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时注明： 柳延延 ：《东西文化，碰撞与交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法政商研究专集》2001年10月。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东西方两种异质的文化在不可避免的碰撞中如何发生相互交融和改造的问题。文章认为，四百年来风雨变换的东西文化关系的一条最好出路，以及双方对待对方文化的一种最聪明最有利的态度和我们对待西方文化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君子和而不同”。
[关 键 词] 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交融
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个主题一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研究领域，梁漱溟先生的一些看法成为经典性的，他关于东西文化是完全异质的文化；关于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情怀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关于西方人把“朝天的脸”转向自身，寻求现世幸福，才带来这一切变化的观点都是非常中肯的。他还假定，尚若西方文化不同我们东方接触，中国如果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话，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中国不是同西方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条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的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问题是，事实上东西方很早就发现了对方，双方不免生出好奇，发生碰撞，本文关注的是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不可避免的碰撞中发生的交融和改造。
（一）
许多文献都指出，在远古的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希腊人最早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可与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我们的先祖也记载了一些对西方的认识，《山海经》把西部世界的君王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都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元代时东西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扬州当了几年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使得今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此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实质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马可·波罗未能关注这些问题。
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作“骗子、可耻的人、小偷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哥伦布就是怀揣着西班牙国王所写的“致大汗书”，肩负着寻找契丹的使命，带着他那到达香料堆积如山、白帆遮天蔽日的泉州港的梦想而踏上这历史性的航程的。但阴差阳错，不知道大西洋上的哪股风把他的船吹到了古巴。从此，大航海的时代到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哥伦布没有到达中国，但东西双方宗教与哲学的交流，乃至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的奠基性人物还是由一个意大利人来完成的。这就是明万历年间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他的东渡使东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从而使双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此而言，方豪先生称“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实不为过。
我国学者张西平指出，利玛窦及他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了两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第一件就是“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打开了新的一页。他第一个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继而又和明末大儒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从此，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头戏，乃至明清间的历局大部分为传教士所主持。
历算和算学二者历来不可分，利玛窦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元认为传教士所介绍的各种西学书中“当以《几何原本》为最”，所以，梁启超后来称这本书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十二次之多，乃至万历皇帝也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
表面上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些似乎都是纯科学的知识，其实这些科学知识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学虽仍是中世纪的，但理论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则把西学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学则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明清间，从利玛窦入华，到乾嘉历行禁教时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人。”这次西方文化的传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简称“中学西传”。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学说中国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别的不说，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几部，这一点就是当今最大的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会说中国话，能读中文书，对中国文化就可以了解。于是一二百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要么写信，要么译书著说，把中国文化转成各种西方文字。《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盂子》、《中庸》、《大学》都有西方译本，而且不止一个语言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门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成西文，可见他们译书之广。
正是在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之下，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汉学实为中西文化会通之产物。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难免有不实之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颇有趣味的是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证明其“耶儒相合”路线的正确，争取欧洲对其在中国传教的支持，在他们的著作中护教成分较多。但这些文章和著作却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起到“护教”的作用，却反而被进步的思想家所利用。培尔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精神，以抨击教会对异己思想的迫害；伏尔泰则高举起孔子的仁爱旗帜，批评西欧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性。中国哲学的自然理性成为莱布尼茨走出神学的主要依据。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交融和接受中的“误读”实在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不过无论怎样误读，东方文化、中国精神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据说路易十四情妇所买的中国瓷器决不比今日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的高跟鞋少。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看中国的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大体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在向对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乾嘉禁教之后，其间虽有乾嘉汉学之一搏，但终因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这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还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圈圈，会通之路没有打通。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因素。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彻底衰败了[2]。
