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论坛》No.19，1992，本期适为此刊发行最后一期，作者：李幼蒸)
　　　　
　　中国大陆一直有一个防止“全盘西化”的任务，中国台湾一直有一个宏扬国粹的任务。如今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高倡孔子哲学。一年前新加坡的国际儒学大会使这面中华文明大旗高举于亚洲世界，欧美儒学家亦纷纷莅会，声势之隆，可谓空前。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地推行着全面物质西化运动。精神的“中化”与物质的“西化”似乎结成了一种新型态的中华文明，并为其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基调。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中国传统概念以其实用性和多义性见称，“体”与“用”即为其显例。对体与用进行一般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在各时代具体学术论述中它们各有比较确定的“所指”。一般而言，“体”可以泛指实体、基本、核心、目标、主尊等，“用”可以泛指相应的运用、末节、外围、手段和卑次等。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如清未维新运动时代，“体”可以较具体地指皇统、纲常、名敦，然而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时代这短短几十年中，“体”的实际所指及其侧重就有多次变动。于是我们可看到曾、李、张、胡(礼垣)、康、严等人对中“体”的不同认识。中国前现代期的体用争论是有其明确的现实背景的：源于中西文明的碰触与冲突。体用辨析实际关涉到中国文明中何者应保存何者应扬弃，西方文明中何者应受纳何者应排斥的问题。有关争论和结论也直接与当事人对世界现实和世界学术的认识深度和知识程度相关。由于中国人习惯将历史名人神圣化，所以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仅仅通过日文翻译书获得的十数年新学知识还根本不足以使国人胜任于思考中西体用的问题。因此海禁未开时的顾、黄、王之政治思想即可比海禁已开时的康、谭、梁政治思想更富学术性价值，因为清末时代要处理的中西文明关系问题已需要中国学者具备西方学术本未的全面知识了。然而我们的大儒们总是太性急又太冲动，往往在对“天下”形势尚未了解清楚前就忙于以天下为己任，着书立说，希图为万世开太平。自然，(大同书)这类著作虽不具有政治学价值，倒也可供研究者理解新旧交替时期中土士人心态之一般。述而不作的严复对中国思想现代化的首功，不仅在于将西学中的一些社会人文学术直接引入中土，而且在于端正士人态度：应以致力新学为先。然而对英国科学传统有较深入认识的几道先生虽倡导“因果实证”，却仍会被这个体用问题困扰住，这正因为他虽已从西洋科学技术层面扩展到政治科学层面，却尚未能关注基本价值学问题，遂以为“天演”和“名学”即可视之为为西学之基础。直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留德的哲学学生亦尚未能像留德日本学生那样认真关注到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这一价值学体悟的姗姗来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趣而重要的现象。“体用”本来应是指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实质性区分，如将伦理思想和政治制度视为“体”，将科技军事视为“用”等等。民国以后，这个“体”不能再包括制度了，于是主“中体”论者将其专指伦理思想与习俗。其后几十年，从学制革新和教材革新到社会家庭组织和伦理原则的全面现代化，卒使作为“中体”核心的名敦纲常剔除于中国社会现实，尽管它还程度不同地残存于各种人际关系和思想意识之中，但在全新的法律和制度下已永远失去了昔日的支配性作用。传统文化和思想从新时代的主要领地退缩到纯学术界，国学和国粹在与其无关的现代化进程中获享一特殊的自治区，并承担着守护民族精神的重任。然而这块特权领地也不安宁，各式西学频频前来冒犯和挑战，国学之“国界”大概也难长期固守下去了。体用概念之内涵虽不确定，其价值性涵义却是明确的。“体”自然为尊为本，“用”自然为卑为末。正如国学中的经与传本应指题旨和体裁上的区别，实际上体用既可一源，经传亦可互通，于是有“孟子”升经部之事，实际上传统的类别范畴往往起着价值轩轾的语义作用。这样，“中体西用”并非是一定要纠缠于社会文化实体的功能性区别，而是要显示一种尊卑之意，即中应为尊，西应为卑，或中应为主，西应为辅。一个貌似政治学上的争论，原来是一个维护自尊心的问题。“既要之，又贬之”，遂成为维新时代以来中土士人的一种“民族情结”。然而务实的中华民族毕竟不傻，争论归争论，实惠归实惠，几十年来，西化之势卒至席卷了中华大地。“西”和“西化”两词的意义也是相当含混的，它当然不专指地理概念。“西化”一词对中国来说至少有两个不同意思，以至于我们可用“西化一”和“西化二”加以分别，即前者指“欧美化”，后者指“资本主义化”，前者以中国文化地理为本位，后者以世界政治地理为本位。从“西化一”角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均为西化；从“西化二”角度来看，西欧内部产生的和局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主义亦应画到此部来。于是在体、用、中、西四元范畴大混战中我们实有四件不同的事：中国传统精神，社会主义精神，西方精神文化和西方物质文化。