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史大师席泽宗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1980年有一个日本科学史代表团到我国访问，其中有一位学者叫寺地遵，是专门研究科学思想史的。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院士在接见这个代表团时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思想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的对象很具体，我知道历史上有许多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没有听说过有科学思想家。”当时，这一问题令寺地遵先生十分尴尬。显然，科学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那时在中国至少还不为科学技术史领域的专家们所熟悉。而席泽宗院士自八十年代后期由原来主要研究天文学史改为专门研究科学思想史的转变，应该与这件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思想史呢？要明白这个概念的含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思想？
中国古代有没有物理学，进而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中国科学史界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本文作者主要从事物理教育工作，在我看来，所谓科学不过是不断增长的、不断细化的、总地看来越来越接近客观事实的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以及对相关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而对科学的这种理解也就决定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依赖观察、思考以及实践甚至实验等方法。这样说，既不意味着贬低科学，也不是想强调科学的什么特殊地位。本人不是科学万能论者，也主张对科学采取理性的态度，但，坦率地讲，我承认，理性告诉我们科学确实是可能承载人类无限追求的不可或缺的唯一途径。道理十分简单，放弃科学，回到老子设想的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可以极大地减少，但人类也不能因此就获得人类能够永存的生活空间，因为现代科学已经知道，即使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要经历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若干必然阶段，接下来是新的产生新的发展以及新一轮的灭亡……而只有科学才有可能帮助人类超越这个难以逾越的循环。
无论古代的中国人、巴比伦人还是希腊人，都生活在这同一个地球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见到的自然现象都是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他们已经具备高度智慧但他们不能象我们一样拥有前人取得的关于世界、关于自身的比较成熟、比较系统的知识与看法，他们都不能不思考、理解、解释他们所面对的一切，只是他们的出发点以及所持的观点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已。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做法尽管有的避免不了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从逻辑上说，这些难免幼稚的思想都是今天我们所谓科学的发端。尽管有的民族的早期思想，比如古希腊的思想可能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但从人类早期由感性懵懂向理性智慧转变的初始的角度看，各民族的各种思想，都一样是人类提出的关于自然与自身的最早的设想、最早的假说。所谓这些设想与假说的优劣，只是到了近现代我们在用后来的标准予以衡量之后，才论定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至少有科学的早期的雏形，而且也不缺乏符合近现代科学思维的模式。
因此，科学思想史中所谈论的、所研究的科学思想，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在“现代人”看来，它可以是古代人的灵光闪现般在历史的长河中提出的与“今天”科学思想相吻合的或类似的思想甚至片言只语；另一方面，站在“今天”的角度，它也可以称不上科学理论或有丰富内涵的科学概念，而可能仅仅只是与科学相关的一个想法、一种方法、一个观点，它甚至可以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一个与“今天”的科学方法相背离的方法，但是它客观地确是人类或者某个民族在认识自然和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步前进的努力，哪怕这一步是扭曲的、倒退的。
董英哲先生认为：“科学思想是科学探索中人类的心智活动及其结晶，它包括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科学观、价值观以及渗透在科技知识结构的各个层次里的思想火花、概念、判断、推理、猜测、灵感、直觉等智慧的波动和思维的成果。”[1]明确了科学思想的涵义，什么是科学思想史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还要画蛇添足，那么，科学思想史就是科学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
纵观科学发展史，所有科学革命，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科学发展的突变点，以新的科学思想取代旧的科学思想的形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大师，都是在科学发展的转折点，新的科学思想的提出者进而是新的科学的缔造者。仅此一点即充分彰显了科学思想在科学世界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研究科学思想史的必要性以及科学思想史在整个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必须要再强调的一点是，古人的许多思想观点，仅仅在科学思想史或科学史的意义上，才可以将它们与经过检验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放在一起研究，或者说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们本身并不具备科学的属性。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李申先生。李先生是本人尊敬的有自己独到思想的前辈学者之一，在他的著作[2]中，李先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科学”。李先生要说明的自己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无论如何，科学不能与正确划等号。”而“科学就等于正确”是“几乎所有时代所有的思想家……骄傲自大的毛病”导致的结果。在李先生看来，“……相对论是科学，牛顿力学是科学，哥白尼体系是科学，此前的托勒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也是科学，被人们抛弃的燃素论、流质说，也是科学。”总之，李先生坚持认为“那已被抛弃的、已为今天的实践证明为错的知识也是科学。”
