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2期 34-36
内容摘要: 由近代启蒙确立的现代性目标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它主导着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近代启蒙由于在文化模式和历史境遇方面与西方不尽相同, 因此双方的意义认同系统在真涵与功能方面也存在某种异趣。按照这种历史逻辑根据, 赋有中国特色的启蒙价值目标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如下的现实文化启迪意义: 1、坚持个性自由与为国分忧的统一。2、坚持个性价值中“德福相济”的原则。31、在弘扬个性精神的同时, 坚持“复兴优秀文化传统”与批判“封建文化糟粕”的统一。
主题词: 启蒙价值目标 变教 个性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 者: 胡 建 哲学博士 浙江行政学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310012。何云峰 哲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教授 200234。
人类的现代性是近代启蒙的产物, 由启蒙建构的现代主义至今仍然主导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现代性”的意蕴极为纷繁驳杂, 它涵纳多向度与多格度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本文仅就启蒙确立的文化价值目标对中国现时代的启迪意趣, 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视角上, 西方启蒙运动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都称得上是具有最深层历史意义的“变教”(改变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系统———“教统”) 运动。“变教”运动的“深层”之处在于: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 除了赋有自身的
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 都必然具备着通过自我确认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文化价值认同体系, 这就是所谓的“教统”; 这个“教统”一经形成, 就像经纬参差的“文化神经”, 牢牢地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文化价值目标是该“教统”的核心, 它一方面以最高的普适性形式统一着社会成员的具体目标, 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 指示着该社会的未来期待; 因此,文化价值目标犹如沿袭不去的“文化基因”, 始终寓于某一文化模式之中并伴随它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 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性的惯性运行; 在这个意义上, 任何
一种文化模式的转型, 尽管其根本原因内在于生产方式的质变, 但转型完成的标志却是原有“教统”的革故鼎新与新文化价值目标的确立。
中西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文化价值目标都是“个体主
义”, 这种趋同的价值取向表达出了“变教”运动的历史
必然性。众所周知, 世界各民族在演进的过程中, 都曾
经历过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时期。处于这
时期的人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 他们生活在权威主义与
整体原则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中。在西方的中世纪,
定于一尊的基督教文化使整个社会笼罩在神圣价值的绝
对权威之中, 而当这一权威的灵光向社会投射时, 便模
塑出一个个“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人类团体, “人类只
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
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①这样, 团体至上的
权能便剥夺了个人支配自身命运的权利, 并将个人置于
教权与王权的双重权威压抑之下。在中国的封建时期,
个性价值被主流文化界定为: 每个人实现自我德性的完
善———认同“三纲”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妇纲)
的外在规范, 以此维护等级秩序的千年守恒。于是, 从
外在行为的唯理是从, 到内在观念的道心为主, 从礼治
秩序的等级依附, 到意识形态的拒斥异端, 权威基准与
整体祈向交融互摄, 渗透到价值领域的每个角落。中西
旧“教统”中这种以群体泯灭个性、以权威贬抑人权的
价值旨趣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意义需求是格格不入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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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2 期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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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文明植基于商品经济, 而形成商品市场的前提就
是个别资本在人格上的自由与平等。所以, 工业文明要
求承认每个个体的主体价值, 即个人不是整体等级网络
上的固定点, 而是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自我目的。据
此, 中西启蒙运动不约而同地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体
主义与权威主义, 并把个性自由与平等设定为新文化的
价值目标。
然而, 由于中西双方的国情及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
“个体主义”在两种境遇中的作用也判然异趣。西方的现
代化运动是资本主义文明由萌生、扎根到确立的自然历
史过程。伴随着近代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 “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运动首先凸显出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
这正如黑格尔在品评“文艺复兴”时所指出的: 那时
“人们转而面向古人的作品, 这些作品变成了研究的对
象。这些作品被当作人文科学, 在其中人的兴趣和行为
都受到了认许, 而与神圣的东西对立起来; 但是它们却
是神圣的东西在精神的现实性中。因为人本身就是有意
义的东西, 这一点就使得人们对于人, 也就是作为有意
义的东西的人, 发生了兴趣。”②这位哲学家把“有意义
的人”标举为全部“复兴”的价值内核, 而这种“人”
既已与“神圣的东西”相对立, 自然应当还原为赋有自
身价值的个人(中世纪的任何个人都是神圣组织的附属
物) 。于是, 世俗个人的尊严悄然崛起, 无形中突破了教
