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13日的美国洛杉矶《论坛报》曾刊登了朱桂的《伟大的中国人》一文，作者在文中评论道：“中国圣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天下最糊涂的两句话，‘寡’了，怎么能均？一个苹果分给一万人吃，你怎么个平均法？‘贫’了，又怎么能安？一个人五六天点滴没有入口，他如何能揖让而升，退而等死？‘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教大家一样忍饥受苦；‘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要求每个中国人驯顺地由饥饿线上向鬼门关迈进。”这就是说，不解决“寡”而一味求“均”，只能是叫化子式的平均；不解决“贫”而一味求“安”，只能是囚犯式的安稳。事实上，追求财富是现时代人们的必然要求。社会能充分利用人的这一要求，而不是扼杀这一要求，就能获得进步的动力。它要能给每个人提供追求财富的均等机遇，而不是只偏爱其中某一部分人，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在一个进步公正的社会里，由于人在素质和贡献上的区别，导致财富分配上的差异，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益的。我们绝不能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嫉妒心理，对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财富的人们采取“杀富济贫”的行为，压抑他们继续追求财富的积极性；而只能通过鼓励他们向社会捐赠和重征遗产税等办法，对他们集聚的大量财富进行再分配。与此同时，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应通过社会保障给他们以救助，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低到难以容忍的程度。

人依附人的社会不符合自由自觉人性的发展，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被当代人类所摒弃。中国人民也早已在1949年推翻了这种不合理的专制制度。但在反对人依附人的时候，又不能走向反面：搞平均主义。允许每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追求财富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尽管它尚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阶段；它只是相对于前一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而赢得了个人独立性的相对发展；但它却是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更高历史阶段的必经之路。因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已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眼底，市场经济社会具有矛盾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人受财富支配的全面“异化”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形式培育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经过这一历史阶段，人类要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痴人说梦。这具体表现为：

1、在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这就是说，个人与其自主活动和自主活动形成的类能力——生产力（人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类能力）相异化。

对这个问题，本文仅以一个中国下岗工人的的心声加以说明。他说：“（市场经济下），一下子变了。天天说你是国家主人，突然对你说：‘你下岗吧’。从来就习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突然领导反问你：‘你有什么专长？’从来也不进市场买萝卜白菜，老婆买来什么就嚼什么，突然要去找工作，抬头看‘人才市场’四个字，才发现自己也像卖不出去的蔫萝卜……这就是竞争，市场与人才的竞争，同样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是越来越公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公平而己。”[3]从中可见，该工人选择工作从来就不是根据“自愿”原则的，而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然而，由这种自发“分工”形成的生产力却是一种“异化”模式。它表现为：工人创造了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能为他的发展提供条件，反而使工人成为无用之人而被迫下岗。

但另一方面，资本驱策着工人不断地创造、积累剩余劳动，从而造成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这就为现实个人扬弃异化并发展自由个性奠定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这就是说，人类要想采用自愿分工的方式发展自由个性，其前提条件必须是社会财富丰富到足以支持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仍然只能采用牺牲大部分人以发展少数人的方式来获得进化。而人类扬弃异化所需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又只能在异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

印度在二十年前是世界公认的落后国家，该国盛行着带奴隶制残余的“种姓制度”——姓奴隶前辈遗传下来之姓者，为贱民阶层，不得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律师、医生、教师等高级职业。这些年来，印度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目前已成为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科技大国。它一共拥有科技人员350万人。由于印度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工资政策，而国家财力有限，因此这350万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科技人材，不是靠论资排辈、滥竽充数就能跻身其列的。印度有综合大学200多所，高等院校6000多所，研究院2000多所。特别要提到的是她的教育质量，包括印度科学院、孟买理工学院等5家院校的毕业生，已成为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硅谷争夺的对象。这些院校不只是媲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的综合科技大学，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研制的每秒钟运算十亿次的计算机，由于价格和性能均优于各国的同类产品，1995年已经向包括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出口。现印度总体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七，是世界上第六个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下，种姓制度不攻自破，不仅“贱民”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与选择高级职业的权利（教育、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必然导致它们向下层民众普及），而且谁再提倡种姓制度已被法律裁定有罪。

2、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由自发分工促成的阶级利益的劈分，使社会关系从“各个个人间的合作关系”（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本意）变异为阶级个人间的物的关系，“活动的社会性……不是表现为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4]这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其最基本者）相异化。

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娱乐业中目前兴起的“跪式服务”。这种服务作为一种商品交换活动，在某些宾馆饭店方兴未艾。众所周知，单是跪着并不是一种商品，有些活儿需要跪着去干；比如跪着锄草，跪着洗衣服，跪着擦地板。而跪着为顾客服务，伴随着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亦即部分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这种下跪才成为一种商品。下跪因人格的部分出卖而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商品；人格也因下跪而有了某种使用价值——满足顾客的某种心理需要（虽然顾客未必有这种需要）。由此可见，在这里，本来是服务员与顾客交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畸变为物与钱交换的物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异化。

但另一方面，资本不断刺激人们产生新需求，使需要体系越来越超出直接自然性的的领域；此外，自发形成的分工协作，又迫使人们进入日益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关系中，从而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逐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这类“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无产阶级的个人因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化而成为其代表），正是克服私有制的局限与建立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主体力量。

