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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集团的成功说明了什么?——生产方式对历史决定作用的表征
时间:2008/7/2 23:01:49,点击:0


中国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总裁倪润峰,在1998年上半年,当别的彩电厂商发起价格大战时,他并不急于参与,而是通过垄断彩管的方式来最终取得降价的主动权。这种“战略”巩固了倪润峰降价大王与彩电大王的地位。1998年11月18日,倪润峰突然宣布:长虹已垄断下半年国内彩管市场,21英寸占76%、25英寸占63%、29英寸几乎统吃。再者,长虹除彩管外,彩电生产所需的其他配件完全自己配套,仅此一项,每台彩电就比其他企业低150元左右,而每只彩管收购价又比目前市场价格低90元,加上“中国最大彩电生产基地”的规模,每台成本有300元左右的降价空间。所以长虹降价一出手,就取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而公司据此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倪润峰的降价“战略”只表现为他对现实价值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无形中契合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结果极大地促进了长虹电子集团公司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也从具体的层面映衬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

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因果序列,其中物质生产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果序列。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须首先通过物质生产来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这是简单的事实,也是起码的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荣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揭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

生产方式得决定作用还表现为,它对社会制度的样态及其变革起着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其中包括对社会文化形态的作用。社会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而变革的原因当然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关键的还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

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还集中地体现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和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重要动因。所以,早在中国战国时代,墨翟就提出“兼相爱,交相利”[2]的思想。荀子针对孟轲的性善说,主张“人之性,生而好利”[3]。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书中的人物斯拉雪麦格,在反驳苏格拉底的“公道”论的时候说:“余谓公道者无他。即强者之利益耳”,“牧人之饲羊,非为羊计,实为己计,或者为其主任之利益也”[4]。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惟有利益支配着我们对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观念的表示尊重或蔑视。”[5]事实上,正是物质利益这部永动机作为一股最明显的力量驱动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要重申,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系统是共同起作用的。因此,两者具有同构性。不能因为强调一个尔否认另一个。社会经济运动无疑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并不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仅仅给人们的活动提供一个可能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们的活动却主要由其文化价值系统所决定。因而两者是互补的。事实表明,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单向性的,而是不断被其它因素所干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因素都反作用于它并改变着它。并不是只有经济和生产才是原因,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唯物主义”[6]。恩格斯指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是说,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无数相互作用的因果序列构成的链条,经济善只是为历史发展提供前提,规定着历史发展的范围和可能,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来展现的,它的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就是它发挥作用的过程,并不是预先就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一股思潮,把全部社会生活直接归结为经济必然性,变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否认和排拆其它因素的作用,当即遭到恩格斯的坚决反对。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按照这种所谓“经济唯物主义”,人类将变成一种机械服从毫无能动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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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2] 《墨子.兼爱中》。

[3] 《荀子.性恶》。

[4]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5、35页。

[5]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7、460页。

[6] 参见辛敬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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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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