会、国家等集体的传统权威, 最后归依到“以个人为本
位”的最高价值。由此可见,“个体主义”是一种“立足
于所有个人”的历史本体论, 而不是伦理学上“唯我”
的极端利己主义, 其意涵定位于: 个人作为构成国家和
社会的最终实体, 是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目的, 而不是达
到“他律”目的的手段; 因此,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其负责, 借以实现
自身价值。“个体主义”以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黑
格尔分别在政治、社会、道德、终极关怀诸领域予以诠
释与肯定, 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价值认同系统。
中国的历史境遇与西方不同, 现代化运动是一个源
于时代挑战而被迫变迁的过程, 因而毋宁说是一种民族
“救亡图存”的运动。这决定了“个体主义”也是作为救
亡的手段而被引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反
思近代历史时, 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 而且省
悟到国民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 而只是由传统文
化陶育出来的奴性人格的载体。这种在长期封建专制压
迫下所导致人的主体意识的失落, 从根本上阻塞了民族
正确认识自己与世界的视野, 从而使中国面临被开除
“球籍”而不能自救的困境。所以, 欲拯救国家之危亡,
只有引入塑造西方“人魂”的个体主义, 重塑华夏之
“人魂”, 把人造就为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 才能最终完
成民族的现代转型并使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由
于“五四”的“个体主义”价值指向民族“救亡图存”
大业, 而这一大业又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 所
以, “五四”的个性精神从一开始就与集体主义相融交
汇: 它召唤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卓而不群的个性, 唾弃
“等待一救”的普通沉沦状态; 同时又指望通过“先哲启
后觉”的途径来达到全民觉悟, 共赴国难。由此可见,
“个人”的觉醒在欧洲引导了一个以确立工业文明为归宿
的资本主义运动, 而在中国, 则感召并发动了一场以解
脱民族苦难为目的的“救亡图存”运动; 而且当中国现
代化运动的重心由“启蒙”转变为“社会改造”时, “个
体主义”又不失时机地成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
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
历史地位不容抹杀。
(二)
今天的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
体制中, 一方面, 个人劳动被赋予了直接的社会性, 即
通过市场而径直地服务他人, 同时, 个人生活也直接地
依赖于他人的服务; 另一方面, 个人的自主活动与自身
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即个人将既掌握了本
身时运的契机, 同时也面临竞争沉浮的无情风险。因此,
在价值重构的社会新格局中, 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就成
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性要求。根据个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
境遇, 它对我国今天的实践有以下文化启迪意义。
第一, 坚持个性自由与为国分忧的统一。从“究原”
的意义上说, 人既是一种“受动———能动”的存在, 同
时也是一种“自由” ———有别于动物的“他由”的存在。
“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特质。它表现为人借助“对象
化”活动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向与情趣。
正是根据这种意境,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的最高
目标厘定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
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③根据这种逻辑, 现
代价值系统应顺理成章地肯定“个体主义”的某些合理
因素: 鉴于个人在自由状态下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类发展
的根本源头, 因此, 个人有权要求社会在尽可能的条件
下为自由提供条件。这个条件首先就是现代社会的开放
性———形成一个“宽松”的环境,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
同观点, 从研究到社会决策, 都允许并鼓励各种意见进
行交流、讨论。同时, 与旧时代的权威主义视不平等为
天经地义截然相悖, 自由的原则要求正义与公平, 既要
求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 否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总之, 只有社会肯定了人格有多方面发展的权利, 个人
才能超越那种强求一律的整体封闭意识, 培育出乐于接
受新事物、新观念、并对社会进步与发展尽职尽责的内
在品质。但从另一方面看, 人毕竟还是社会历史性的存
在, 社会是个人生活和发展的条件, 因此, 个人的价值
取向理应与民族的命运互补共进。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体
系中, 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 而历史的教训
早已说明: 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 就会挨打。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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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2 期 ○胡 建、何云峰: 启蒙价值目标的现时代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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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改革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况且, 当下我
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 如拜金主义泛滥, 人的本
质异化; 权力制衡乏力, 权钱交易盛行; 市场规则尚未
发育健全, 损人利己现象屡禁不止; “以法治国”水平低
下, 黑社会犯罪有恃无恐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弘扬
“五四”的个性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 根据国家、社会、
民族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推进中国改革与开
