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北《哲学杂志》No.7,1994，作者：李幼蒸)
　　
　　中华民族是一个惯于驾驭语词歧义性的实用主义民族，早在汉代就成功地玩弄了“尊”儒“黜”法的阴阳把戏，今日又在中西尊卑上极尽语意含混之能事。结果，纵然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这四大社会主体均早已一去不复返地全盘西化了，下个世纪也还要继续在此科技工商西化的基础上，争领世界第一，以使炎黄子孙在世界众族面前“扬眉吐气”，而另一方面却不断强调要复兴中华“固有”文化，并号召一切炎黄子孙在未曾存在过的“炎黄”老祖宗名义下去宏扬今亦只残存于典籍中的传统文化。当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都已被纳入科技工商农西化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中时，却号召这些已被西化了的公民去“复兴”他们知之甚少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怪胎就这样诞生了。(参见拙文“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载《中国论坛》，1992年5月号。)
　　
　　前中研院院长胡适在三十年代对国人之民族夸大狂的批评完全适用今日。(参见《胡适文存》461页，539页。)所不同的是他那时所提的“旧文化”和“中国本位”均有其时代所指。事隔六十年后，这些“固有”部分已成历史陈迹。当社会主干、政治方向、多数国民职业方式，大多数知识份子之知识背景已然全盘西化后，还有什么旧文化、本位文化、固有文化可言呢?他当时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参见《胡适文存》539页。) 如今他的愿望大半已经实现。其实，他那时是大天真了，还以为中国人会傻到去拒绝西方科学工艺世界，殊不知重实惠的国人是绝不会不懂得今日任何功利成就都必须是以西洋科技为基础的。研究先秦哲学颇见功效的胡适，在“中古思想”阶段则下免过于单薄了，虽然他以剖析思想文理见长，但在分析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上却远远不如顾颉刚和徐复观，他始终未参透中国人的实用智慧为什么在现时代仍要搞中学为“用”这一套。当然，中西文化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和在学术文化领域中的作用是两件事。固然，强调人文学术传统为官方一贯之立场，不过此处倒颇有一份中国人的幽默在。官方对完全西化的高层科技人士的礼遇大过对国学大师的礼遇大概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熟轻熟重还不分明吗?至于在人文学术领域，国学确实重过西学，只是必须补充的是，他们原本就认为人文比不上科技，在较重要的领域里搞了西化之后，不妨在较次要的领域里搞个中化。这就是中华智慧在学科名称话意上妙用之一例。政治当局对人文学术之态度固然可以左右其社会环境，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是根本的，特别是对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台湾人文学界而言，人文学术状况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知识份子本身了。由于历史格局的影响，今日台湾人文学术界结构及其思潮是受制于传统学术民族主义、西方思潮和西方汉学界的。在政治控导因素大幅度削弱后，获得了充分自由的台湾人文学界开始检讨这一学术历史格局的适当性问题了。从趋向看，随着历年归国学人的增多，学术民族主义的退潮以及与西方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西化的趋势会越来越占上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特别要回顾学术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原因有三：1.西化学术活动的增强不等于对西学理解的增强；2.学术民族主义的心理根源为一切中国知识份子所共有，即使在西化思潮中也会频频再现；3.本来只有一个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问题，无所谓非偏于西或非偏于中不可的问题，错误的治学态度既会影响中学，也会影响西学。这里所指的现代中国学术民族主义包括正相对立的两股潮流，其古典名称为考据派和义理派，其现代名称为史语考证派和儒学玄学派。如今这两派显然是历史上汉学与宋学之争的现代表现。古人学科分划末严，故以义理与考据标示研究方向，现代学人则将其分划为哲学科和历史科而继续争辩两种思想方向对政治、社会、文化之影响。从人员上说，本世纪可以追溯
　　
　　三代对峙的局面，其第三代之重心亦有移往美国之势，并殊途而同归于西方汉学界，从而证实了二者的共同性：中国本位学术。胡适、传斯年辈均留学西方，崇尚西方科学，属意于以西方科学方法加上清代科学性之考据学整理文史旧籍，用意殊善。五四时代疑古健将之学术眼光绝非现代后学所可企及，然而他们将现代中国历史科学之任务局限于资料考证学水平上则是犯了徐复观所批评的方向性大错误。
　　
