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 51，1994年12月，作者：李幼蒸)
　　　　
　　科学家选择研究对象，只关注对象之学术价值，不会关注谁是学术对象的创始人，选择的标准只能是对象本身。这个道理在中国人文学术界却不一定行得通。正如大陆以前盛行学术之“阶级性”一样，如今海外盛行学术之民族性。二者的背景和方式虽异，却有一个共同点：不问学术对象之真，只问对象之“可用性”。可以说均源于同一种学术实用主义，均倾心于设置思想和学术的新“三纲五常”。对于已处身于宇宙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学术复古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不问对象之性质，只问对象之史地属性；不问何种食品有营养，先假定只有本地产品才有营养，从而大幅度地缩小中国人吸取理智营养的范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反对西学或对其持消极态度的观点人人皆知，已经说了整整一百年了，本文对此不拟讨论。我想提醒读者注意一项事实：他们都不关心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和理论化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提升恰恰直接与此有关。精神文化日趋贫乏的一个表征是，大陆兴道，台湾兴佛，海外兴儒，而儒、道、释三敦再度合一，以作为振兴中华之民族纲领，我看也为期不远了。这样发展下去，曾经产生几千年人文文化传统的神州大地上将充斥着物质的文化、科技的文化、和商人的文化。
　　　　
　　文化的庸俗是由于思想的贫乏，思想的贫乏是由于学术的不振，学术不振的表现是理论水准下高。理论的欠缺表明我们不关心理论。不关心理论表明我们不关心”按现代标准”提升民族文化的理性。没有拓广理性文化的兴趣才是卯足了劲去发财致富的大中华最根本的危机。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却是不为人所认识和承认的民族精神危机。正由于不真正关心民族理性的提升，才会不去关注什么是今日有价值的学术理论，不正视西方社会尽管科技发达却保持着足够的文理平衡，其深厚的人文学术理论乃是其民族理性的“制度性基础”。一向以文立国的大中华怎么会不懂得国家民族的生存目标和文化选择首先是与人文学理相关的呢? 拥有千百亿外汇存底，却如此薄待社会人文科学，这是否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科技不能代替社科，坐禅和“发功”也不能代替哲学，古典文史材料更不能代替现代人文科学。我们对社
　　
　　会人文科学的轻视，源于对生活和文化之理念的轻视。此外，不要以为忽略社会人文学术无关宏旨。从根本上说，仅只是一个社会的顺利存在本身，亦离不开有深度的社会人文学理，否则既难合理规划于平时，更难妥善应变于危时。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本世纪中国发展中的各种负面因素，相当地与没有成熟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有关。今日我们要和西方竞争，单只学习其“工具理性”(科技)是不够的，同时也得学习其“文化理性”。而学习人文正像学习科技一样也是要花费足够的时间的。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西方社会人文学术花费的时间是太不够了。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乃一国文化之“硬核”，现代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先致力于强化此文化核心部分。最后我愿将基本观点归纳于下，就正于海内外贤达。
　　
　　一、文化之核心为社会人文学术。
　　
　　二、社会人文学术之核心问题为其现代化(而非返古化)。
　　
　　三、学术现代化之核心问题为其理论化和系统性，为此与西方学术进行深广对话首为“技术上”之必要条件。
　　
　　四、自然科学和儒道释传统均不能取代现代社会人文科学。
　　
　　五、民族、社会、国家之目标与方向选择能力，更多地与社会人文学理之水准联系在一起。

　　科技只能告诉你如何拥有实行手段，人文才能告诉你什么是人生和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