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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人性
时间:2008/4/3 15:43:10,点击:0

 

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以一定方式有意识的联系在一起,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按一定的规则从事活动的群体或社会单位。

管理,是让别人同自己一起工作,并通过别人来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的实质就是使别人为组织目的而工作。

组织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它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和存在的目的。在组织中,人是核心因素。因为人是组织活动的执行者,组织的目的的是实现者。人的问题解决不好,组织就限于混乱,组织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人的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关键。要想解决好人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人性。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七情六欲,有不同的能力,有独特的性格。只有有效把握人性,实现合理化的管理,才能实现组织目标。所以,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前提。

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个对于人来说也许是最贴近、最普通的问题,千百年来却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斯芬克斯之谜。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人性是恶的;有人说“性有善有恶”;有人说“性无善无恶”;与此相关,有的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的则说人是受无意识的本能支配的某种生命之流;有的把人说成是动物的一种;有的则把人归为神灵。对于性善论者来说,人在本性上是天使;在性恶论者的眼里,人在本性上是恶魔;儿折衷的观点则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可是,真理并不存在于这一极端或那一极端,逻辑也不服从两个极端的折衷。尽管每种说法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注脚”,但又都未能揭示出人的本性。这种结果又反过来成为原因,从而使关于人性的研究陷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并非是一开始就规定好的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本质。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性是现实的社会历史中不断发展的人类特性,这是人的一般属性。“人性概念有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容:一是共同人性,即存在于人类一般之中,贯穿于人类一切历史阶段之上,使人根本有别于动物的特性,它是与兽性神性相对而言的;一是具体人性:即那些表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人性,它表现的是人性之间的差别。人性是一般人性和具体人性的辩证统一。具体人性包含着一般人性,一般人性则通过具体的人性表现出来。脱离了一般人性的具体人性,和脱离了具体人性的一般人性都是不可设想的。作为人类的一员,人必须具备人的共性;而作为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他又必须独具特点。在各个历史时代,人性都是变化着的;在同一社会共同体中,人性也是有差异的。”①

事实上,无论处在哪种历史时期的人,都具有吃、喝、住等生理需要,都有性爱的要求。至于自由自觉的活动,更是任何历史阶段的人性中都必不可少的因素,它表现为个性的解放,人性的完善和人的价值的提高。即使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仍不失为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再譬如,人类在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实践和创造的能力等方面,也存在着某种共同性。正因为人类之间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共同点或相通处,人类社会的历史,才是一部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并且是整合的历史。正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都具有某种“纯粹人类感情”(恩格斯语)和“共同美”(毛泽东语),几千年前的著作才有可能被现代人所理解,古代的某些文艺作品才能为今天的劳动人民认同、接受,甚至为之倾倒。事实证明,历史上的艺术家只要成功地从当时的现实中揭示了人性的力量,塑造了人性性格表现的典型形象,那么这些艺术形象的性格中所展示的人性也就能得到人类普遍的共鸣,使人从中感受到人性美。例如,《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追求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性格,依然可以引起现代中国人的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古希腊荷马史诗中所歌颂的特洛亚战争及其英雄,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一方面未免太野蛮太残酷,但是另一方面,古希腊英雄们所体现的文明之初的人类为打破自然和旧的原始关系的束缚而英勇斗争的精神仍然震撼人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即使在阶级社会里,共同的人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联系的纽带。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或相通处,处于阶级对立中的人才能互相交往,构成一个得以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一般地说,任何阶级不论在具体理解上有多大差别,不论真心或假意,不论程度如何,都得承认:真、善、美;公正、勇敢、坚忍、忠贞、侠义、侧隐、慈爱;救生、爱国……,是人性的表现;而假、丑、恶、贪婪、残忍、欺诈、横暴、盗窃、嫉妒、卖国……,是非人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优秀的素质,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对非人性的东西,则都是厌恶的。

在西方,人性有这样一些哲学界定:

美国的杜威在他的《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认为:“道德是人性的产物,它只有在人性中唤起一种积极的反应才行。凡是关于人类身心的一切知识都同道德研究关联。人性存在于环境中并在环境中起作用。人的行为受社会的制约。自由就是运用规律预测后果并在行动中趋利避害。”②

而尼采,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在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too-human )书中写到:“善与恶之间的道德分界就起源于部分有利于社会与其他有害于社会的经验中,虽然最后这种分界的功利性根源会被忽视。而良知缘于对权威的信念。这不是上帝的呼声,而是父母和教育者的意愿。”③

同样是德国人的卡西尔在《人论》(An essay on man )里则阐述了:“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不具有恒古不变的永恒人性。其本质之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产品的辛勤的工作中。人的突出的特性,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工作。正是这种工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系统,规定并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④

自然一词,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含有(人的)本性的意思。在《论人的天性》中,美国的E.Q.威尔逊说过:“人类精神和大脑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内含有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人的伦理原则,于是,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困境。一方面,我们是被遗传规律所决定和选择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伦理。这种搏击构成了人类精神奋斗的核心。”⑤

对于人性的不同看法和不同假定,引出不同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对人性的基本价值判断,常常是很多学科的重要的理论前提,管理学也不例外。组织管理首先而且主要是对人的管理,是对具体社会、人际环境中的人的行为的管理。人乃“万物之灵”,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管理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人的潜在才能能否充分发挥将直接影响到管理活动的效率。因此,如何看待人,如何解释人的本性,决定了管理者建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采纳什么样的人事制度,对人采取什么样相应的管理措施、方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格雷戈在其1960年出版的著名的《论企业的人事制度》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有关人性和人的行为的假设,对于决定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是极为重要的。各种管理人员以他们对人性的假设为依据,可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人们。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性假设,也就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注释:

(1)  袁贵仁:《人的哲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2)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3)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4)  本社社科编辑室:《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千种评要——西方哲学》,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5)  (美国) E·Q·威而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6)  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7)  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6页。

(8)  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9)  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10)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第77页。

(11)颜世窗:《东方管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美国) 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   (美国) E·Q·威而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版

3.   焦国成、姚新中:《中西方人性优劣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袁贵仁:《人的哲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9月版。

5.   王垒:《组织管理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5月版。

6.   高希均:《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7.   宋志明:《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   王淼洋、范明生:《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9.   本社社科编辑室:《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千种评要——西方哲学》,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10. 魏金声:《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11. 唐子畏 宋晓:《人性与人际关系》,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12.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 谢京师:《现代管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4. 宋锦绣:《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15. 单宝:《中国管理思想史》,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7年版。

16. 郑其绪:《柔性管理》,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7年4月版。

17. 郭成纲:《西方管理思想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

18. 成中英:《C理论 中国管理哲学》,学林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19. 桑玉成等:《企业管理思想与运用》,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0. 现代管理科学编委:《现代管理科学基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

21. 喻文益:《管理分析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二版·知识经济版。

22. 曾仕强:《掌握中国人性的管理法》,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3. 颜世富:《东方管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4. 唯高:《恶性管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25. 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6. 黎红雷:《东方的管理智慧——中国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

28. 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 芮明杰主编,袁闯著:《混沌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0. 苏东水总编:《中国管理通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1. 韦伯:《儒家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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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已经公开发表,请参阅何云峰、姚小远、张良、方胜春:《智者的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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