显然，本文作者是不能同意李先生的观点的。在本文作者看来，正确与否无疑是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基本的分界。因为道理很简单，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人们对科学的需求主要有实用主义和仅仅为满足人们求知欲的为科学而科学两个方面。如果科学不真实、不客观即它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存在足以称为错误的差距，那么这种“科学”无法真实满足人们的任何一个期望。因此，科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根据。“越来越接近客观事实的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以及对相关现象的理解和解释”永远是科学能够存在并得以星火燎原的根本原因。本文作者认为（其实每个对科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将相对论、牛顿力学与托勒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以及被人们抛弃的燃素论、流质说等无条件相提并论忽视了、混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牛顿力学与相对论的关系，和牛顿力学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牛顿和伽利略力学的出现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根本思想，并完全取而代之。而相对论的出现却不能让我们完全抛弃牛顿力学，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仍然在起作用，它仍然被用于计算发射的火箭卫星的轨道。爱因斯坦只是在牛顿力学受限制的范围内填补了科学的空白。如果把物理科学比做一幢建筑，那么，牛顿的贡献就是选好了建筑位置、打好了基础并将大厦建设到了一定高度；而爱因斯坦则在牛顿的基础上把大厦建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层次。至于亚里士多德以及提出被证明为错误学说的其他人，不过是没有建成物理科学真正大厦的建筑师。他们的探索对牛顿、爱因斯坦们有启发有警示，但他们都不是科学大厦的建设者、主人甚至住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承认科学与谬误之间的区别，如果科学知识不以客观规律为收敛、逼近的极限，那将是什么样的认识论？显然不是不可知论者也与相对主义脱不了干系。
为了说明阐述自己的观点，李申先生提到了泰勒斯：“……泰勒斯说，水是万物本原，是不是科学呢？虽然有人仅承认它是科学哲学，但仍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有人说，‘天和地都是从一只蛋里生出来的’，算是什么性质的思想呢？是的，这是错误的思想，难道‘水是万物本原’就正确吗？他们究竟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学术界认为（我想李先生一定更加清楚），西方哲学始于泰勒斯，因为从他开始哲学才和宗教、神话分离开来。说“水是万物本原”虽然“会使初学者感到泄气”[3]，但考虑到历史局限性也考虑到泰勒斯学说的历史作用，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还算过分吗？难道我们指望泰勒斯说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吗？泰勒斯“水是万物本原”的认识虽然错误，但从科学思想史上看，它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阶段、一个进步的环节，因此，在科学史尤其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就应该肯定它的地位。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正确的科学知识。另外，“天和地都是从一只蛋里生出来的”的说法，也未必就是一钱不值的“错误的思想”。1927年，比利时科学家勒梅特提出著名的“勒梅特宇宙模型”时，就认为，宇宙间一切都起源于一个超高温、超高密度的“宇宙蛋”，宇宙蛋由于某中原因发生大爆炸，碎片飞向四面八方，于是演化成无数星系。该理论后来由伽莫夫发展成了今天著名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可见，说“天和地都是从一只蛋里生出来的”并不见得就是错误的思想。中国元代的时候有个叫做林辕的道士，1304年他提出一个想法：“元气始生，犹一粟也、露珠也、水颗也。”[4]他认为，这就是宇宙万物的初胚，就是它的不断扩张、膨胀并炸裂后才感化出日月以及天地万物。天文学史专家们也并没有单纯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而彻底抛弃，而相反把它视为天文学重要思想史料之一。可见李先生认为“天和地都是从一只蛋里生出来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的说法也非常值得商榷。