在二十世纪中国各种反西化的主张中，逐渐地西方物质文化均不再被各方归入反对之列(少数有佛学背景的主张除外)。其结果是，今日任何一处中国社会内的经济活动方式都是完全非中国传统的西化产物。换句话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早已“全盘西化”了。西化又何止限于物质生产领域，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知识教育，生活习惯，乃至大部分文学艺术都已相当彻底地西化了。因而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与传统士人也已极少共同之处，如果我们是指其拥有的知识内容、工作生活的动机、目的、方式及其社会基础而言的话。今日再笼统地去讨论“中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任务”，是文不对题的。实际上，现代中国科技工商知识分子与西方科技工商知识分子的相似性，远超过与传统中国文人的相似性。这就是为什么大陆中国党员科技知识分子到了美国资本主义老板手下，仍可以工作得极其出色，生活上亦如鱼得水一般。工业时代的科技工商知识分子成为天然的“世界公民”，这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主流的科技工商知识分子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任何内在关联的(今日有人想到中国传统中去为西式经济生活寻找中式根源，直可置而不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今日中国社会西化程度是深入、普遍和严重的。文明或文化一般大分为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而将科技工商基本画入前者之内，那么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技工商的现代化内容，也即是物质西化的内容。现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形态遂为百分之百的西化形态(无论从“西化一”还是从“西化二”的角度看)，这是不争之事实。
　　　　
　　我们的生存方式(从事科技工商生产活动)和我们的人(科技工商知识分子)，都已被“西化”了，或更准确些说，被“物质西化”了。社会文化的其它领域，也在稍低的程度上被有力地西化着，如政治制度，社会团体和家庭结构，男女关系，以及除饮食之外的生活习俗等等。在文艺领域中，传统文化因素保存最多，然而西化之速率亦极显着。其中大多数青年从业者的西化知识和趣味，实已预示了传统文艺
　　
　　日趋衰亡之兆。诚然，人文学术领域至今仍为传统学术的主要生存地，然而此领域中今日大多数从业者(特别在大陆)均为西化派。这样说来，我们的精神文化不也在全面西化之中吗?不过，在物质西化领域，中国人的与时维新的能力和成效均极突出，并将不可逆转地朝此方向继续发展，而在精神西化领域，其一般特点却主要限于应用性和通俗性方面，对西方文明精神成就的理解和关注远远比不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理解和接受。因而中国的西化过程是绝对以物质层面为主的，在精神领域内固然也已大部西化，却是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的，包括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意识形态部分。对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高层和深层内容我们认识的还很有限。因此在作为社会文化实体分类范畴的“体”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把今日中国社会文化称之为以“西”为体呢?因为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到科技教育，工商经济，哪有一样不是西化的呢?就以农业来说，不仅生产方式现代化了，它也有机地与现代工商系统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司法系统自然也与大明律、大清律没有关系。这样，兼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全面西化，还不是中华社会“实际”的西化吗?至于“全盘西化”也可有两种解释。一可指“凡西方有的，中国都要，凡中国原有的都不要”。但它也可指“凡中国要的，大部分是西方的”。这一弱化的解释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并非西方有的，我们都要”。这些不要的东西，当然不应指人人都不会要的东西，如刑事犯罪。而此限制的涵盖方式特别指那些对中国物质西化过程无用的东西，包括西方精神文明中的一些主要东西，特别是其人文思想部份。的确，在百年来引进西学过程中，我们无保留地引进了科技学术，稍好地引进了社会科学，而在引介人文科学方面成绩始终平平。这一缺欠对于物质西化的任务而言，自被视为无关宏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有自己的“对等物”——国学。历来对国学正统论的批评不外指其抱残守缺，感情用事或狭隘民族主义。然而，国学神圣论和正统论在中华民族所选择的全面物质西化方向中，起着一种有机的配合作用，发挥着一种统一的实质性功能，我们可称其为一种“双掩盖功能”。即它颇有效地掩盖住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生命中的双面“欠缺”(absence)：西化运动中精神面的欠缺和传统学术革新的欠缺。国学圣化似乎填充了高级西方人文学术的欠缺，使人错以为西方现代物质和中国传统精神已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满的、互补的新文明实体，先祖遗产已足充任中华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精神主体。精神遗产似乎相当于传承的物质珠宝，它内含着永恒的，“已实现的”价值，中华子孙只须将其珍藏、供奉和展示
