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7期，《新华文摘》 1991年第9期全文转载

语言是表示意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语），文字是语言的提炼。文字由于各民族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特点不同而构成各具特色的内部逻辑。汉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系统。探求其中汉民族的思维形式方面的特点，对于汉字认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汉字造字之初，确实以象形为主，或描摹物象，如口──日，口──月，血──山，口──水，口──刀。或在象形基础上加以标识，指明事理，如口──右，像手右引而示之；分──口，以刀剖开，表示分义；口──史，以手持中，表示忠实记事；口──杲，日见于树梢，表示天明；口──莫，太阳照在荒草间，表示黄昏。然而汉字并非停留在这种初步的象形阶段，而是将事物分别为一定的类族，依类象形。汉字中的一些偏旁部首，代表着某一类的事物，如天文、天时、天象，分别以“天”、“日”、“雨”等为部首，地理、山川、河流以“土”、“山”、“水”为偏旁。植物有乔木类──“木”，草本──“口”和庄稼──“禾”，动物分鱼、虫、介、鸟、兽，代表从水生低等动物到哺乳类高等动物。人及人体器官、部位、动作分别以“手”、“目”、“耳”、“口”、 “足”、“心”、“言”、“走”等偏旁来区别其意义。这些在概括基础上的抽象化符号，使汉字的表意功能增强，造字范围扩大。

依类象形的汉字系统，也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如凡以“禾”为偏旁的汉字，都与农事有关。《说文》列举了“禾”、“稷”（五谷之长）、“秫”（稷之粘者）、“穄”（糜也）、“禾亢”（谷不粘者）、“稞”（谷之善者）、“秒”（芒粟）、秣（饲料）、“禾耒”（麦）等，说明当时已有许多种谷物，又以“种”、“秧”稻之幼苗、“秀”（禾实）、“稼”（禾之秀）、“穑”（谷可收）、稔（成熟）、“颖”（禾末）、“秒”（禾芒）、 “秆”（禾茎）、“秕”（不成粟）、“禾乍”（禾摇貌）、“稗”（禾间草）、“稽”（收割）、“禾赞”（积谷）、“禾责”（聚）、“禾困”（束紧）、“禾鹿”（除草）、“称”（量谷）、“科”（量具）、“租”（田赋）、“税”（租）、“稣”（把取禾），具体描述了谷物生长过程。用专门的术语来表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方面，说明在汉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汉民族已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再如，“贝”有财物、交换之意，因而凡以“贝”为偏旁部首的字，都有财物或交换之义，如“贵”、“贱”、“购”、“贫”、“资”、“贸”、“贾”、“贡”、“赐”、“质”、“贷”、“货”、“赏”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汉民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再如当时的医药卫生，不仅有了明确的病症名称，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如“痛”（不通）、“痹”（湿病）、“痧”（霍乱、中暑）、“音”（不能言）、“癍”（皮肤上生斑点）、“瘸”（腿脚有病）、“瘀”（积血）、“厥”（逆气）、“瘅”(劳累而致病)、“痨”（肺结核）、“疟”（寒热休作）、“疸”（黄病）、“痉”（疆急）、“痞”（腹块）、“痿”（半枯）、 “痈”（颈瘤）、“瘿”（颈肿）、“痤”（小肿）、“癣”（干疡）……都以“疾”为部首。这种将某一类的事物归纳于一定的偏旁部首的方法，反映了汉民族对已有认识成果系统化的高度智能。

汉字系统中不仅形成了根据事物分类意义确定的抽象符号，还有一批依类摹声或约定俗成的关于某些事物性状的音符，成为汉字造字的另一基础。

语言先于文字。汉字中有一部分独体字或基本字来自直接的摹声。如鸟叫声“即即足足”者为雀，“切切错错”者为鹊，“哑哑”者为鸦，“加我加我”者为鹅，圆形物滚动时声音为“衮”，雷声为“隆隆”。也有一部分采自拟声，如表示否字之义一般以紧闭嘴唇突然张开为特征，则以“不”、“否”、“甭”等音近字来表示；摩擦音其声细碎，常发s、c、sh、ch之音，因而“碎”、“屑”、“散”、“析”、“撕”、“嘶”、“沙”、“细”、“纤”、“尖”都有细小、碎屑、摩擦之义，还有一部分是长期社会生活约定俗成的，如人们对高大，辉煌的事物，常以“呵”、“嗬”等语言表示惊叹和赞美，因此带有“ou”音者，一般也具有大而高之义，如“宏”、“洪”、“鸿”；“皇”、“煌”、“凰”等，这就是王氏父子所说的“义存乎声”者，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昔”、“牙”、“我”、“衮”、“斯”、“共”、“皇”等就演变成汉字的音符。

