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曾经到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等多地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调研，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摘掉贫困的帽子，有的贫困居民和家庭也缺乏脱贫的意愿和志向。原因是，一旦脱贫，就没有定期的扶贫输送了。这可能跟各种扶贫投入力度加大有关系。近年来，国家的扶贫力度加大，扶贫输送的量非常可观，因此一旦脱贫，一大笔扶贫资金等各种支援可能就失去了。对于习惯于外部输送的当地政府和贫困居民来说，这无疑意味着是不小的“损失”。于是，一方面我们不断帮助脱贫，另一方面受助方却没有脱贫的积极性。这样的现状，对于贯彻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很不利的。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开始由粗旷型向精准型转变。这是我国扶贫模式的一个巨大转变。在精准扶贫模式下，必须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这就要求扶贫工作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贫困居民，实行谁贫困就扶持谁的总体办法。目前，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对我们国家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现在距2020年还有不到4年时间，要确保7000多万人全部如期脱贫，任务非常艰巨。如果要啃掉几十年来扶贫剩下的硬骨头，就必须首先提升他们的脱贫意愿，帮助他们树立自主脱贫的志向，让人们在主观上彻底地从“要我”脱贫转向“我要”脱贫。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如果不从贫困地区和贫困居民的内部驱动力着手，即使精准化地扶贫，可能还是无法真正达到脱贫的效果。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内部驱动力呢？笔者认为，至少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大力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束缚，从“无法”脱贫转向“想法”脱贫。在以往的粗犷型扶贫模式下，有的贫困地区人们长期以来思想上形成了“等、靠、要”的定势，甚至极少数人不以贫困为忧虑，反以贫困为资本，将扶贫当作理所当然，心理上依赖扶贫，经济上等着扶贫，文化氛围上索要扶贫。有少数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将扶贫当作权力资源，当作直接或者通过受助人间接“捞好处”的渠道，对扶贫资金层层截留。少数人甚至认为，脱贫了，就没有扶贫经费来了，捞好处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因此，思想上完全不愿意脱贫，常常以“无法”脱贫为借口，期待继续“保持”贫困帽子。这样的思想观念和脱贫态度，是精准型扶贫方式的巨大障碍。必须彻底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让贫困地区人们的脑筋开动起来。也就是要首先解放他们的思想。解放思想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让贫困地区人们愿意脱贫，想脱贫，而且还要充分调动群众的智慧，让贫困地区人们主动开拓脱贫的办法和渠道，积极主动地相反设法脱贫。应该承认，有很多贫困地区确实是条件艰苦，脱贫致富的渠道十分有限。但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绝不能在贫困面前总是无计可施，除了两手一摊之外，就完全无可奈何地等着救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我们的精准扶贫在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时，应该首先想法设法让人们破除旧思想的束缚，大胆地敢闯敢干，主动求变，才是最佳的选项。

 

其次，要重视良好基础治理的激励作用，从“羡慕”脱贫转向“感受”脱贫。笔者发现，几乎所有贫困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良好的基础性治理。所谓基础治理，就是跟民生直接相关的治理，例如道路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水平及其管理、公共卫生条件及其治理、教育优先发展程度及其治理等等。人们常说：人穷志不短。因此，再穷也要把生活的基本治理抓好，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良好的道路交通，超前的教育设施等。这样的基础治理不一定要多么高大上、多么高科技和发达，但建设好管理好，往往非常有激励作用。到英美发达国家去看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偏远地区甚至城镇都非常普通，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相比之下，我们的贫穷地区则十分脏乱差，到处垃圾遍野，污水横流，道路泥泞，灰尘飞扬，蚊虫苍蝇满天飞。看不到小乡村的幽静和古雅，也看不到生活的悠闲宁静。洁净的空气下却是动物园般的污秽不堪。这样的基础性治理不可能催人向上，只能鼓励人们懒惰和安于现状。笔者以为，扶贫一定要先用基础治理的改善去扶志。

 

