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关于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社会的意义，美国霍普斯大学政策研究所所长赛拉蒙认为：“历史将证明，它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也许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意义一样重大。” 正因为这样，所以，赛拉蒙教授在对全世界41个国家NGO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而得出了非政府组织是一种“全球社团革命”的结论。美国学者柏特南更是主张现代社会文明应该是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者共同发展的结果 。而现代人类社会实际上就由这三大社会层面组成。在其中每一个层面上，都有相应的组织系统。例如，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各种营利性企业组织；与民主政治相对应的是科层制的各种政府机构；而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往的社会管理者，比较注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而忽视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研究非政府组织的时候发现，各种非政府组织正好是弥补人类社会发展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政治文明）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的推进，往往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前提。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公民社会的发展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里的政府总是不放心公民，总是要以种种方式对公民社会加以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往往不能得以很好发展。然而，在民主政治的推进下，情况就不一样了。民主政治给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各种非政府组织被民主政治所包容和认同。所以，公民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反过来，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标志着公民社会的觉醒，从而使更多的公民愿意和有意识地直接参与社会行政事务管理，同时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就会反过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得许多属于原来包办式政府的管理内容被剥离出来，由非政府组织去承担。这样，政府可以更加专注于那些真正重大的公共事务，更加注重于民主政治的完善。如果说政府和市场在职能上的剥离（第一次剥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的话，那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职能上的剥离（第二次剥离）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其实，这第二次职能剥离的明确化，正是第一次职能剥离若干年后人们对社会发展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随着第二次剥离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本身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完善。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解释，亦即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大批活跃于社会底层的职业政治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政治活动家都是从公民社会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们在非政府组织服务所获得的丰富工作经历以及相应的活动空间给以后他们的民主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也是相互作用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是生产力要素在市场体制中分配的一个重要流向，它可以为过剩劳动力提供一定的解决途径。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往往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对剩余劳动力进行一些自愿性的培训。这会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储备，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社会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市场经济也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但是，它跟政府这样的公益性组织有根本性的不同，就是这些组织的运作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己的自我经费筹措和社会捐款来维持。而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经费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行为来产生。因此，如果市场经济比较发达，非政府组织获得经费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大。尤其是，社会经济的繁荣通常直接影响着社会捐款的数量和质量。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社会的发展要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优先发展。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如果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时，注重公民社会的发展，那将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体现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是涉及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在非政府组织活跃的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会更有效地运作。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加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它们在人权、教育、政府参与、信息流动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都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使社会资本增值。”
总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既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又可对政府有效地运作起积极作用。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有效运作构成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前提。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有着巨大的意义。 -----------------------
注释
1.张莉、风笑天：《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及其社会功能》，载《社会科学（上海）》2000年第9期，第64-67页。
2.张小劲：《政治与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载《宁波党校学报》2002年第6期，第20-26页。
3.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0页。
4.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5.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0页。
6.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7.《非营利部门与中国社会转型》，载赵黎青主编：《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83页。
8.赛拉蒙：《非营利组织及其存在的原因》，载李亚平、于海选编：《第三域的兴起：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理论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98年版，第31页。
9.参见赵黎青：《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53-57页。
10.赵黎青：《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57页。
11.李景鹏：《关于非政府组织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新视野》2003年第1期，第37-41页。
12.郑安云、戴雅玲：《试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第148-151页。
13.曾小龙：《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1期，第42-44页。
14.[美]戴维·布朗、桑杰夫·抗窭姆、马克·摩尔、彼得·弗鲁姆金，（任俊英编译）：《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 第41-48页。
15. [美]戴维·布朗、桑杰夫·抗窭姆、马克·摩尔、彼得·弗鲁姆金，（任俊英编译）：《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 第41-48页。 （文/何云峰 马凯，原文标题：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社团）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