文学习逐年提高，一朝发现一棵西方“新星”，将其尽快“移植”国内，本人也可迅即成为新学的新人，并可超越外文或许欠通的中老年导师，而可骤得自立一方之快。由于大陆禁绝西学三十年，一朝开禁，老中青人人趋之若骛，这种情况自然难以导致什么认真的研究。浮薄者借新奇以鸣高，沉潜者借“行情”以聚势，在种种非科学的动机驱使下，大陆新形成的各种新学科是很不成熟的。然而十年文化发展的一个积极方面是，青年学者的理论兴趣甚强，并在文史哲诸领域中率先尝试新说。尽管历年来提出的诸多新论(从“萨特热”、“三论热”到“河殇热”均极粗简，缺乏学术价值，但却无一不是朝向理论层面的。而”孔子热”则只能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提倡，在青年学者中影响甚微。
　　　　
　　强调理论化和学术现代化不免带有以“虚”攻“实”之嫌。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史学和文学界，研究文献典籍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最恨青年人空谈理论。文史学术中的理论研究与文献研究之关系是今日讨论人文学术理论化问题时首应关注的，本文对此暂置不论。至于有关学科全体和学界全体的理论结构、运作程序的问题，与文史具体研究课题关系更远。但这些都是分属不同学术运作层次之不同范畴的科学问题。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思考当然不同于具体作品研究。其实即使在“历史科学”学科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类别的研究，熟悉一个类别的不一定熟悉另一个类别，考虑史料真伪的技术固然重要，但此能力不可用于思考历史法则。即使“历史事实”这同一字面也可涉及若干不同种类的研究，熟谙其一的绝不必即胜任其它。如果仅因同属一个职业领域，即以为同属一个学术领域遂而无不论列，则为一种严重的科学误会。如若进而以一学之长所获崇高资格指点他学长短，则必乖谬尤甚了。然而这种我称之为“学科职能”上发生的误会极其普遍，当由模糊的学科分类问题产生的错误认识与学界明确的“九品”等级分类的意识会通后，新的科学认识更难确立了。社会媒体和民众舆论自以名势取人，凡不符保守学术格局和无关于“国计民生”眼前利益的“凿空”之论，即予冷落。加以学术认识问题或与新旧学者个人利益问题相牵扯，抵制新学势必更为坚决， 于是重大的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的问题也就被搁置下来。
　　
　　如果我们把属于元理论层的问题比喻为“战略层”问题，把具体研究比喻为“战术层”问题，两项研究分属不同层次至为明显。我们还可再把二者的关系从某一方面来说比喻为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的关系，以阐明二者在研究程序和方略上的区别。须知，在社会人文学术内也有一个“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的问题，这两类物理学家如何能混同不分或越俎代庖呢?从学术演变史来看，经验性在先，理论性在后，而理论研究一旦成熟就可全面影响和提升经验研究。人文学术和理论科学亦能有助于调整和提高诸具体学科，其中首要的方面是绘制更符合科学理性的学科“地形图”。在新的学术形势图中，原有学术结构、课题、成果的科学价值将予系统的重估和排列，使新的学术材料、对象和方法程序符合更合理的科研策略和目标。试想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有多少节目是至今仍具科学价值并仍应继续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的呢？我们究竟是出于科学的理由，是出于情感趣味的理由，还是出于功利的理由，要把前贤往事均当作今日科学大业的主要对象或基础的呢?史料的历史性价值与其政治性、心理性、学术性价值不是一回事。我们不一定要把前几辈名人画就的学术轨迹均当作自己今日工作的当然的范围和目标。而只有元理论级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条件重估这一切。理性有时是既“反抗”民族又“反抗”历史的，理性总是不情愿接受现成的东西，而“历史”就是某种现成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是喜好记叙文人轶事的，又往往会把一时造成过学术社会影响的风云人物误看成是学术价值的生产者，而不知此学术之价值性并不内在地相关于当时的社会影响。我们如不扩大眼界，重新排比自己的关注对象，或许会一生学术均为一些历史名人的片言支语所误。
　　
　　这样，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和理论化，既可使我们不断重估文化思想史的价值性问题，也可使我们不断精密化我们的衡量工具本身，我们的思维工具和思维对象都应成为与理性原则和基本理论规范相联系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人须付出比西方人更大的努力，因为我们是不免过于“匆促”地从一个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古代传统骤然落入一个现代社会文化世界的。我们身已在此界，而心或许仍在彼界，身心之间的合理调整确为时代之需要。那么，理论化的学术科研态度是否意味着要历虚蹈玄，鼓励人们轻忽正当的民族功利目标和诸多现实问题呢?非也。理论是实践的基础，知是行的前提，知难行易，确为至理。而“知”本身也要分成七、八个层次的，这又是朱、王先哲们所无从预知的。再以科技设譬，其理益明。人所尽知，理论科学为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又为工程技术的基础，工程技术则为生产消费的基础。即连日常生活物品最终都与理论科学相关，此所以今日称之为科学时代和工业时代。广义的科学理性不仅贯穿于科技领域，在社会人文领域中“科学性的”或“理性化的”运作程序亦何能免。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知情意的统一都是追求的目标。所谓理性原则即此整合统一之原则，所谓理论化，即将此理性原则渗透至科学活动的各个级次，包括人的行为、目标与动机的级次。贵在此理性贯彻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以至于人类生活的“非理性”需要亦在理性关注之列。重理轻文，重事轻理，重利轻“义”，已成为社会固习。而种种有关论辩又通以歧义性的非科学语言行之。今日社会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理论化、理性化要求，一应体现于理智运作程序的逻辑性方面，二应体现于语义的统一性方面。本文所谈诸点亦缘于此。我们已经懂得了应以西方的科技对峙于西方，以图自强；我们是否懂得也应以西方科技赖以产生的理性对峙于西方呢?出于实利动机的东方复古主义只会使东方长久弱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