愚以为，在李先生的论述中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李先生承认“把巫术、占星和科学并提，今天的科学界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然而，他追求的却是让人们相信那些“已被抛弃的、已为今天的实践证明为错的知识也是科学”。因此，他将一般意义上已经为科学抛弃的东西全部与科学“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在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时，李先生强调的理由却是“现代的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过去的学说也不都是谬误。”在这一意义下说，他要挽救的似乎应该仅仅是过去学说中合理的成分而已。然而，不幸的并不是这样，相反，李先生将错误与真理这二者等价起来了。李先生的逻辑是：既然科学不是绝对真理，“过去的学说也不都是谬误”，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而真正科学的态度是永远承认没有绝对真理，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发现一个又一个相对真理，科学对待过去的知识的态度只能是扬弃。而李先生的观点显然是不承认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质的区别，而过分强调二者的历史关联：“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轨迹不断上溯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上溯到神话和巫术的时代。”由此他走进了混淆黑白的误区。试想，难道能够因为我们承认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就要承认动物都是人吗？当然不能，因为人相对于动物，有了质的不同、有了质的飞跃。这正如科学与“那已被抛弃的、已为今天的实践证明为错的知识”之间也存在质的不同一样。我相信，李先生是不会认为动物都是人的。相反，我们当然都不应该因为人相对于动物有了质的飞跃而否认人仍是动物。这也刚好类似反映出了科学与巫术、占星以及 “那已被抛弃的、已为今天的实践证明为错的知识”之间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人们在尝试理解自然、解释自然现象过程中形成的认识，虽然有的正确反映了客观事实，有的则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非科学的观点科学思想史才有必要涉及并研究，正如同我们明明知道类人猿不是人而在人类发展史中还是不能不从类人猿写起一样。
在李先生的论述中，证伪主义等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都成了理论根据，但是，应该认识到，科学哲学的任何派别，无论证伪主义、科学历史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等等，都发现了其它主义、其它理论的局限但同时自己也都有其各自明显的局限。比如证伪主义抓住了归纳逻辑的不可穷尽所有经验事实的弱点而获得立命之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彻底废弃了归纳法。归纳法有其局限但在很多范围内它仍然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实其局限性存在的前提就是它具有充分的正确可靠性，否则还何必谈论其局限等等。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所谓科学哲学指导我们的逻辑思维进行理论分析时就不该忘记，这些哲学本身同样也都不是“绝对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慎重对待由此得出的结论。
本书作者强调科学必须以正确为基本的追求目标，并不是为了格外突出科学与科学研究尤其自然科学研究的什么特殊的地位与重要性。相反，本人对现在世俗意义上的某些自诩的所谓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是持否认态度的，他们的工作根本就称不上什么科学研究。为什么呢？道理仍然十分简单。根据传说，燧人氏最早发现钻木能够取火，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说他作出了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发明。然而，今天在偏远的一个原始部落，假如人们还在沿袭类似水准的取火方法，那么，一天这个部落的一个人象他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制造了钻木取火的工具并象他平日中的每一天一样钻木取火，他的劳动还叫一项伟大的发明吗？再比如，传说神农最早发明耒耜这样的农具。这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后来，就有许多的工匠甚至农人都会制造耒耜，那么张三制造了耒耜拿去耕种自己的田地，他的行为还能叫做发明吗？再再比如，袁隆平先生种植培育水稻是在做科学研究，一个普通农民年复一年式的种植水稻就算不得科学研究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这些例子十分简明，但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是发明创造尤其什么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什么是高水平的发明创造；只要想一想：你是在发明取火的方法还是在用人家发明的取火方法取火？则也可以帮助某些研究者找到一些客观评价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自知之明。
最后有一点要说的是，在人类历史早期思想活动中，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分支繁多的科学体系，那时的知识与思想更多体现大一统的自然哲学的形式。因此，科学思想史的内容，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同时期的哲学史非常相似。如何区别科学思想史与哲学史？我想二者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着重点。科学思想史无疑要勾勒的是科学思想由古到今的曲折轨迹，因此，它总要关注科学并终将落脚于科学；而哲学史勾勒的是哲学的发展过程，总要以哲学为主轴、为终点。虽然科学与哲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固然是不同的学科，因此，科学思想史与哲学史无论表面上有时多么相似，然而正如科学与哲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一样，它们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是有着不同的取向的两个不同的学科。

参考文献
[1]董英哲：中国科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3(前言).
[2]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
[3]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9.
[4]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548～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