　　
　　即可。结果一方面，这一观念妨碍着我们充分深入地吸收有益的西方人文学术，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未能正视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生命中急待解决的奥密。这一立场表面上看来出于精神动机，实际上却主要出于物质动机，它是为全面物质西化的新民族文化纲领服务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人格的分裂症：用并不提倡谋利的孔孟形象来“护佑”谋利的物质西化运动。这样，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及其形象即可在此物质西化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当代中国物质西化追求中用之颇称方便的守护神。然而儒学不能成为儒敦，现世性的孔子不能成为超世性的耶稣。孔子圣像与耶稣圣像只能起不同的象征功能。孔子思想的内容必然要与现实活动的内容沟通，我们怎能协调孔学宗旨与物质西化方向的矛盾呢?不过人类文化史上并不乏见的情况是，使象征得以成为象征的原有特点是一回事，以何种方式运用此象征则为
　　
　　另一回事，二者可以分离，正如记号的物质性构成和该记号的运用可以分离一样。!人们自然可以约定俗成地按人为方式去使用象徽，孔子形象也就可被用于各种功利目的。因此在“用”作为使用或利用的意义上。我们何妨把今日中华称作“西体中用”的时代呢!就物质西化的目标而言，使用孔子形象固无不可，但就现代化的精神目标而言，如前所论，儒学和国学的圣化过程却起了消极的作用。
　　　　
　　严格说来，“宏扬中华文化传统”并不与物质文明建设直接相关，你可以说忽略了物质建设恰是中华传统的缺点，但你不能因此即用西化方式去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并未强调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是一个人文传统，这个传统你也不能通过物质西化方式去宏扬。从人类文明价值来看，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今日促进文明发展须依赖知识工具，因而在同时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时，须同时发展物质科学知识和精神科学知识，如只重前者而忽略后者，社会文明只能一头前进，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以为单只增加物质财富即算推动社会进步，是非常片面和有害的观点。即使到头来中华大地上到处都行走着腰缠万贯的多金之士，我们这一代的文明成果是否就高于物质水准大大低于我们的古代文明成果，也是很难说的。对古代人而言，仅只衣食无虑尚称不得什么人生至福，对现代人而言，仅只是汽车洋房(如达至今日西方社会水准)也算不得什么人生至善。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必须兼及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既不应以精神贬抑物质，也不应以物质贬抑精神。然而不幸的是，今日却是一个物欲横流，精神萎缩的时代，此实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应有之气象。即使就社会人文学术水准高于今日中国的日本社会而论，它还难免于受“经济动物”之讥，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全面的物质西化过程中，高层西方精神文明也许有朝一日仍有涌入中土之机会，而中华人文传统的内在生命力却可能从此迅速耗竭，有如古希腊和古印度文明一样，后一倾向才是我们更深的隐忧。新世纪的中华文明生存的方向究竟该如何呢? 可以说我们由于目前学识不足还无法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宇航科技知识的不足，并认识到须要专门研习才可达到进入太空的目的。但我们还不知道社会文化的目标亦同样须待专门知识才可较好地达成。在人文领域内也并非是我们已熟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所须要去做的仅是增加对西方文化学术的认识。人文学术的有效掌握是直接相关于认知主体和其环境的知识结构以及不断变化中的历史情境的。“直指的” (denotated)材料在那里，“涵指的”(connotated)价值和意义则是随主体和情境而改变的。无论对中学还是对西学都有一个不断对其重新加以认识的问需要。因此国学中之“字义”固可永存于典籍中，其价值和功用则必随人类历史环境和整体知识的演变而“与时更新”。文化精神的生命力亦存在此文化理解更新的努力之中，而此生命力的持存则必取决于我们参与现代世界人文学术对话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