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是近年来继“后现代主义”之后流行于欧美学界，并扩散到亚洲地区的一门新兴的学术领域。佷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极为庞杂，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特点。具体到狭义之“文化研究”的建立，则可以追溯到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给出了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指“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分析就是对所谓人类永恒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文化分析是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最后，则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这种为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威廉斯称作“感觉结构”。威廉斯的这个感觉结构的概念对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干将汤普逊、霍加特、包括威廉斯本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的文化研究著作确实试图去描述、勾勒出他们在其中成长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感觉结构”。

　　 据乔纳森·卡勒的看法，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血统具有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色彩。结构主义认为应该对文化实践的规则或程式加以描述。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是一部关于文化研究的早期著作。这部著作分析了法国的葡萄酒、牛排、摔跤运动、洗涤剂广告、儿童玩具等等，通过对这些对象的解读，巴特试图揭示出那些在文化中看似自然的东西，其实是基于偶然的、历史的原因。巴特调查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学到流行时装。“他的例证促进了对各种文化形象的内涵进行解读，并对社会如何促成文化独特的建构进行分析。”（2）

　　 显然，文化研究的两个起源有着不同的研究路向：“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把文化作为一套标记符号和与人民利益脱离的实践来分析，并且创造出人民逐渐接受的愿望；另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在通俗文化中找到价值观的权威表述。”（3）这也就是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之争。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描述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于文化功能与结构的不同看法。早期的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是个人的经验，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而在结构主义看来，主体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被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是一套隐蔽的观念体系，人们常常根据这种观念体系来感知、想象这个世界，在意识形态的镜像中认出“自我”，并被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召唤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已经是被“异化”了的。

　　 就象威廉斯过份强调了“经验”，阿尔都塞同样过份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似乎除了束手待缚，别无其他反抗的可能。汤姆逊批评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斯主义实质是一种新的神学。“人类不复是历史的主体，不复是历史的意义和归宿。意识形态占据了它留下的位置，成为历史的最终主体，而屈服于它的个人就此失去了自身的任何目的、计划、意志和理性。”（4）正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这种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象阿尔都塞一样，并不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虚假意识’，而是看作一切社会构形必不可少的方面。但同时他又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同人类的主观意图和实践截然分割开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5）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权”的概念对文化研究有重大的影响。他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而主要是依靠他们牢牢占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指出，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总是一个过程和斗争的结果。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协商，调停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它成为了一种从不同阶级锚地取来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的联合。”（6）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到了文化结构中的差异、矛盾、妥协、混杂，从而启发人们不把意识形态视为一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充满裂缝的动态的组合，同时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联合体中，性别、种族等范畴也是必须包含进来的考量因素。

　　 相对于以往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所谓“经典”的精英文学，大众文化、尤其是传播媒介所生产的大众文化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大众文化的生产命名为“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阻碍了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发挥，削弱了人们的批判精神。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英国的文化研究显示出了不同的立场，他们对大众保持了更多的信赖、同情和理解，强调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时的主体能动性。这一传统为新一代的学者费斯克所继承，费斯克认为，“民众可以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种快感不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对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就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7）总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要复苏通途文化，使其成为人民的表述，或者为群体的文化扬声；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压，形成了压制性的意识形态。”（8）

　　 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它将把文学研究带到哪个方向？按照乔纳森·卡勒的概括，现有的关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方面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两大议题：1、什么是“文学经典”？2、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的方法。

　　 在乔纳森·卡勒看来，对“经典”的研究并没有消失，相反，文化研究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研究角度。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有色族群、边缘群体的著作进入了文学教授的研究，扩大着“经典”的范围。“政治正确”是否损害了“经典”的评价标准？乔纳森·卡勒指出，“杰出的文学价值的标准的实际应用在历史上就一直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和性别的非文学标准。”此外，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好象只有它们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9）

　　 对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影响的另一个担忧是：它是否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精微解读，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对文本意义错踪性的探讨让位于社会结构“同一性”的说明。卡勒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踪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10）因此，文学研究如果还坚持是“文学”的研究，它就不能放弃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是要取消文学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而是密切注意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之间隐蔽的勾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正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注释：
　　 （1）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7页。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8页。
　　 （4）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5）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6）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8）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8页。
　　 （9）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2页。
　　 （10）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4页。

［作者：郑国庆　来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