“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因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超越，因此自由的获得必然携伴着渊博的才能与远大的历史性眼光；而“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例如，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农民，囿于本乡本土的陋见，根本不能对外在强制的必然性（如人民公社体制）有所认识和超越；更毋论由他们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了。只有经过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溶入全球化，中国人才能获得世界历史性的眼光与才能，从而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自由度，为今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出主体力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全球化的市场活动只能是“群体”性的社会活动，因为那怕只在两个人之间偶然进行的交换，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被所有参加交换的人共同认可的文化规则，也即所谓市场规则。唯有如此，他们的行为才能被他人认可，他所期望的与他人的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当市场还只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规模时，只需要地域的文化共识；但当市场扩延至民族国家甚至全球的规模时，无疑相应地需要民族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文化共识，也即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这样，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个人的眼光与能力就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被培植出来了。

3、在个人与自身关系上，由于个人隶属于阶级，因此，“个人的生产关系也必须表现为法律和政治的关系。在分工的范围里，这些关系必然取得对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存在。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相信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神秘力量，这是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所表现的实际关系获得独立存在以后的必然结果。”[5]这实际上是个人与高层次的类关系——上层建筑相异化。

上层建筑的异化可从我国社会的“三大作风变调”得到例证。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报端屡屡惊呼：党的三大作风变调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变成了理论与实惠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有人剖析其原因：一是领导有权就有理、有威、有力，如同“小国之君”，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还有那个“跑部（步）钱（前）进”云云，所以只要善于联系领导就可以消灾发福，平步青云，谁还去做那些联系群众的“无用功”呢？二是反正彼此学得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林林总总；即使批评他人也只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看”，故而“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还有不抓紧结合这些摸得着的实惠，而去结合那些说不清的实际么？三是往往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只做不吹等于白做；只吹不做，倍受青睐；这自然诱导表扬与自我表扬，何人还愿去干那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傻事哟！这种状况，在理论的意义上：共产党干部的权力本是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但这些人却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专谋私利，这不能不说是某种“权力异化”。如果人们对此寻宗究元：导致“权力异化”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暴露出了权力独立于个人（所有的个人）的真相。

然而，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使人摆脱了最初社会形态下的“人的依赖关系，个人成为有着自己独立经济利益，并强烈追求本位利益的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活动的自觉性，从而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提供了人格前提。

独立人格问题是“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因为个性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人的才华通常是由人的个性表现出来的。人的个性如遭到过分压抑，必定导致心情不愉快，精神萎靡不振，做起事来也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因此，一个一味地自我压缩，要打磨掉自己棱角的人，一个背着“人言可畏”的沉重包袱、小心翼翼在众口之间调整自己的人，什么自主自强、出类拔萃，统统谈不上。对于一个追求全面发展的人来说，创新精神是必备的因素，而创新精神又是与个性紧密相连的。创新精神只有在不受强权、权威干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特点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因此，从人学逻辑上说，无独立人格的人不会允许自己有个性，而无个性的人必平庸；平庸者又焉能追求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这也就是说，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总是希望老百姓能卑视自己为“草民”、“蚁民”、“顺民”，逆来顺受，任其宰割，而不希望老百姓有独立人格。这种专制文化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就是要遏抑人的欲望，泯灭人的个性。而一个欲望枯竭、个性泯灭的人，在别人肯定自己的时候，总是妄自菲薄，“哪里哪里”地直摆手；在应该展现自己的场合，总是自我铲平，“不行不行”地往后缩；即使在个人私生活方面，也是在有意无意地遏制自己的正当欲望，不让自己有吸引力，甚至以自身没有吸引力为荣。在这种求同斥异的陈腐审美心理支配下，本应是仪态万千的女人，变成了“清汤面”；本应是生龙活虎的男人，变成了“霉干菜”。

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给中国人带来了培植个性的机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地使用属己的生产资料并决定经济行为，还对自己的活动承担道德与法律的责任，从而形成了经济领域的独立人格。经济领域的独立人格必将向政治领域衍化。因为市场经济越发展，人们之间的利益边界就越明晰，人们就越要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个人之间的横向流动和交往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纵向僵化秩序，使得人员之间在纵向方面的上下流通机制得以形成，这也就为个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最终，由于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都具有独立自主性，因此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必然转变为以民为主的形式：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有自身的政治权利，都可以以主体的身份参政议政。市场经济还有益于道德领域独立人格的玉成。众所周知，道德行为是个人内在自主意识的产物，而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任何形式的外在强制都只能造就非道德的“假面具”）。因此，造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独立人格，是形成道德行为的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利益与代价集中于个人，赋与个人以自我决策、自主行动与自我负责的主体地位，从而使个人形成道德主体意识和道德主体能力成为可能。道德主体意识和道德主体能力是社会历史主体意识与社会历史主体能力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历史主体能力提高的产物。有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人不一定是有道德的人，但没有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人，肯定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综观全文可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具有双刃功能，一方面，它培植个性的独立人格、主体地位与自主能力，为“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类更高形态奠定基础；但另一方面，它又以物对现实个人的压抑为代价来发展社会，因此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境遇。异化的最终原因可归结为：它以个人与社会的分立性为基址。这就说明了，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阶段，人们仍然未能把社会关系真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相反，“这种联系借可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6]这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基础的“物的依赖性”本身还只是人的独立性的一个前提，还没有成为后者内在的组成部分。这样，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的依赖性”问题，就会导致个人主体性的异化，滑向极端利己主义。人类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只能借助马克思“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人类解放”思路加以解决。而这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演序中的更高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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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页。

[3] 《真言才是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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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