　　(徐氏批评胡适在中研院任内的学术政策说：“在人文学科方面，似乎只注重做了若干整理资料，校对若干文献的学者。他们始终以一个研究者的助手所做的工作，为自己最高的殿堂。不思不想，势必激起另一方面的胡思乱想。”参见徐氏箸《中国思想史论集》，学生书局，1974年，256页。)而其研究对象和方法更是以他们自幼熟悉的旧学为基础，从而使语史研究相当地“国学化”了。另一方面，以现代新儒为主的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家所强调的新义理之学虽然在中西两个战场活动，既反对忽略思想性的考据派，又反对咄咄逼人的西哲派。在势力日渐膨胀的西方哲学的侵蚀下，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宰了新儒派的哲学研究，其代表者首推熊十力。为了抗衡西方，他们努力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中去寻找精神力量。在四、五十年代政治大变局下，此一思潮几乎主宰了港台哲学界。如果说考据派只是安于中国史料之研究，现代新儒义理派则勇予以中华思想道统自居。尽管其第二代传人西学优于第一代，可惜在西学领域亦同样不先求深入，而是积极营造各种新儒哲学体系，争为道统传人。如果说考据派为应用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义理派则为理论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二者的共同特点则是将材料、对象、方法均定位于中国传统学术，辅以西哲范畴学和分类学，以使其哲学表述更为条理化，而其目的是宏扬所谓儒、道、释国学之精神。五、六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得海外中国学术方向进一步大幅内向化(向内化)，民族化和国学化，在极为粗浅的意识形态分类学的指引下，误以为大陆代表着背叛中华传统的势力，台湾则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坚持者，对政治体制的区分做了不恰当的东西文化学分类。
　　　　
　　在此错误的认识下，学术民族主义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是在一个与西方世界甚少学术思想交流的时期自行构建的民族学术共同体或自足体(autonomy)，在七、八十年代逐渐与西方恢复学术交流后，其弱点才日益显露出来。学术民族主义中的义理派和考据派在互相批评时都有颇为正确的见解，但常常只能指出表面的问题，而不能剖析根源。考据派标榜科学，义理派标榜玄学，二者却一样隔膜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构造，可以说，欠缺有效的现代人文学术理论观正是两派之共同特点。当徐复观一方面说傅斯年之考据十之八九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又大赞他能把(孟子)列为大学必读书，从而表现了重“仁义道德”的态度时，(参见徐氏着《中国思想史论集》，256页。但是何以在大一规定《孟子》、《史记》为国文教材就是“表现由他们过去无思想性的学风的一种转向”呢?) 徐氏是否认为他已了解了现代道德学理的可能范围呢? 无论是治中国思想史还是治中国玄学，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过一种探讨现今时代应有什么样的认识范围的好奇心。胡适本非有理论兴趣，因此这个现代提升西学西化最有影响的人并不了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构造是不足为怪的。他所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一切
　　
　　系统性的理论研究的，他的“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的说法，(参见《胡适文存》732—733页。他即引“剩余价值说”为例，又引康德哲学理论为例，认为这些理论在社会上没有影响，他则要关注能产生社会影响的“问题”，并以为所需的只是“一点批判的态度”。这样，他就将自己既不喜欢又不研究的西方哲理问题排除于关注之外。所选择的研究问题之标准中第一项为“最易引起大家注意”。胡适的学术名士派作风要为本世纪人文学术发展的错误方向负多大责任呢?) 在具体问题上或有所指，但在学术方向层次上则表明他对理论的重要性多不理解。正是这一本质性缺欠，使得胡适在五十年代以后未足成为海外思想领袖，同时他也未能在台湾协助奠定一个有价值的人文学术研究环境。其中原因固多，昧于现代人文学理应是主要原因。义理派以玄学代替现代理论，也同样未能真正担负类似宋、明大儒的精神领导责任。因为时代变了，面对的环境和问题都已经根本改变，义理派却采取了近乎直接返古的方式(虽以西学和佛学饰儒)来简单化面对他们远未了然的时代人文学理大问题。五十年代以后，港台人文学术的发展和学术与机构的方面都与西方汉学界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人文学术界与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全面交流关系，而是全体中国学术界与西方一个汉学界的交流关系。今日所谈的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活动或国际影响主要是局限于西方汉学界。