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既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慨，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直到今天，即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摘自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59页）
余秋雨这番分析是要表明这样一个道理：上海人的人格结构既受到百年以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又是该地区文化氛围演化的结果。言下之意：上海人是如此，别的地区、别的民族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因此，“生产方式”与“文化”作为人类实践不可或缺的手段与产物，都对社会发展起着难以割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双方的作用甚至具有的同构性。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两者应该统一起来，而不能只坚持此而否认彼的作用。
所谓“生产方式决定论”，就是主张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为最初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会进一步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而上层建筑一旦变革，整个社会形态就发生了质变。这种理论往往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从而走向“经济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则认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眼底，广义的文化即“自然与社会的人化”，或具体为“人类实践与生活的文明化”，它映现历史进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依据其领域不同，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认同系统三个层次。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是由这三个层次组成的同心圆：最外层是器物层，包括人们创造的各种物质与精神产品；中间层是制度层，积淀着人际关系及规范化的社会制度；最内层是价值认同系统和该系统指导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它是整个文化模式之“魂”。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赋有自身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都必然具备着内化为民族心理的价值认同系统。这个系统一经形成，就象经纬参差的“文化神经”，牢牢地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该系统的核心，它一方面以最高的普适性形式统一着社会成员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指示着该社会的未来期待。因此，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犹如牵延不去的“文化基因”，始终寓于某一文化模式之中并伴随它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的惯性运行。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沿续数千年之久，其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曾有过大起大落的变化。但由于人们的价值认同系统（孔孟之道与理学精神）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目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社会框架）一成不变，所以社会的性质循环延绵而雷同。只是到了近代，当封建的价值认同系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后，中国的历史才步入了新质的现代史。
“文化决定论”与“生产方式决定论” 两者应该是相互兼容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彼此水火不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们之间具有同构性。这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发生学的意义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生产方式与文化的共同源头。众所周知，人类建构生产方式的劳动是为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发动的，但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纯粹自然需要，它主要是由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赋与的文化需要。这就决定了人类的劳动意识直接就是文化价值意识：劳动意识发生之始，就是人认识到外部世界的价值及自我价值之始，也就是主体与客体分离——人的主体意识萌发之始。这样，劳动实践及其建构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纳入了文化创造的路向。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作为当今中国最大的家电生产企业——海尔集团总裁的张瑞敏，当他1984年接手一个苟延残喘的国有冰箱小厂时，就意识到自己对这一企业的责任，并自愿以主体的身份来挽救这一面临倒闭的客体。而当他进入工作之后，他立即将生产经营纳入了“文化”的范畴。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张瑞敏最喜欢的三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孙子的《孙子兵法》。张瑞敏认为，成功就是能够把一批人的力量激发和凝聚在一起干共同的事业。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这样阐述海尔文化的精髓：给每个人创造一个可以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这样，就永远能在市场上比对手快一步。由此可见，在发轫的源头上，生产方式与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根据以上逻辑延伸，作为“生产方式决定论”基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文化决定论”。因为尽管文化世界是人创造的，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人赋予的，是人的实践成就与价值思维客观化的结果。但是，文化世界一旦应运而生，它就超越个体心理和个别社会而存在，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客观世界了。作为后文化世界的人们，其价值意识全部是在文化世界的陶冶下形成的，全部是在文化实践中获得的。据此，我们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创造了文化，并凭着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本质实现。而人之所以能够进行社会实践，也是因为有了文化，文化不仅赋予了人类实践的器物与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也赋与实践以价值目的与动机，使人成为意识到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者。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社会存在也即人作为文化关系的主体与载体而存在；而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不外是以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底据的文化价值意识，因为只有带着价值动机的社会意识才能起到支配行为的作用。由此可见，“人们的文化存在决定人们的文化价值意识”构成人类活动的内在必然法则。它与生产方式一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对于“人们的文化存在决定人们的文化价值意识”，我们同样可引用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的史实加以说明。在余先生的笔下，宋元明清时期的宁古塔（地名）是[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页。[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页。[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页。[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页。个野兽横行，人迹罕至的流放犯人处，其生存环境之原始恶劣本与文化无缘。然而，由于流放者中有许多文人墨客，因此使该地也形成了“人们的文化存在”的氛围。余先生举例道：“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多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的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1]而正因为在大漠荒天中有了这种悲剧性的“文化存在”，因此也就发生了“文化价值意识”。余先生接着举例道：“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 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2]由此可见，“人们的文化存在决定人们的文化价值意识”是个无处不在的事实。