在汉字系统中，凡语言相近的词其义必相通。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列举了68种同源字，如凡“农”声皆训厚：浓、秾；凡从“辰”字皆有动义：娠、震；凡“xia遐”声皆有赤色：瑕、霞。已故语文学家宋文翰先生在《常用国字认识法》一书中也列举了音近义通的例子，如“戋”有微小之义，凡取“戋”为声的，其含义都有微小的意思，如水少为“浅”，金币小为“钱”，贝小为“贱”，丝缕细为“线”，竹筒小为“笺”，木札小为“栈”，竹木之散材为“篯”，酒器小为“盏”，小饮为 “饯”，轻踏为“践”，薄削为“刬”，物之剩余为“残”。“尧”有崇高之义，则“峣”、”骁”、“翘”都为高大、有力。甚至在声母或韵母出现音变的情况下，仍有相通的意义关联，如fen音具有分义，则fen─分、份（文质相半）、粉（研米使分散）、盼（目黑白分明）、芬（草初生其香分布）、纷（分布不理）；甚至在声母或韵母出现音变，如f-p一pan：番、潘（二水之徊游）、翻（译文）、幡（改其旧态）、皤（发有二色）、燔（肉由生而熟）；泮（冰之融解）、判（物之解剖分别）、畔（田之分界）、叛（背离）；而且连ban班、斑，bian辨、辩等也都含有分义。也就是说，这些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内核，表示事物的特定性质或状态。

以表示事物种属意义的偏旁部首（义符）和表示事物性状的汉字独体字（音符）相结合，就组成了一大批具有更高分类意义和更精确化的汉字，正如许慎所说：“其后形声相益，故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如：

木：桃、桂、柳、桔、枸、枳、桐、槐、柏、松、楠……

f：扶、持、摧、拱、操、摄、挟、把、拈、择、捉……

I：性、情、恬、恰、恂、忱、愉、悻、怫、憎、悔、愤、怅、惨、忧、惶……

酉：醋、酸、醇、醉、酿……

分别表示乔木类植物，人手的动作，人的心理活动，用制曲技术酿造的食品。再如上文提到过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的词汇，也都属于形声相益的范围。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的表现力达到全面深刻的程度。

汉字还有一种造新字的办法称为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说文解字 序》）仍是汉字的义符和音符的组合变化，不过是在更广的分类层次上进行。其形式主要有两种：

（1）将新造字之首统一于与之相关联的“成字”之首。如“老”字像老人长发曲脊之状，常表示年老。而长寿之义略同于老，而重在褒赞，称人长寿，不便言者，于是造“考”字。“考”、“老”义近而有别。再如“耆”、“耋”，皆有相近之义，字形上由“老”类加以统一，因这些汉字所表示的事物本属一类。

（2）不同类的事物，但其性状有相近之处，则以同源字的音符加上不同属的偏旁造出新字。如“偶”为匹对、对偶之义，而“耦”与“偶”音义相通，事类不属人部，建“耒”类以统一。再如“绎”，《说文》：抽丝也，有绵长不绝之意。而“峄”，《方言》指山络绎相连属；驿，道也，有长的特征；衤泽，长襦也，也有长的特征。由于有意义间的相通，则以音符为中心更造新字。上文所举的“戋”、“尧”、“农”声字，都是这一类。因此，转注字也是义符和声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再组合。

汉字中的假借字，关键在于语音，有本无其字，以同音相借者，如虚词中的“余”、“然”等，名词中的“令”、“长”是也。以义为本，以音从义，然后归其类，仍不脱形声相益的规矩。

综上所述，汉字发生、发展的两大基础是表示事物间联系和种属的“类”──义符，以及反映事物性质、状态的“首”──音符，汉字的语义变化，通过义符和音符在不同层次和方向的组合而实现。汉字的字形，包含着语义和语音的感知因素。而要抽象出这两类既能作为构词因素，又具有感知作用的符号系统，没有高度的分类思维能力是不可能的。