而后者在西方人文学术中只占据边缘地位。(西方汉学界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构成和方向由此西方世界确定。就今日状况而言，它还未能参与西方文史哲主流而具有相对的孤立性；它与西方学术主流之距离甚至大于它与中国国学之距离。)然而中国知识份子的实用主义一向善于运用字面的多义性以谋宣传之效果，于是“西方汉学”中的“西方”二字就可被利用，以引起其有沟通整个西方学术领域之联想。这样，中国本位学术共同体不仅承担了发扬国学的重任，而且这一方向还获得了“西方”的赞扬。实则是由于中国本位的历史学与哲学为现代西方汉学界提供了直接的材料才为他们所欢迎的。这种职业上的需求关系本来与中国人文学术方向正当性问题无关，可是双方面在学术、机构、人员上的多年交流已构成了一个国际性汉学世界综合体，很自然的就把国学宏扬的方向定位在取得西方汉学家的肯定和赞扬上。现代中国社会学术之变迁中充斥着土洋两种实用主义的影响，实用主义竟可成为语言思想含混主义之简称。传统知识分子有混水摸鱼的这个毛病，即在有意无意间利用含混的思想以谋求当事人之名利实惠。汉代学术之弊已为现代学者充分认识到了。现代学者或许不致如此鄙
　　
　　俗，然而思想含混，不求甚解之毛病却是一样的，以致胡适的初级美国实用主义和其友人陈独秀的初级俄国马克思主义竟可在二、三十年代风靡全中国 （此句中两个“初级”字样，在原刊中为台湾编辑所自行删除，在纳入文集时，由作者补回---作者网刊注）。中国实用主义性格之一是稍有知解即求其社会运用之效果。(同样的民族风气又重复于80年代的大陆西化思潮。一些青年先进连—本西方主义之原典译本还未读过就纷纷投入社会，争当某派之专家或先驱，致有泸派、京派之分野，一如今日流亡学人有“普林斯顿学派”、“芝加哥学派”之分。与五四时代青年不同的是，当时之先驱均为留洋归国，极一时之选的才俊之士，而80年代大陆西化运动的领袖中则颇多不能读通西文的聪明人士。这就是80年代大陆“启蒙运动”之精神基础，其质量和价值也远远不如五四时代了。) 在欧洲刚学到几年的上世纪科学考据学，就马上和清代考据学结合，急冲冲地以此来确定中国现代历史科学的范围和方向。傅斯年之“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不仅是短线的，也是危险的，(参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联经版，1980年，第六页。即以史料整理的任务而言，亦离不开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各类知识发展，单靠国学和“批评的态度”也是远远不够的。)他把如此重大的一个人文学术领域的问题简化为史料整理任务，徐氏对他的批评确实是中肯的。然而傅氏一定自认为秉承了现代科学思想，正如胡适一样。应该说，胡、傅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在远未掌握西方人文学术的基本内涵之前就为中国学术骤定方向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学者在具体研究项目上的严肃认真和在学术战略层次上的轻忽草率，交错集结于一身的这种现象，真是比比皆是。专业问题和学术全局问题是两个不同学术思考层次上的问题，人们却往往以一个层次上的优秀成绩来掩饰另一个层次上的薄弱和无力。他们的学术实用主义使他们根本没弄明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质上的不同，以为把一些简单的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人文科学即可使后者科学化。傅氏不仅对在他留学时代正值兴盛的现代历史哲学没有了解，而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社会学、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均末措意，可以说，根本缺乏一个什么是“历史科学”的整体观念，但正像五四时代许多其它优秀历史学家一样，他禀幼习国学之素养，匆忙地就在自己自幼熟知的国史领域内轻车熟路地做起考证来了。在国学专业层次上，他们得天独厚，当然颇有贡献，也是今人难以企及的，但在学术方向的层次上，他们的认识却是短浅的，其结果是历史科学总体的学术成就就十分有限了；遗憾的是他们恰恰作了中国现代历史学方向的策划人!其实他们所成就的只是资料研究阶段的工作而已。这类工作自然特别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推崇，殊不知这种推崇实则是从他们职业性的利益观出发的。虽然就其学术要求而言，他们并非没有道理，但倘若国人却将此视为研究方向受到了“国际”的认可就错了。这一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是两岸对翻译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重视，竟然不约而同地均由高官主持其事!更有甚者，大陆版的译者名竟不得与李约瑟并列于扉页，以此高抬西方汉学编译者，突出其替中国宏扬国学的功绩!多么微妙的民族心理：敬慕洋人的自卑感和崇尚国学的自豪感如此荒谬地结合在一起!学术民族主义者或国学本位者，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国际环境来表现他们自己。现代义理派和考据派在中西文明对峙中不是从中华民族的切己需要出发，急求自强之策，该西则西，该东则东，而是意气加实惠地投入比高比低的民族主义游戏之中。