其二，从内容上看，生产方式本身就负载着人类的文化价值意义。生产力不是别的，它是人的个性与本质生存的外在标志。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现代生产力——笔者注）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这就是说，尽管生产力（工业）具有物的外观，但其质底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人们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追求自身文化本质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对劳动工具的选择上：每一种旧的劳动工具被新的劳动工具所取代，都意味着人的文化本质的超升与部分生理及心理功能的解放。因此人类对劳动工具的选择，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是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结构的价值选择：当某种劳动手段在社会上还占主导地位时，在生产系统中也会出现某些新的劳动手段；由于新的劳动手段更能满足人们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于是人们必然会逐步加以推广普及并最终用它来淘汰旧的劳动手段。随着劳动手段的更新换代，以旧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社会结构也就不得不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相应变革。正是生产力这种“喜新厌旧”的价值评判本性，构成了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们使用的基本生产工具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耕牛铁犁；落后的生产力与工农业交换之间的“剪刀差”，使他们几乎成为除了“吃饭、睡觉、干活”以外别无所求的“老三”，按农民自己的说法，即“老牛、老马、老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们虽然没有经济学理论，但生存经验使他们认识到：搞农业只能受穷，搞工业才能致富。于是他们找到了对付“剪刀差”的办法，即拿起“榔头”来对付“剪刀”，自己也搞工业。而当农民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改换成先进的工业生产工具之后，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时至今天，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聚集要求导致了农民的“造城运动”，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0年中提高了近10%。如龙港“农民城”从十多年前的六、七千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今天的人口达15万的现代化城市；广东顺德市原不过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农村小集镇，现已发展成一座拥有若干个家电名牌的现代化家电城。另一方面，从事工商业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使他们产生了要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要求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受教育要求。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当前农村教育高潮的兴起与“村民委员会”直选的实施。
文化的价值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只有作为人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4]这就是说，文化和劳动一样，只能存在于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联系中。在事实上，社会性本身取决于文化世界。因为人的社会素质不是通过生物遗传机制形成的，而是借助文化功能实现的。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意识支配下的意向性活动者。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表现为一种意义关系，一种个人与群体实现的文化联系。在群体参与的社会互动关系中，每一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文化经验采取行动的，同时也是带着价值目的理解别人的文化经验并把它内化为自己的实践意识。不仅如此，人们还借助文化交流功能，将社会经验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不断地传递，并实现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化。据此可以断言：社会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之间的文化关系，离开了文化，就不存在属人的社会联系（包括生产关系在内）。
事实上，“社会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之间的文化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它甚至存在于我国下岗工人最简单的再择业问题上。例如，汉中某工具厂年轻的助理工程师段某，因企业开工不足经常放假待岗在家。一家私营企业急需设计人才欲请他加盟，开出了高于他原单位在岗时3倍的工资，并出巨资一次买断其工龄。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段某在犹豫不决中回绝了对方。段某恋恋不舍的是国有企业全方位的福利。他说：“现在虽然在家待岗，厂子还管医疗、养老等，到了民营、私企，说不准什么时候被炒了‘鱿鱼’，那可就惨了。”其实，他那种担心也是个文化问题，这里的“国营”、“集体”、“民营”、“私企”、“福利”、“医疗”、“养老”、“炒鱿鱼”等社会关系概念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概念，动物决不会有这种考虑。而这一事例进一步证明了“社会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之间的文化关系”。
最后，从历史的本质看，文化价值的运演规律与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在根柢上是内在统一的。这统一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内外两个尺度来进行。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这就是说，一方面，人的劳动实践必须遵循外在尺度——客观规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社会基本规律。但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又必须根据人的内在尺度，带着主体的价值目的去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大企业家李嘉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曾有很多人将李嘉诚的发家史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似乎李嘉诚在少年时代算过一次命，算命人说他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生辰属龙命，保护星乃水星，若勤劳苦干，坚持不懈，将来定会大富大贵。李嘉诚并没有相信什么龙命，而相信了只要能勤劳肯干，坚持不懈，定有所成，并一直在实践中躬行不辍。例如，李嘉诚14岁开始做推销员，为养家糊口不得不过着艰苦奋斗的生活。然而至今，他已拥有亿万身家，却依然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对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赚钱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此外，对于“命运”，他是这样解释的：“不敢说一定没有命运，但一件事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皆相背时，那肯定不会成功。若我们贸然去做，至失败时便埋怨命运，这是不对的。”由此可见，在李嘉诚看来，进行工商业实践，一是不能违背由天时、地利、人和构成的客观经济规律；二是主体必须带着渴望成功的文化价值去努力奋斗；只有把二者妥善地结合起来了，人的实践才能成功。
事实上，依据马克思的视角，人类活动的主观尺度与客观尺度在底蕴上也是交融相汇的：从演进动态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中含纳了人的文化价值追求；生产力乃人类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力；生产关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与价值结构；而上层建筑则表征着人类文化精神的结晶。离开了人的文化价值动力和文化选择行为，既无法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什么要“适合”和如何“适合”，更找不到“适合”与“不适合”之间的较量是靠什么力量解决的。
从存在静态看，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组成的某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必然存在于某种文化模式中；因而社会基本规律的功能也只能通过文化模式得以外在显示：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它也与该时期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自主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劳动在有利于个人发展时，可称为“个人自主活动”，反之，则不是）相谐调，从而人们认同文化模式的价值认同系统及其核心——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社会形态显得稳定与生机盈然。反之，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它就异化为个人自主活动的障碍，因为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以它阻碍生产力的主体——个人的能力发挥与价值实现为前提的。这时，旧的文化模式已不能满足多数个人的发展需求，人们必然会否弃过时价值系统而选择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而随着千百万人价值意识的觉醒和新价值认同系统的确立，过时的文化模式也就发生结构性变化而让位于新的文化模式了。欧洲历史上，古希腊文化被中世纪文化取代，中世纪文明演化为近代文明，无一不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古今至理。由此可见，文化模式的沿革规律奠基于人的劳动创造活动并契接着社会基本规律，这集中体现出历史是一个合客观规律与合主观价值相统一的必然过程。
依照以上理据，“生产方式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并不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之中，在某种意境上，它们对历史的作用是互补的。因此，绝对化地赞同某种思理而否定另一种，都是不合理不可取的非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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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秋雨：《山居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34页。
[2] 余秋雨：《山居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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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