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画家赵广被金人俘虏后，宁可断手也不为其作画。国画大师徐悲鸿曾断然拒绝为蒋介石画标准像，并冷淡地对来人说：“我对你们的蒋委员长不感兴趣。”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为提倡“计划生育”而遭到万张大字报围攻时，愤然发表《重申我的要求》，宣布：“我自知年老体弱，寡不敌众，但我仍然要单枪匹马地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们均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表明，民意是最终的公正裁判者。尽管好人自古命运多舛，甚至惨遭毒手，但虽死犹生，精神永驻人间。反之，一个人格低下的人，不论其生前如何荣华显贵，占尽风流，死后也不免身败名裂，被民众戳脊梁骨。中国当代权奸康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公在生前权倾朝野，专以大兴冤狱而得志一时；死时犹带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桂冠。但他终于经受不住民心的检验，在真相大白的今天，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元人张养浩述怀道：“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对自身人格是相当重视的。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高级“需要”，其中之一就是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古人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人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超出了任何肉体需求的内在美，而唯有人的内在美才是永恒的。一般说来，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听到种种赞誉并不困难，难的是在身处逆境时仍然为大众所怀念。这就是人最为可贵的“身后名”。事实证明，凡追求人格高尚者都信仰“人到无求品自高”。因此他们能够按照人格的要求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人高出动物的另外需要还有许多。如，人有欣赏歌舞戏剧的娱乐需要；人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需要；人有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需要等等。一言以敝之，这些都是动物无法想象的文化需要。而人的需要之所以能高出动物的需要，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人秉有动物所不具备的自由自觉本质。

对于动物的需要，科学家们曾做过典型观察。例如，他们观察到：红海中有一种红鲷鱼，这种鱼在通常的条件下，20条左右在一起群居、畅游。其中只有一条又大又壮又鲜艳的雄鱼，其余的全是雌鱼。如果那一条雄鱼死了，这一伙雌鱼既不散伙，也不招引其它雄鱼来入伙。而是在它们中，由最雄壮的一条自动变大、变鲜艳，变成一条雄鱼。这样，红鲷鱼又可以群居并繁殖后代了。科学家们发现，红鲷鱼能够由雌性转化为雄性的原因在于，鱼体内存在着一种能支配性别变异的“视觉”。至于这种“视觉”是什么，还有待研究。由这个例子可见，动物由于只禀有被自然界“他由”、“他决”的品性，因此它们的需要只是无意识的生存与遗传本能，只限于生物性的领域，根本不会有什么“动物格”的需要。

而人却不同，人的需要由“自由自觉”的本质所发动，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欲望、目的、理想、情感等能动的心理机制，它能超越生存本能而成为制导活动的内驱力，从而使“需要”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例如，同样是自然需要的两性关系，在人身上就表现出动物永远不能企及的文化品位。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俄国近代文豪屠格涅夫对演员波丽娜的爱情。他们二人因种种原因未能结为夫妻。屠格涅夫终身默默地忍受着爱情煎熬而矢志不移地爱着波丽娜，并把不幸的婚姻转化为创作的动力，根据自己的爱情经历撰写出叹为观止的名剧《村居一月》。他指出：不幸的婚姻可能有助于艺术家的创作，而那种顺利又陈腐的婚姻，对艺术家却是致命的。而这正是他本人终生未婚的原因。他相信爱情对创作的激励作用。他说：在这方面，他是有体会的，“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作过研究”，如果创作时没有新的爱情的激励，就会写得不理想。看来，这确有根据。波丽娜不论对屠格涅夫的感情怎样，是爱情也好，是友爱也好，她总是激发了屠格涅夫对她的爱，激发起屠格涅夫对她的追求，从而点燃了这位作家的创作灵感，使他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村居一月》。

人的需要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人的需要是由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创造出来的文化需要，因此，它必然要求借助改造环境（使环境“人化”）而使人自身向越来越高的人性水平演进，因而也是一种不断追求自我解放并发展自由本质的需要。这决定了人的需要是一个无限丰富和永远进取的动态体系。其无限丰富性凸显为：它是个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审美需要等人类本质全面发展需求为一体的开放体系；而其永远进取性展露出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更新增衍过程，它具体表现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

对此问题，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第三思潮”——马斯洛的心理学给予了有效的说明。马斯洛指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忆的是食物，想到的是食物。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只感觉到食物，而且也只需要食物……这样的人真可谓单靠面包为生。”而“要是面包很多，而一个人的肚子却已饱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斯洛自己回答道：“其他（高一级的）需要就立即出现了，而且主宰生物体的是它们，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而当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又会出现。以此类推。我们所说的人类基本需要组织在一个有相对优势关系的等级体系中就是这个意思。”[2]依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类的需要是按以下顺序不断地层叠超升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对美的需要。总之，人是一个不断有所需求的动物，“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3]

人在需要方面对动物所具有的质的优势，决定了他们满足需要的劳动也必然在质上超越动物。这具体表现为：动物囿于单纯的受动性只能取适应环境的活动，因此活动的范围被封限于“他由”的既定自然，而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维持生存。而人的劳动作为满足人类文化需要的手段，既是从自然摄取生活资料以保证生存的活动，更是凭借改造自然实现并完善自由本质的活动，因此人的劳动在本质上是文化创造活动，即人在文化需要的驱使下的创造性劳动，或者说是赋有文化意义的劳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断“人化”环境并提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因此它是人作为主体的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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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2]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3]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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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