(二)
中国也有自己的辉煌时代。中国古代是世界上强盛的文明大国，这一点恐无人非议。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与罗马帝国的疆界相差无几，强大而又富饶，不仅艺术、文学遥遥领先于欧洲，而且对自然的探索和技术发明也为世界之首。据统计，明朝以前，世界上的重要创造发明大约有300项，中国占了一半以上（57%）。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达到极致。到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但是，当实证科学的曙光照亮欧洲大陆时，中国式的封建社会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颠峰状态。正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这个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大为震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跨：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确实，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了[3]。马克思将落后了的中国称为“活化石”，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李约瑟甚至为此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攻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和文明发展的关系，以期搞清有这么辉煌文明的国度何以未能产生出现代科学。确实，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了。
这就是说，当1640年至1689年，在英国首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重要历史转折，而相应时期的中国，只是换了王朝更迭了皇帝，明朝换成了清朝。1687年，牛顿完成并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巨著（以下简称《原理》）。这一巨著的诞生，宣告近代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在英国孕育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火轮、大炮，这一切都为英国成为最早最强的帝国作了最及时最有力的准备。牛顿的《原理》一书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经过牛顿的天才劳动从《几何原本》脱胎而来。可以说，没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没有牛顿的《原理）。《几何原本》在西方生育了近代科学，而在中国却受到了冷遇。明朝的徐光启在利玛窦协助下翻译了此书的一半，他说等有空时再译。一等就等了200多年。清朝未的数学家李善兰翻译了剩下的一半。当这一近代科学的母体在中国灰头土脸未被认识时，这一母体的子代及其子子代已化作炮火、枪弹打在了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说，至近代以来，东西方的命运在向相反的方向上发展，
不断走下坡路的历史是引人深思的。据外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报道，直到十七世纪欧洲的学者都还认为，中国的科学，特别是天文学非常发达。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听说中国人4年前就已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曾特别关注中国天文学方面的新动向，当他知道十七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有什么新认识时，他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科学观测？到了十八世纪，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然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指十八世纪）这门科学却毫无进展？
三百年一个轮回。一八四八年以后中西关系彻底颠倒了，西洋人在中国的罗盘导引下将战舰驶入了我们的海岸，用我们先祖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大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卖国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
可以说，自一八四○年以后，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失去了早先的光彩，拖着长辫，衔着烟枪的中国人再不被西方人所喜爱。孔夫子在黑格尔笔下只不过是一个会讲伦理格言的俗老头，毫无精彩之处。平心而论，近百年来西方的中国观是一个扭曲的中国观，他们忘记了“初恋”时对中国的钟情，昔日的“神”已变成了“鬼”。他们按照强权的西方话语编造了一个东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既非“神”也非“鬼”。天同此道，人同此心，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梦想。大西洋、太平洋，潮水相连，世界万象，但殊途同归。这四百年间不仅是东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西方学习东方的过程。美国学者拉克（Lach）在他的《亚洲创造欧洲》的巨著中指出了这一点，最近我国出版了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的一本书《白银资本》，也有此等看法，他认为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这只要从双方的贸易中就可以看出。由于发展水平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也没有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因此，在一幅全球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之分。欧洲后来的兴起全在于搭上了亚洲经济列车，“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上的位置”。东西双方在文化态度上应当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不过“应当”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作为当代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已很难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东方文化。
不过，接受外来文化对具有“大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不情愿的，许多中国人每当接触欧洲的新技术、新观念时似乎总有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总要强调“至罗钺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的中国起源说[4]，何止是学问技术，就连基督也出自墨子，西方的法律竟也与管子“暗合”，庄子的学说也与西学的爱智“相合”。 当热爱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倾其毕生研究中国古代的发明，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近五百年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以后才落后了。为何从如此先进掉到如此落后？这使他大惑不解，由此而形成了所谓“李约瑟难题”。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却从中解读出“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的阿Q精神，这真是李约瑟先生、鲁迅先生和“五四”的先贤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还有人不断发问：为何总是我们在“考虑”要不要“西化”，而听不到有应让西方也“东化”的声响？因为“融合”是双方的事，怎么如今落得只有中国向人家“单相思”呢？你真有本事，何不去使得西方也这么热衷于“融合”而时时呼喊“要东化”呢？为什么总站在一个偏点上只讲一面的事呢？
