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亦即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马克思这段话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走向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提出“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实践路向上，“大同”思想和“人类解放”也有着本质的差异：“大同“途径必然走向专制社会，而“人类解放”则导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由于“大同”社会的基础是伦理道德，因此实现“大同”理想的手段只能采用“德治”，即“伦理——政治”制度。而要实行这一制度，必须要有德配天地的“圣人”来统治国家，教化百姓；同时剥夺“有私心者”追求私利的任何权利。因此，其前提是赋与“圣人”以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即“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然而，这样一来，“大同”思想家以寻求平等、博爱的公有制社会为起点，却落入了以权利（rights）不平等为基础的权力（power）私有制社会。更何况，“圣人”的身份是由统治者凭借专制权力而自我确认的，道德的内容也是根据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因此，“德治”的结果只能是封建帝王以“整体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数千年“德治”的现实就是社会永远围绕着“三纲五伦”打转转，至于人何以生？靠什么生？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尊卑贵贱从何而来？天理为什么是天理？……这一切涉及到需要想象和抽象思考的问题，儒学全都避而不答，或者仅仅搪塞了事。先秦时代的儒学在讲到君臣道德时还讲一定的对等性，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孔子还肯定了汤、武对桀、纣的革命的正当性；孟子更有民贵君轻的放胆之论。然而到了宋明，这种对等性也已经荡然无存，臣对君的忠必须是绝对的忠，妇对夫的贞也必须是绝对的贞，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宋儒的发明。明太祖朱元璋更是龙颜大怒，命令把胆敢说民贵君轻的孟子的牌位撤出圣庙。可见在宋明理学的鼓噪之下，极权者骄枉到了极点。而极权者愈骄狂，新儒家愈逢迎，新儒家愈逢迎，极权者愈骄狂；以致发展到稍不如意就妄自杀人的地步。在中国封建史上，极权者杀人是不需要有什么理由的，定你是什么罪名，你必须领什么罪名；你胆敢抗辩，只会死得更快更惨，外加满门抄斩与株灭九族。 而根据“人类解放”的眼界，共产主义社会奠基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劳动之上，因此“自由人的联合体”式的生产方式是其社会基础。而这又决定了作为生产方式主体的人民群众理所当然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模式只能采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我教育的民主自治形式。它扎根于这样的理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会有神或某种神秘的力量来帮助人类，人类只能依靠也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相互间的自由合作，在这个世界建立起自由美满的生活。于是，根据马克思的心路，尽管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要采取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但“革命”、“专政”只是作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手段，它服务于创设“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根本目的。如果将手段异化为目的，其本身就是对“人类解放”宗旨的反动。 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品评“大同”途径：何以有权势者就是“喻于义”——从而应为天下创立纲纪的“圣人”？何以平民百姓就注定是“喻以利”——因而只配接受统治与教诲的“小人”？这是一个无法诉诸理性的问题。倘要讲逻辑，这里只存在一种自然的逻辑：“圣人”抑或“小人”的界分是根据自然（血缘、出生）原则确定的。于是，自然的逻辑成了社会的逻辑，动物的逻辑成了人的逻辑。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政治国家的顶峰，据说正是出身使某些人成为国家最高职务的化身。由于出身，某些个人同国家要职结合在一起，这就跟动物生来就有它的地位、性情、活动方式等等一样，国家在自己的要职中获得了一种动物的现实。”由此可见，根据“大同”思想家将人分为“圣人”与“小人”，使“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垂直教化“小人”的做法，不仅不能使人与社会趋向高尚，反而会使社会沉沦为原始野蛮的“精神动物世界”（马克思语）。 总而言之，“人类解放”与“大同”社会是两个截然异趣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我们如果选择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作为未来的社会期待，就必须扬弃传统的“大同”目标。 -------------------------------------------------------------------------------- [1] 《礼记．乐记》。 [2] 《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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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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