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的“创世记”开篇,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
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到处是无形的混沌和黑暗。上帝之灵在水上运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上帝觉得光很好,就把光和黑暗分开,并把光叫做白天,把黑暗叫做夜晚,于是有了昼夜之分。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帝说:“水之上要有苍穹。”于是出现了苍穹。上帝把苍穹叫做天。
第三天,上帝说:“让天下的水都聚于一处,让世界出现陆地。”于是有了地球和海洋。上帝又说:“让地上生长出植物:植物上结着果实;果树上挂着含种子的水果。”于是地球上有了欣欣向荣的万物。上帝对此十分高兴。
第四天,上帝说:“让天上有光体,以便区分白天和黑夜,确定季节、日期和年份。并让天上的光普照大地。”于是上帝造出也一大一小的光体,大的管白天,小的管黑夜。然后,上帝又造了群星,并把光体和群星一起放在天空中普照大地。于是天空中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
第五天,上帝说:“让水中出现群群生物,让鸟类在天空中飞翔。”于是有了海洋动物和各种鸟类。上帝对此十非常满意,于是祝福它们繁衍滋生。
第六天,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让他们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并赋予他们管理天地万物的权利。上帝把地球上的植物和果实赐给人当食物;把草赐给其他动物做食物。上帝面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感到异常的高兴。
第七天,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造物工作,于是他停工休息,并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
这就是在西方流传了很久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
从考古学家的发现来看,早在人类的原始时期,人们就开始追问我们处于其中的世界的来源。世界是从那里来的?人们看到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有生有灭、有始有终。那么推而广之,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应是同样有生有灭,那么世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人类的好奇往往向自己提出超出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产生就必然是从无到有,世界从无到有,宇宙从无到有,除了神的力量,远古时代的人类来说还能想到什么呢?因此,人类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思考世界的起源,并用神话来解释世界的起源。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科学技术还很不发达,人类的认识能力很十分有限,对世界本身无法用科学思维的方式加以认识和解释。于是在远古时期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和民族中都用各种各样的神话来解释世界的起源。
随着人类的发展,随着科学的进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了。然而从上面的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我们不能相信上述神话,但还是能从上面的神话中看出世界对人的先在性来。也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
自然界的先在性首先指的是自然界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据科学家推测,我们所处的宇宙诞生于150亿年之前;太阳系、地球出现在46亿年前;而人类的出现则大约是在300百万年之前。事实表明自然界早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就已经存在。
自然界的先在性还指自然界是人类产生的条件。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没有太阳系的产生、没有地球的产生,没有自然界的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也就没有人类的产生和存在。人类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以自然界为前提的。人类的产生不能脱离自然界,人类的生存也不能脱离自然界。整个自然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存在。而人类是有限的存在物。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有无限的历史,在人类之后自然界还将无限地存在下去。人类在自然界中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人类离开了自然界就无法生存。而自然界离开了人类却仍然存在。自然界的存在决定了人类的存在,而人类仅仅以自己的存在对自然界产生反作用。因此自然界对人类具有优先的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不可否认,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界高度进化的结果。自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在人的身上以新的形式延续了自己存在。也就是说自然界存在于人之中,因此自然界和人的对象性关系不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不仅仅是实践者和实践对象的关系,也是以人作为两者的统一(既作为自然界的特殊部分,又作为自然界的对象)的内在关系。人一方面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又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自然界制约、限制的存在物,依赖于自然界。同时人的生存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等同于动物的生存。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一个有着自身特殊发展规律的部分。
其次,自然界的先在性还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从认识的角度上看,自然界是人类的认识对象,是人类认为的来源。而且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呈现方式决定着认识者的手段和方法,自然界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类的认识目的。而且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对象,人类实践的水平、和实践的结果,无一不取决于自然界。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是以自然为前提的,是受自然制约的。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它来进行生产的资料。”[1]
而且,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也来自自然界。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是自然界,人的实践活动的劳动资料也来自自然界,而且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也是来自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存的。”[2]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如果脱离了客观世界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给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带来灾难。从上所述,自然界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果没有自然界或者说违反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另一类是肯定性的,自然界决定了人类的产生,决定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和现实水平,以及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目的。这种决定并非宿命论的决定,它并没有否定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在自然界的发展当中也包括了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因此自然界和人类实践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自然界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又改造自然界、创造新的自然界。
总之,自然界的先在性说明了在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上,虽然人和自然界是改造与被改造、实践者与被实践者的关系,但是自然界始终处于优先地位。自然界不仅仅在存在时间上优先于人类。而且它制约着、决定着人类的存在,决定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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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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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