其三，要切实消除各种脱贫对抗性因素，从“短暂”脱贫转向“长期”脱贫。在脱贫过程中，某些因素是不利于甚至阻碍或反对脱贫的人为因素，笔者称之为脱贫对抗性因素。例如，懒惰、吸毒、赌博、愚昧、迷信、排场、虚荣等等就是典型的脱贫对抗性因素。这些对抗因素跟天然的资源匮乏、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灾害灾难等不同，往往都是人为造成的，是人性的负面因素造成的，往往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态度和努力加以克服的。而资源匮乏、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虽然也是脱贫的巨大障碍，但往往是超出个人能力的因素，需要社会整体予以一致努力，共同联合，才能克服。在脱贫过程中，应该将脱贫对抗性因素（个体性人为因素）与天然障碍因素（非个体人为因素）加以区分、归类，一揽子加以治理，才能找到脱贫的明路和愿景。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该尽力消除各种人为对抗因素对脱贫的不利影响。只有消除了这些人为对抗因素，脱贫才能保持持久。否则，即使脱贫目标实现了，也可能很快返回到之前的贫困状态。

 

其四，要实行优先脱贫并兼顾均衡脱贫，从“少数”脱贫转向“大众”脱贫。精准脱贫需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实行一户一策，对有条件的扶贫对象，要引导其优先脱贫，然后再进一步走向大众脱贫。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可能会出现少数人脱贫大部分人继续赤贫的状况。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脱贫能力不同、脱贫意愿不同和主观努力程度不同等多种因素的。我们最容易把扶贫当作要完成的任务加以看待，以为能帮助脱贫一个算一个。其实，这样的优先帮扶，并不是最佳的帮扶路径。因为有能力优先脱贫的，往往是脱贫难度小的。如果我们反过来做脱贫工作，从脱贫能力最差的给予帮扶，则极有可能会产生很好的“倒逼效应”，迫使有能力优先脱贫的人群形成内部驱动力。当最没有能力脱贫的人群摆脱了贫困的时候，那些有能力脱贫的人们就自然会自我加压、自我努力了。所以，笔者以为，从最差的做起，让有限的扶贫资源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上去，尽管难度最大，但却最容易摆脱少数脱贫模式，而走向大众脱贫的均衡化发展结果。遗憾的是，在现实的扶贫中我们往往考虑的是少数人优先脱贫，而不是大众脱贫被优先考虑。这样一来，内部驱动力就自然而然不能被充分发挥出来。

最后，要充分发挥先行脱贫的示范效应，从“逼我”脱贫转向“学习”脱贫。当前，在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引下，许多地方和部门正全力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诸多精准要求去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在具体的脱贫策略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从而全面打响脱贫的攻坚战。为此，有些地方扶贫投入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笔者个人以为，这其中还是有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的问题。在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下，完全形成了向贫困宣战的压倒性舆论态势。有些贫困人群甚至可能因此而以为在“逼我”脱贫。无论走少数脱贫路子还是大众脱贫路子，都会出现先富与后富的差别。先行脱贫尤其是那些脱贫能力差的人群的先行脱贫，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问题是，我们应该在经济上和物质上扶贫的过程中，首先搞思想扶贫。除了要让贫困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和“开窍”之外，更要宣传各种大众化的脱贫案例，激发人们的脱贫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使其内心真正向往脱贫，形成脱贫的强烈愿望。要让先行脱贫者具有真正的示范性、可学习性和可模仿性，使成功经验具有可迁移性，才能激发大多数人的内部动力。比尔盖茨当然是值得羡慕的富翁，但对绝大多人来说不可能模仿之。而如果身边最底层和平凡的人有摆脱贫困的经验，则可学习性就完全不同了。

 

总之，笔者主张，要大力采取各种方法去调动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内部动力，让内因首先发挥作用，然后再从外部扶助之。这样，才能真正把精准脱贫做得有成效，做得彻底。

 

注：本文的主要观点已经在《学习时报》2016年8月18日第5版上发表，详见：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