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的城市乡村化。”2 今天浙江各地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正是沿着马克思所指明的乡村城市化道路快速发展着，它们的成功多得益于浙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不仅推动了乡镇产业经济的规模效应，同时也促使了浙江广大农村向城镇的转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也导致了乡镇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大矛盾。本文就准备通过对浙江乡镇企业与农村乡镇建设关系的分析，来论述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乡镇和企业发展问题的一条重要出路。
　　
　　（一）浙江乡镇企业对新农村城镇建设的贡献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浙江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的农村当中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园区不断得到开发、形成和壮大，整个浙江省的农村商品生产、金融投资、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也都被相继激活，这既大大促进和加快了浙江广大农村向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步伐，也为沿海发达省份的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榜样。在这些成功的乡镇中较为典型的如有：浙江的温州市柳市镇，它依靠发展低压电器产业（形成了诸如正泰、德力西等品牌）而迅速地将一个原先经济落后的小乡村建设成为当代“中国电器之都”；还有像依靠商业贸易发展起来（形成了纽扣市场）的温州市桥头镇、以工业经济起家的乐清市乐城镇、被誉为“中国五金之乡”的永康市西溪镇，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在90年代中期观察了号称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温州龙港镇时就连连赞道：“现在每年创造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值的龙港人，要把‘第一农民城’变为‘农民第一城’，这个词序上的改变，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3可见，正是由于浙江发达的乡镇企业建设，才为实现农村向城镇转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
　　首先，乡镇企业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重要途径。浙江的许多农村在政府支援三农政策的扶植下，通过村企结对，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分属于乡镇第二、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这些村办或乡办企业不仅投资成本低、机制灵活，同时又劳动力容量大、基础关系牢固，能有效地吸纳浙江乃至全国其他省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不仅大大激活乡镇与周边农村的商品生产力，创造了巨大财富，也为各地农民进入浙江的乡镇成为农民工以后能够迅速实现安居乐业，促进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据统计，至今整个浙江省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已超过65%，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青壮年从事务工和个体经商的也已占到78%，居全国之首。原浙江省委书记、现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就曾对记者说：“目前，浙江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全省工业经济中乡镇工业已经是‘五分天下有其四’，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二来自于乡镇企业，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4
　　其次，乡镇企业为留守农村或生活在乡镇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实现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新农村建设向着小康社会稳步前进。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快速发展的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和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以及由于外贸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转旺所带动起来的农村乡镇工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都已开始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柱。此外，随着外省务工人员的不断涌入，乡镇居民的房屋租赁收入也成为了浙江本地农民增收的一大新亮点。浙江作为中小企业集中的经济强省之一，每年外来的务工者达到400万人以上，而要解决好员工的住宿问题，乡镇企业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从当地农民那儿租借房屋，由此又带动起了乡镇房产租赁市场的繁荣和本地农民经济利益的快速增加。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就已达到4253.67元，比增305.28元，增幅为7.7%，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幅达7.8%，纯收入继续位居全国前茅。同时，由于发达的乡镇经济，浙江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人均高达2964.62元，比增12.1%5。
　　再次，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也促进了乡镇周围农村产业机制的不断优化。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乡镇企业配合政府直接反哺农业，为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注入新的活力。到2002年，浙江乡镇企业在商业、物流、饮食服务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了农村服务业增加值的80%以上。同时，在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农产品加工领域，是整个浙江省国民经济中最具强劲发展活力的产业，经统计，浙江大约有35万多家乡镇企业投身于农产品的加工行业，其范围包括有水产、畜禽、蚕丝、棉麻、蔬菜、水果、蜂乳等12大类1300多个品种，年创产值7161亿元，利税达到200亿元以上。乡镇企业对农村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的投入，直接拓展和延伸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产业链，不仅实现了用工业发展的方法来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水平，而且还把灵活的商业经营机制引入到农业发展当中，使农村经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另外，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导致了整个浙江农村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过去，原始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农村文化生活不仅单调，而且封建迷信盛行。乡镇企业的建立使得务工农民乃至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同时，通过村企结对帮扶，由企业出资为农村兴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室、计算机中心等现在都成了农民学习现代化的农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重要场所。这些走出农村的农民，通过工厂的工作和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不仅淡化了土地观念，把目光转向土地之外的商品生产，寻求发家致富的新门道；并且还形成起市场的观念，主动学习各类就业技能、经营管理知识和投资理财的能力，日益将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紧随时代发展步伐的现代化农民。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事业有成的农民企业家更是在人才观和价值观上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不但尊重科学知识，更尊重科技人才，不惜用重金礼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为企业和农村提供最新技术、创造更高效的生产力。