这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十九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是西方人欺凌、强暴东方人的世纪。晚清的败局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中国的两面旗帜。而要达到这二条只有学习西方。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当“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毛泽东后来也描述过当时的情境，“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东西方关系完全失衡了。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中国人似乎无别的路可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五四”。从此，在东西方关系上，东方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意味着与传统决裂成为一个打不破的定式。
（三）
学习西方的民主政体和科学技术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知识精英的首选。而无可否认的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说都是异质的。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王充到李贽到戴震，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有对它们的领悟和觉醒，但是系统的觉悟是在与这种异文化大规模接触以后发生的。真正明确地诊断出中国病根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中国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朝野震动以后作了一个断案：中国所以从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与西方国家交绥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束缚中国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5]使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鲁迅语）。当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中国绵延的传统文化中找到类似现代科学与民主，适合现代性的伦理主张的只言片语，但个别“圣贤”的言论主张与群体的伦理实践、与中国的主流传统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可能产生某些超历史的普遍洞见；后者则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实践，作书斋式的学理考证。
正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中缺乏迎接科学与民主的准备，同时又缺乏新文化和新制度的必要铺垫，缺乏人们意识中的自觉响应以及行为调整，才使得科学与民主成为货真价实的异物，很难植入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机体中，比如至今仍很明显的对科学功利成分的重视，以及用集体主义观对民主思想的改造等。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谈到思想和制度的跨文化传播时曾经指出，这种传播受制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也曾经比较顺畅地引入过一些舶来的思想和文化，一个与科学和民主思想可比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佛教）。马克思主义（比较而言，是部分地）成功的引入，当然与一个范例（即苏俄）的成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一些成分的对应物，比如共产主义与“四海之内皆兄弟”（民间看法）和民本、民生的思想（官学），甚至在诸子百家的杨朱思想和老庄思想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然而，科学与民主却没有这么幸运。我们对科学和民主缺乏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的响应。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首先是以船坚炮利为前导，即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面前，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以及科学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这一点制约着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从内部来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超量的人口，水旱灾害频繁，外患时断时续，以及封闭落后的小农生产水平下，应付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是当务之急，人们不能不注重实际，崇尚务实，不能不淡漠难解近渴的纯粹科学理性。这样，在长期的文化积淀过程中，中国人往往推崇那些在器用层面上易于突破的成果，而忽视了对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以及变异的实验、观察和理论性研究。没有科学精神那种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好胜而萌发出来的探源穷变的雄心[6]。问题的难堪与严峻之处在于，今天我们的处境并不比以往好多少。我国有学者谈到，戊戌百年至今，中国社会历经三届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如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我们现在的政府，应当说，除了解决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之外，戊戌变法时期就存在的其他五个问题，如人口、教育、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下降）、政府腐败、社会不公正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而以更难解决的形式呈现在世纪末[7]。我们面临着更严酷的现实，是否我们更有理由采取重“器物”的“不全面的”科学理念呢？是否只能沿袭传统现代化的努力，固守魏源（中国19世纪清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与方法呢？
在这样一个不得不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足体系以其巨大的潜在能量以及文化资源之丰富，足以利用“西学”之新去加固“中学”之旧，或者把绝然不同的西学改装成一种不中不西的东西。譬如，我国学者肖巍谈到：即使引进的理性方法也被戏剧性地导向复兴古学（如乾嘉学派的考证工作）。甚至得出了“西学中源”的古怪结论。晚明以来的所谓“实学”（“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究其实质，并非实证意义上的理性化科学，而是系于政治情结的经世致用之学，丰富但分散的科技思想只得被纳入另一种体制，无法形成独立的智力资源，这种情况以后虽有所改进，但恐怕并未根本改观[8]。一般来说，文化传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慢变因素；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儒教文化是与皇权官僚政治及其小农经济基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9]。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制扩大化的大一统社会中，唯理主义和个人的责任意识都比较稀薄，占主流的是从属意识和对集体意愿的认同，服从淹没了怀疑，外源的认定代替了个人的选择。