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有一个女青年上职业高中时曾获得业余时装设计二等奖，毕业后希望能成为真正的时装设计师。但在计划经济形势下，她被“拉郎配”式地分配到“三班倒”的市丝织厂开机器，整天除了上班，回家做家务还要照看女儿，忙得晕头转向，也就渐渐淡忘了当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工厂转为股份合作制后，她接到无情的下岗通知书。当时，她伤心欲绝：女儿刚满4岁，用钱的地方很多，丈夫所在的单位也不景气；而今家庭收入锐减，日子实在难过。后来她找出那些时装书籍抹去灰尘，潜心阅读起来。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时装设计稿也垒起了厚厚的一叠。这时，一家颇有名气的合资时装公司向社会招聘时装设计师，丈夫怂恿她去试一试。结果，她以出色的设计稿击败了许多持有大学专业文凭的竞争者而成为合资企业的正式雇员。她设计的时装款式新颖、雍容得体，很快为公司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她的月薪也从1500元上升到5000元，令下岗族羡慕不已。
这位女青年梦想得以实现要归功于在市场经济下工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根本转型。试想，如果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它也许永远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这样，她也无能为力，因为计划经济的体制决定了这一切。而现在它能够自由选择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规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改变的缘故。由此可见，每一代人实践的历史机制，都是在前代人留下的社会关系基础上不断更新的。而社会关系的功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社会关系主要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展开其功能：
1、社会关系的历史维度构成人们实践的历史机制。这就是说，社会关系作为实践机制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历史过程中的，它积累着过去，朝向着未来。“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语）因此，现时代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的实践机制，既是前一代人活动的结果，同时又是这一代人活动的历史前提。实践机制世代积累，世代更新，表现出永不止息的历史扬弃性特征。
2、社会关系的时代维度构成人们实践的时代机制。历史过程的某一横断面上的社会关系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实践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以特定内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结构，在广阔的现实空间中创建性地展开。具体表现为：该时代的社会关系作为当下实践的机制同时又是当下实践所改造的对象。因此，它运行的必然结果便是创建新的实践机制。
在计划经济下，所谓的公有制企业，由于模糊了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无主经济，即人人有份变成了人人无份。在法律意义上，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拥有决策权的国家机关；另一方面是只能按照上面行政命令行事的包括企业领导在内的企业劳动者。由于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国家机关在决策中不可能做到每个环节都科学无误，也无法真正为其决策后果负责。而企业领导、企业劳动者既然无权决策，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决策的后果负责。加上与此相关联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企业劳动者的长期固定报酬由国家确定，与企业与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益无关，因此，企业劳动者大都只关心国家分配给他的那一部分工资、奖金与福利，而且只能涨，不能少。至于整个企业的经营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无需操心，或者说是操心也没用。在这种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下，厂长不是主人，职工不是主人，国家也是徒有虚名。于是，企业完全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能力。上海某家5000多人的大型企业，其中各种行政人员占职工总数的50%以上，加上各种后勤职工，真正在一线生产的工人仅占20%。这家工厂全年的生产能力，日本一家400名职工的企业半年就可以完成。又如，新日本制铁公司只有不到5万名的职工，年产近4000万吨钢；而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公司号称40万大军（实际从事直接钢铁生产的也只有10多万人），年产钢却不过700万吨上下。差别之大，使人难以置信。
改革开放后，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社会客观规律，中国的公有制形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既是当代人实践的机制，又是当代人实践的改造对象。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曾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承包、租赁、利改税、放权让利、厂长负责制等，但由于这类改革都是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小改小革，国有企业仍然是行政的附庸，无法在市场大潮里放开手脚去博击，因而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十五大”之后，我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所有制“改制”运动。不过，人们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接受股份制这一新事物。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曾因为大力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造而被骂为“陈卖光”。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是对头的。1992年，诸城市审计150家市属企业，发现大多数企业早已资不抵债，其中103家明亏，亏损总额1.47亿元，全市资产流失率达60%以上，负债率达80%。个别商业单位的仓库里，“文革”时期流行的武装带、红袖章和汽灯罩，竟然还都压在那里并作为资产计算。于是陈光认识到，政府再也背不动这沉重的经济包袱，非痛下决心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不可。陈光所进行的诸城市所有制改革，将全市274家乡镇以上的工商企业中的204家，全部出售给了企业内部职工，成为股份制企业。他被某些人骂为“ 卖爷田不心疼”。但几年后，诸城不仅“卖”企业赚了1亿元，而且卖掉的企业家家盈利，原先亏损的企业全部扭亏为盈。工业利润增长1倍，税金增长68%。到1996年，诸城所在的维坊市有85%的市属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全市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7%，实现利润增长32.9%，财政收入增长23%，城镇人均收入增长17%。
3、社会关系的具体维度构成实践的具体机制。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定时代的实践机制，既是以特定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矛盾为其基本结构，同时又是以各个个人为基点，展现出纵横交错，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的特点，构成了既包括物质形态又包括精神形态的复杂的关系系统。具体的实践机制作为这个关系系统的一个个网上的纽结，一方面有着彼此相互区分的具体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共同体现着人类实践的历史机制和时代机制。这就是说，三维立体的实践机制在具体机制中实现了辨证统一。马克思为此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待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仅以改革开放后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为例。据北京市政府研究室与劳动局1987年对市区271位私营企业老板的调查，在创业前其职业情况分别为：农民占7.4%；离退休人员占23.3%；停薪留职人员占1.10%；辞职人员占23.20%；无业人员占18.8%；待业人员占21%。该年私营老板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1.9%。随着改革的深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逐步变化，特别是一批具有高学历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机关干部的加入，使私营老板的整体素质日益提高。据199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非公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北京184家私营企业及其老板的调查，在所调查的私营企业主中，博士、硕士、大学生均占到了一定比重，分别为2.2%、5.4%、和42.9%。而且，企业创立的时间越晚，老板的学历越高，大学毕业以上者中近50%是在1993年以后进入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主这种五光十色的从业情况变化，足以说明三维立体统一的具体实践机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综上所述，社会结构是现实个人为发展自由自觉本质而联合创造的“类环境”，社会关系的功能在于构成人们实践的历史机制、时代机制与具体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质特性，也是社会系统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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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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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