其结果是在与西人交接时，不愿先做学生，只想先做先生。他们急于向西方传授东方的古代智慧，而缓于向西方学习现代智慧，从而不是首先着眼于自身精神财富的积累，而是首先关注于西人对中华智慧之是否钦佩。这就直接违背了孔学“不求人知”和“古之学为己”之深教。正如一切弱者一样，他们不愿正视自身的缺点，力图改正，而是急于抒发一己之长，以及时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考据派找到了全球无人可比的特权研究领域，在此领域中，洋人必拜我为师；而义理派既以中国儒、道、释为基本，因而三敦之内亦非中人莫属。至于西学则只是浅尝辄止，可资比附已足。第一代学人家学渊源，今人读翻译小说的年纪上，他们已熟读四书五经，其于文史材料自然倍感亲切。第二代人也仍觉以驰骋中学为易，况五十年代后，由于文化闭塞，反而排除了现代西学之挑战，在无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中竟可从容经营民族学术了。于是新儒学成为在政治大变局下全面退缩，自慰自安，自言自语的保守的思考方向。其突出特点是思惟方式的非现代化和“不可对外交流化”。他们制造了一套套的中式玄学语言，使现代哲学、文化、政治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思考朝向“玄学修辞学化”，而其哲学思惟之效力则益趋贫弱。更为有趣的是新儒学那种以不知为已知，对新知新学采取全面回避的态度是根本违反孔教为学之道的。其结果是在强大的西方人文科学的压力前，致使受敦青年一代无能因应。他们那一代如果还能以团体内部交流为足，新的一代则必将与世界接触，而这个世界又是一个远比西方汉学界大几百倍的大世界。这两大学术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他们是高度依附社会制度之方便条件的。在国内有国学至尊的政治背景，在国外有西方汉学界之支持，于是很顺利地就找到了一条走向世界的途径。中国人文学术需要西方学术机构的支持，这一事实说明了其学术方向之对外依存性(甚至于还选用了西方的学科名称——“汉学”，以利国际交流)。结果他们把在西方汉学界因职业需要而自然发生的一些倾向当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主要方向，用西方一个学科的方向选择作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方向之选择的重要依据。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文化制度性”的误会。不过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一些移民西方的华裔学者反成了保卫国学的重镇，留守中土的中国学者倒成了搞“学术殖民地”者了。这一类批评可以说均由于混淆了专业层次问题和学术方向层次问题间的战略性区分，并把原则性问题与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把青年人从事西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殖民地心态，(不知徐复观是否是“学术殖民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说，“殖民主义只能建立在自卑自贱的民族之上，而对于自己文化的诬蔑、侮辱，正是自卑、自贱的动力和表现”。载于《中国思想史论集》，209页。80年代初逝世前他又感情冲动地说：“常念熊师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深以当时学风下西学者率浅薄无根无实，则转而以‘数典诬祖’为哗众取宠之资……”参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时报公司，1982年，第1页。思想史家徐氏绝非玄学家一流，然而此处所言种种，均属感情用事，对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作了非常错误的评判。其言足以为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而其师十力又是如何在《原儒》中趋附时髦的，已为人所共知了。)正如不能把一些西方汉学家的不成熟表现归结为“中国殖民地”心态一样。学术方向问题不能用学术作风和一时效果来检验。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态度。西方汉学是无法为中国学术规划方向的，因为其专业局限使其不可能面对人文学术理论之全局，而中国学术未来的方向问题却只能在现代学术整体领域中求其适当之定位。专学之知识不一定能保证达成“通学”之知识。事实上中国青年人予西方人文学术以更多关注的倾向是绝不应简单地用殖民心态来解释的。正是孔学之诚要求我们正视西方人文学术比中国人文学术包含着更多的富有理智激发性的内容的事实。倘若囿于学术民族主义而不敢正视这一现实，那就像义和团时代不愿正视西方洋枪洋炮的威力一样了。这种观点并不等于认为西方学术是什么“绝对真理”。人们不一定因某种学术为绝对真理之故才去研习它，而是因其更富于理智激发力因而生发出研习的兴趣和热情。我们治西学，自然要和西方学者一道对西学成果中之正负面表现予以批评的研究。这一学科范围的选择有什么不妥呢? 为什么不能把中西学术传统的内容都当成关注的对象，而要偏重于中国学术传统的内容呢?