放的进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第二, 坚持个性价值中“德福相济”的原则。市场
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竞争, 它发展的动力和动向之
源正在于个别资本获得无限增殖的欲望。竞争的目标固
然带有功利性, 但它同时又能激发出个体的自我创造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主体的竞争意识, 才构成了现代
社会的内在激活机制。因此, 在这方面,“个体主义”的
功利取向对今天犹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社会既然允
许并勉励个体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 就必须在合理的
“度”中确认并保护个人的正当权益。而社会的这一关心
与维护, 又势必反过来成为推动个体参与社会竞争并使
自身能力不断外化的更深层的根源。但另一方面, 人的
本质毕竟“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因此, 个人在逐求私利时,
应以不损害他人与集体的利益为前提。在这一点上, 就
连西方启蒙精神的总结者康德也毫不含糊地指出: “凡是
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
都是不正义的。”⑤这就需要我们引入“五四”与集体主
义相协调的个性精神来设定市场经济中的德性准则: 既
然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崇尚“以德立国”, 那么, 它在今天
自然不会步西方“以利为本”的个体主义之后尘; 而现
代化又要求变革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模式———以
摄取合理合法的功利为精神前提; 因此, 今天的中国只
能采用“义利并举”的模式。这就要求个人在追求自身
利益时至少应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必要时, 要以
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作为处理功利的最高原则: “每个人都
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
国家、集体和别人, 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 ??
社会主义社会中, 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
一致的, 如果有矛盾, 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
利益。”⑥
第三, 在弘扬个性精神的同时, 坚持“复兴优秀传统”与“批判封建糟粕”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已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 但社会变迁的基础与动力仍然蕴涵在本土文化内部。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自身传统, 现代性的自由、平等、民主价值只能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逐步确立。这就决定了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向对流中, 外来文化只能作为本土文化转型的参照与补充, 决不能成为乌托邦式的“文化移植”的版本。在这个意义上, 西方近代启蒙使个体主义崛起的“传统复兴”策略对我们今天仍有耐人寻味的借鉴作用: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如“三纲五常”) 与现代个性精神相去甚远, 但在文化的“虚灵的真实” (抽象的普适性) 方面, 特别是在文化发轫期的宗师那里, 我们仍可觅到其与现代人格鹊桥暗渡的内在心曲。本文仅以孟子为例。就现代意识而言, 个体人格的挺拔与价值系于人的自由秉赋, 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一个种的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特性,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⑦在这方面, 孟子提供的“浩然正气”与之不谋而合。孟子认为: 为臣者, 须有大丈夫禀性, 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 与民由之; 不得志, 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为大丈夫。”⑧其次, 现代人格理论既然首肯自由是人的禀性, 必然推绎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平等人格。在平等观上, 孟子的视野虽未能超越当时的“君臣框架”, 但他认为, 君与臣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在人格上却是平等的: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⑨这里并未看到儒家末流的“君为臣纲”的人格要求。最后, 现代人格理论的自由、平等之光向“治一群之事”辐射时, 必然落实为民主治制。在这方面, 孟子也留下了颇值得玩味的至理名言“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⑩。可见, 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性权能属于人类共同的价值需求, 决不能将它视为西方人的“专利”。因此, 我们在建树现代人格价值体系时, 对于传统文化中类似孟子上述思想的精华部分, 理应复兴并发扬光大。至于那些不符合现代个性精神的文化糟粕,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如封建迷信、特权思想、奴性人格、拜金主义等, 我们都要发挥“五四”个性的战斗精神, 予以无情的批判。总之,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正确地对待古今中外的现代性学养, 就能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事业。
注释:
①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143 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第3 卷,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第336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 第273 页④同上书, 第1 卷, 第18 页
⑤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第23 - 24 页
⑥《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
专题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42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 第96 页
⑧孟子:《滕文公下》
⑨孟子:《离娄下》
⑩孟子:《尽心下》(责任编辑: 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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