另外，从学理上说，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有如下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①我们总以为，思想的统一是行动成功的前提，却很难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根据理性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最终才会取得真正一致的看法；②我们总认为，如果大家都为了集体的幸福而努力，那么最终大家都会幸福，却很难想通，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最终才可能导致集体的真正幸福；③我们总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批判、质疑和反思，以为它们都是不怀好意，不是建设性的，是破坏稳定的，却很难认识到，社会只有在维护和批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也很难体认到，为什么社会只有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方向上探索新知识（即在思想探索上不设任何禁区），知识的繁荣才可能出现；④我们对现代民主的理解过于片面，以为只要当官的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让老百姓有一些表决权就是民主了，实际上现代民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利；二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如果没有限制政府和保障人权，民主选举不过是徒有虚名，纳粹上台就是通过的全民选举，它的政府却是极端的专制独裁。基于上述观念，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的努力顽固地坚守国强民富的路线，实际上是认为国强民才能富，由于把国强的目标摆在第一位，忽略了民主制度的建设，忽略了对个体权利的承认与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就很难被培育出来，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求真创新意识是不会在个体身上涌现出来的。而后者却正是科学与民主法制所倡导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开放化、人格自主化这些都是现代化制度构架的基本内涵[10]，而这些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中特别缺乏的思想资源。我们要能够体认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西方文化的一般价值，特别是它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法制文化，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更加强大的权力制度和话语系统，也不是因为它们身后有着长远的历史积淀而显得特别的顽固不化，而是因为它们涉及到的东西对于每一个生活于这个拥挤星球的成员来说都不可避免。毕竟，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制为楷模的，在经历了包容、消解、篡改、转化之后，还是不得不在最基本的伦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承认：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意识到中国文化必须“对外开放”，就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它身后有着长远的历史积淀而显得特别的顽固不化”，这种“保守性”表现在，它从来都不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往往是把外来文化加以“中国化”，纳入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以保持中国原有的发展格局与方向。这一思维定势严重地阻碍人们去认识新的、未知的事物和世界，成为推动现代化起步的沉重精神负担[11]。戊戌维新以后的百年之间，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既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建立、窒息了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和主体性哲学的传播与发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历史中一次大解放的运动，但很快就不断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由于“主体性精神”受到压抑，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蜗步”前进的境地。与西方相比，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嫌起步太晚、步伐太慢了。对此一位老学者的话是一针见血的：我们切不可把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估计太低。在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像“五四”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也只不过给了它一个小小的刺激。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躯体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这个刺激，又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政主义。它只是换了一个名词——要不停地“狠斗私心一闪念”的集体主义。
最后，提出西方曾经迷恋和学习东方文化这一点，丝毫不表明笔者认同晚清以来的所谓“西学东源说”，问题确如许多东西方学者指出的，不能仅从西方文化看它自身，还应从世界文化来反观西方文化。只有如此才会感受到，十五 —— 十八世纪东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历史魅力。比如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所孕育出的商品文化，就是一种矛盾，它一方面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在使人平白化，单一化。从卢梭以来的西方浪漫思潮几百年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内部进行着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二十世纪以来这场批判工作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正像中国文化早已不是神话一样，西方文化也不是神话，它在“飞扬跋扈”了几个世纪之后，也显露出局限和弊端。事实是，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孔子在《论语》第十三篇《子路》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恐怕是给四百年来风雨变换的东西文化关系指出的一条最好出路，是双方对待对方文化的一种最聪明最有利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最好的办法。
注释：
[1]利玛窦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Macerata）的一个以红蓝色刺谓为其族徽的大户人家，据星占学家说，利玛窦出世的时候，“天平宫适在其上，土星刚刚上升”，这预示着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2]见张西平的“和而不同”，载《读书》，1999年6期。
[3]参阅“落日的辉煌”，载《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4]罗钺系罗盘，壶漏又称挈壶，计时用的装置。见（日）三石善吉的《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46页。
[5]即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做奴隶。
[6]尽管这不能成为我们探索近代科学何以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因果链条之有力证据（因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面临的难题，并且，一般来说，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不能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我们只是表示一种对自己传统的理解。
[7]见何清涟的“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载《读者》，1998年7期。
[8]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4期。
[9]参阅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见张博树的《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8年，152页。
[11]这也可能就是胡适先生为什么提出“全盘西化”的初衷，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出“矫往必须过正”的激进主张，他认为，惰性的力量会把之拉回到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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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请注明：
作者：《文章名》，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法政商研究专集》200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