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人天相应，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理路，它得到了传统诸子百家的广泛认同。这种天人观认为，人体即一小宇宙，它与外界的大宇宙相合、相应；天道即人道，由人体之道可以推测自然之道，同时规范社会之道。自然（宇宙）、社会、人体，三者在“道”的层面是统一的。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对三者之道的统一阐述，所以历来对《道德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解读。

现代科学也认为，人体、人类生命是大自然的颠峰之作。那么，从人体这一谙合自然之道的具体而微者出发，人们能够在社会机理方面得到什么样的启谛呢？

从社会角度看人体，首先，人体的生命运动无疑是遵循市场经济模式的。从器官到组织，从血液循环到内分泌，这一切运作都无须人体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关--大脑中枢的主体意识下达命令，更无须计划安排，一切都由植物神经驱动着随意肌自动完成，这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是何其相似！人类的心脏每分钟要跳七十次左右，与此同时，胃要消化，肠要蠕动，肝要分泌胆汁，等等等等，什么样的主动意识，能够掌管如此繁复的一切？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又能够使这一切丝紊不乱、井井有条？可见，正如计划体制对复杂经济的有效掌控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的主观意识要掌控自己的生理运作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人类的主观意识对生理运作并非毫无作用。一方面，人类会根据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采取尽可能合理的生活习惯来影响生理；另一方面，当身体出现不适时，神经系统会把“不舒服”的感觉传递给主观意识，意识再据此作出反应，进行心理和生理的调节，这就是“宏观调控”。意识不参与生理活动的微观运作，但会对其宏观结果进行调节。可见，市场机制+宏观调控，才是自然之道。

那么，人类的主观意识（相当于政权）本身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无疑，它是乾纲独断的，是权威主义的。这里既没有三权分立与普选，也没有代议制与多党竞争，一切都由“我”说了算，例外者无不被视为“精神分裂”。

可见，“乾纲独断”是人体生命维持正常有效运转的前提，“市场机制+权威体制”是人体这一大自然颠峰之作为人们提示的社会运转的自然之道，这也正是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从“天人合一”、“人天相应”的传统智慧出发，人们有理由期待这种模式的成功。

但是，人体及人类生命有一最大苦恼，那就是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烦恼和轮回结局，这正如传统政治无法摆脱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轮回轨迹一样。中国人从“天人合一”、“人天相应”的传统智慧出发，对摆脱生老病死的烦恼及轮回结局进行了不懈努力，其具体方式就是各种带宗教和神秘色彩的“修行”。

在中国，道家代表了修行的正宗和主流，其它各种流派纷纷以各种形式吸取道家的理论和经验资源。按照修行者的说法，修行的关键在于“心死神活”，即代表主动意识之“心”隐退，一种类似于“下意识”的“神”识显现。这一过程，颇类似于以民主机制取代权威体制的过程。“神”识是身体意志的综合体现，它不由主观之“我”控制，因此，它既是普选的，又象代议的。更奇妙的是，修行理论将“神”分为三种，即阴神、阳神、元神，三者并列共存，各有所司，又共同起决定作用，这真是具体而微的“三权分立”！修行的目的是长存永生，使生命无须通过传宗接代而延续，而民主制的最大政治功能也是保持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跳出传统政治治乱相替的循环，使人类文明能够直接延续、积累而不必经历改朝换代的阵痛乃至中断。

修行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需要多种机缘的配合，其间最忌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否则，轻则走火入魔，人不人鬼不鬼，就象“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些国家，既失权威之效率，又不见民主之利处；重则魂飞魄散、形神俱灭。因此，它特别强调顺其自然、淡泊明志。同理，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历尽艰辛；西方社会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仍然须历时数百年才能修成正果。唯一进程较快的美国，自娘胎起即已开始修炼，先天功加童子功，也辗转百多年才大功告成。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起步既晚、体质又与修行的要求相去甚远、疾病缠身，而且还面临生存竞争的难题，因此更不能操之过急。修行讲究“法、财、侣、地”的配合，当今之世，法、侣已非难题，中国宜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变化气质，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再开始虔心向民主政治修行。

天道即人道，自然之道即社会之道，这虽然是东方哲学的“前提预设”，但比之西方政治哲学的“普世公理”，倒也不遑多让。

（冼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