并非因为学术本身之优劣，而只因为是祖辈遗传之旧业，子孙后代就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岂不就是学术界孝道思想的一种表现吗!?这种观点恰恰是在西方人文学术大幅地冲击中国学术界，而民族主义者又对其并无招架之功时提出来的。如果以为学术民族主义能有效地抵御“西学殖民化”，那就错了。他们理论力量的软弱无力反而会助长无批判的崇洋思想的蔓延。为此，今日才有必要大力提倡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学术民族主义的本质问题其实还不是什么民族情感问题，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对现代人文学术之整体结构欠缺知识和依附制度方便所采取的功利主义态度。在一般社会文化层次上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对西方人文学术本身却未做全面和专门的研究，以致基本不懂现代人文学术理论部分的问题，至于其它尚无现代文化观念的国故考据学者对现代人文学术的全面要求就更不清楚了。而西学较好的现代新儒派哲学家对现代人文学术之全局亦从未努力加以认识。现代考据派和义理派都忽略了现时代国人应“学在思先”之义，不首先按孔子教导去求道之真(为学)，而是急于谋一己之成(成家)，因此，中国人文学术理论思维水准就未能有效地提升。以台湾学术界而言，人文学术之状况并非由于当初蒋氏文化管制之结果，应负其责的正是由现代考据派和义理派所代表的学术民族主义。其一不重视理论问题；其二则把道释色彩之玄学误当成现代理论之基础，结果必然是忽略了中国人文学术思维现代化之迫切需要，导致中国学者在一个现代化时期不能有效地认识和因应新世界和新学术，在本世纪中西人文学术对峙中阻延了中方学术能力之提升。这样严重的人文学术状况始终未能引起社会和政治当局的重视，是因为政治家把复杂的社会文化目标简化为国富兵强的目标，对转型期的中国人文学术问题采取了另一种实用主义：将人文学术视作政治宣传之工具，一方面大搞西化的科技工商，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又缘饰以国学。汉代之儒法关系也就转化为现代之中西关系。从政治哲学上看是本未倒置，轻忽目标问题，侧重手段问题，使中国成为物质生产第一的社会。人文学术则被贬低为督责公民遵纪守法之实用技术。就此目的而言，国学自比西学更为有“用”了。尽管本世纪中国治国者的普遍功利目标成了学术民族主义得以发展的温床，中国人文知识份子本身功利之心态才是导致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不昌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因为人文学术原非政治当局的事，而是广大人文知识份子的事。正是这种功利的心态，使得人文学者不重视自身学术科学性的提升，不积极拓宽视野，正视自身弱点，奋发图强，而是依存于科技工商的进步，谋求一己的诸种实惠。然而，自然科学理论不能替代社会人文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家不能替代人文科学家去进行文化学术思考，社会之经济商业成就当然也不能取代文化学术之成就。
　　
　　我们在科技工商方面的相对进步正是与我们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相对退步同时发生的。本世纪九十年代，中华民族再也不能仅因其科技工商的进步而自满自足了，我们必须同时勇于正视本民族在现代文化和人文学术方面的严重缺失，而极思谋求文化精神进取之道。否则，二十一世纪时真有沦为物质巨人，精神侏儒之危险!须知一个商人社会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伟大的人文思想的，而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生存方向又是直接与其人文思想能力相关的。
　　
　　总而言之，现代义理派和考据派在专学层次上虽然均有各自重要的学术贡献，但在“通学”的层次上则均囿于学术民族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认识论偏差。除了前述种种表现之外，他们将中国学术重点置于“温故”方向本身即为战略之偏误，因为现代中国首应致力“知新”。今日知新之范围已远远超过“温故”(整理国故和回归宋明)所可能提供的促进新知的范围。何况新的知识不能靠批评和恢复旧的知识而产生，没有足够的“知新”，也无法充份的“温故”。人们却往往以专学之成来弥缝其通学之失，因其本意原不在于求真求实，而在于比学人位置之高低。这样，学术正误问题与学术地位的尊卑问题就被混淆了。如果其专业又根基于西方学术制度，维护专业成效之信心即会因“西方必高于东方”之一般成见而增强(立于西方之国学应高于立于中国之国学，似乎已成一般共识)。现在已到了我们应越过专学层次来考虑现代通学层次问题的时候了。两个学术层次要有两种不同的眼光和知识准备。因此在调整学术态度的同时，还应积极于现代学术知识之吸收。就通学层次而言，一定是一个学在思先，以学为主的问题。未来中华人文学术之发展(我实不知何谓“复兴”)端赖国人重学求知的态度，以使我们的全部社会人文科学学术有朝一日达至世界水准，而不是仅只沿国学渠道达至世界水准，因为就是不花力气我们的中文和汉学也会永远是世界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