分类思维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每一事物都处在某种联系或系统之中，这就要求人们以整体系统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从事物的外部形态向事物的内在联系探求，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少量基本单位的组合。也就是说，将大量的感性材料、信息纳入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使思维的内容、知识的系统呈现高度的有序性。在这样具有层次结构的模式中，才具备无限的可能性、派生出无限多样的事物，为过渡到未知的新领域架起桥梁，正如罗素所说：“由于指出一种演绎形式而扩展了演绎法的范围。”[1]汉民族是注重整体思维的民族，正如《易经》中总结的殷周时人把千变万化纷纭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抽象概括为阴（--）阳（—）这一对基本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易. 大传》说：“君子以类族辩物。”汉民族分类思维的特点早已形成。汉字系统的确立就是在对世界认识的科学事实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从整体观念出发，在更大的广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事物的内在统一性，抽象出内部的逻辑结构，然后以结构间的相互作用为纲，派生出足够词汇的过程。许慎在《说文解字. 序》中，对汉字系统在分类思维原则指导下深信不疑，申明他编纂这本书也是以“类”、“首”为纲目的：“余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其建首也，以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并且指出，汉字中的独体字是“依类象形”的表现，合体字是“比类相谊”的结果，而汉字的发展则依赖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离不开整体观念和分类思维的影响。由于汉字系统的分类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人们还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这些规则，如新发现的金属元素“铍”、“镭”、“铀”，气态元素“氢”、“氧”、“氮”、“氡”，分别纳入了以“金”和“气”为偏旁部首的汉字子系统。有机化学中的化合物“羟”、“醛”，分别以其化学特性和译音组成，使之既符合汉民族的认知习惯，又与外来语有一定联系，而不像“麦克风”、“司的克”一类纯以译音为依的词汇，若没有一定的外语知识，真不知其所云为何物，更不会像现代日本语因充斥着大量的外来语，成为与本民族思维形式关系不大的语言。

过去有些人对中国字的内部逻辑不甚了解，或困于当前科学技术的水平，对汉字采取了妄自菲薄的态度，不仅认为汉字难认难记，而且落后于拼音文字，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维形式的再现，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如果深入研究其发展轨迹，发掘其形式方面的特征，就可以为人类智能提供充满分歧的选择的可能性。事实上，汉字是一个有序的系统，汉字的认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汉字的认知必须抓住汉字本身的规律，因为这是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统一的途径。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言语的表达是由深层的心理结构向表层的生理、物理结构的转换，即从思想到语言的过程；而语言的理解则是从表层的物理生理结构向深层的心理结构转化的过程，即从语言到思想的过程。在语言的掌握上，一个1岁半至2岁的婴儿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母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这是令人惊异的。乔姆斯基认为这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即婴儿并不逐一掌握丰富多变的语言形式，而只是掌握了为数不多的某些规则--语言的深层语法结构，由这些深层的语法结构再转换形成多种多样的表层语法结构。汉字的认知如果能掌握反映汉语规律的深层语法结构，即汉字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可以大大加快认知速度，提高认知质量。

汉字的规律在于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宋文翰先生在《常用国字认识法》中指出：“古人造字，先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汉字的两大构形基础──义符和音符──都包含有语义，其组合服从于语义，因而其字形表现出语义，包含着认知汉字、理解汉字的感知因素。而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字母只是单纯的表音工具，与语义间并不一定都有联系；如果一旦语义、语言发生变化，读音、字形也随之变化。虽然人们在学会拼音文字的字母拼读法之后，可以读出字音，但不一定理解词义，因为该词的语义只有在口语中是熟悉的才可能被理解，拼音文字字形本身提供的感知因素是极少的（有一些词根）。神经语言学的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和理解句子，记住的不是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也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语义。汉字紧紧地抓住了语义这个中心，因而一方面能够成为跨越方言和时间的多民族通用的书面语言，另一方面也为学习汉字的人们提供了最根本的感知条件，这就是学习汉语的儿童很少出现拼音文字国家儿童那种会读而不明词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的原因。今人认知汉字，本可以由形而得声，由声而明义，但汉字系统本身因种种原因而出现不规则的现象，如唐兰先生所指出的，使“雞”、“難” 、“漢”、“觀”，变成了“鸡”、“难”、“汉“、“观”，只顾少写了几笔，却是对声符文字的一大破坏，使汉字的感知因素受到了损害，这就需要有符合科学的正字法来加以规范。但是，汉字的规律还是随处可见的，我们都可回忆起早年在认识了一定量的偏旁部首后“猜”出一大批汉字的经验，这实质上就是在遵循和利用汉字构字规律认知汉字。建国以来，一些语文教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如黑山的集中识字，师生都感到获益不浅，各地也有推广。但总的讲来，一些教材和教法仅仅是从汉字外部形态结构方面总结经验，并未将汉字偏旁部首所包含的意义完全告诉学生，并未真正揭示出汉字义符和音符间的深层辩证关系，因而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全面的了解，更谈不上对祖国语文的全面掌握，相反由于不明规律，不少师生接受了汉字难认难记的错误观念，不利于发挥认知和教学的主观能动性。总之，根本原因在于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够，不能有效地指导语文教学。已故语文学家宋文翰先生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提出汉字的认知途径在“明六书、通音韵”，强调按汉字本身规律进行汉字教学，这是一个明智的看法，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清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发掘祖国文字的形成、发展规律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现代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经多方面探索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进行汉字认知研究和教学的有利条件。希望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教学工作者通力合作，使汉字认知心理与汉字内在逻辑结构尽量地统一起来，为祖国语言教学的科学化作贡献。笔者不揣学识浅陋进行探索，也是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各方面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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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素：《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引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