正是这种浙江农民鼓励创新和进取的新价值观，才彻底改变了过去农村当中盛行的墨守成规的旧价值观，促进了浙江农村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后，乡镇企业作为一条重要的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对实现城乡统筹的长效机制起着关键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现代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农村转变为城镇的前提条件之一，而企业的实力和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浙江省各级政府借助地方上实力雄厚的乡镇企业开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帮扶工作，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仅迅速地提升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还在医保、养老、教育等多方面提供着物质支持，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例如，从2002年以来在萧山、余杭、义乌、海宁、海盐、椒江等县市区开展的乡镇企业反哺“三农”的活动中，为上千个行政村拓展了社保资金的筹措渠道，使城乡居民共同分享着城乡统筹新政策带来的成果，也为城乡一体化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的矛盾
　　
　　农村向小城镇的发展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不仅依赖更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贡献。但是，当浙江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却由于小城镇规模的不匹配、缺乏大城市那样的各种必要发展条件，使得从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愈趋深刻的企业与乡镇之间发展关系上的矛盾。回顾历史，浙江的许多小城镇在上世纪90年代的成功往往都是与那时的历史机遇联系在一起的，聪明的浙江农民抓住了当时建设和发展乡镇企业的黄金岁月，从把握个别产业或商品的市场真空机会，迅速建立起满足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商品以及相关的经济产业链。但到今天，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内各项产业的市场占有格局已趋固定，这不仅对于其他新生的乡镇而言无法再像过去的个别成功小城镇典型那样简单重复它们的发展经验，同时对浙江的许多已经发达起来的乡镇企业而言，也由于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纷纷开始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大城市去谋求新的发展，但却令乡镇的发展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一方面，浙江的乡镇建设虽然已经取得相当明显的成就，但同大城市相比在基础配套设施、信息沟通渠道、市场开发利用、人才资源需求等方面都还十分落后，无法满足乡镇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客观需要。这些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1）农村乡镇由于规划编制的水平低，整体的建设规模相对都比较小，其水、电、交通、仓储、污水处理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大大落后于大城市的发展水平，这对乡镇企业的扩大经营生产势必造成诸多困难或不便。（2）由于浙江的许多产业都与外贸有紧密关联，但是乡镇所处的地理位置一般都远离上海、杭州、宁波等主要的物流集散市场，甚至有的还在大山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产品运输成本的提高，在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3）浙江的乡镇个体经济在国内的发展水平很高，但却并没有完全跟上国际信息化发展的快速步伐，常常都因为对信息缺乏及时的了解和掌握而无法获取不断变化的市场最新信息情报，结果在2008上半年间就有近1/4的服装、玩具、鞋类等中小型乡镇企业因为欧洲的反倾销而被迫停产、甚至濒临倒闭。四、乡镇企业的建设虽然提升了乡镇经济和农村文化，但目前很多乡镇还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高级科技人才，而人才资源的匮乏则必然会限制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地研发和生产出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难以占据有利位置。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新农村乡镇发展的支持力量也略显不足，甚至还在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利用等方面产生了许多破坏性结果。首先，在村企结对的政策落实上，许多的乡镇企业还未能充分具备服务农村的意识。有的企业认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而非企业，作为企业已经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政府上缴了各种税费，就不应该再额外地承担支援农村建设的义务。而在乡镇和村级政府方面，对村企结对工作的开展也经常是纸上谈兵，缺乏制定和实施有实质性的激励措施，单纯形式主义地应付上级政策，即使有了计划或规划，也只是停留在纸上，无法真正实施下去，名不副实。其次，乡镇企业的建设也是导致乡镇土地开发出现大量浪费现象的元凶之一。由于农村土地价格低廉，许多乡镇开办的集体企业都趁机以各种名义进行“圈地”，再加上乡政府在土地利用和布局规划上的分散凌乱，缺乏科学的统一安排，结果有的乡镇其人均用地竟达到500平方米以上，而相比之下，一个大城市的人均用地仅为60-100平米，两者之间的比例竟为5倍更高。最后，乡镇经济的发展还对环境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污染。由于乡镇经济主要都以乡镇企业作为依托，而大量的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物耗能耗高的密集型劳动产业所产生出来的废弃物都未经过严格处理就直接排放在空气、河流或土壤中，加之乡镇企业的布局分散，控制污染的难度大，治污的成本又高，最终乡级和村级政府也只能为求经济发展而不得不吞下污染环境这一苦果却又无可奈何。
　　在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随着浙江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乡镇企业从乡村转移到上海或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倾向也开始变得愈演愈烈。以浙江的乐清市柳市镇为例，这个过去一直以生产低压电器闻名的经济强镇，自从90年代末起就逐渐开始将大量资金流向了上海，并且许多企业也都将工厂迁往上海。据统计，仅1998年一年柳市镇就有十几家企业在上海买地置厂，流向上海的资金达十几亿元，有人不禁感叹，二十年辛勤积累，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由于大中型企业的纷纷“外逃”，在农村和乡镇，只剩余下一部分小型乡镇企业还在投身于支农扶农的事业，可是，对于年产值不到500万元、年利润也仅有50万元的小企业来说，要真正反哺“三农”显然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受到自2007年的通货膨胀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小企业自身的发展愈趋艰难和不稳定，如浙江省在过去3年中仅有不超出13%的小企业得到过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因此要想通过它们来作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自然就成了无水之源，难以长久持续了。
　　
　　（三）城乡一体化推动城市和农村、企业和乡镇协调发展
　　
　　近几年来，浙江省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大都市科学规划建设，借助于自身发达的经济资本和雄厚的财政实力开始起不断扩展城市工业新体系和建设起一系列的快速交通网，这不仅促使大量的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小城镇迁移，同时又推动了乡镇经济从过去的单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力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的新趋势转变，最终为浙江的乡镇能够进一步向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预示着新的方向。
　　如果借鉴国外的经验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一般是同步进行的，并呈现出了三大特点：其一，工业和住宅外移。前苏联时期，莫斯科向郊外扩展的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1200家工厂迁出市区，以铁路将卫星城与中心城连接，每日向中心城运送60万职工。其二，卫星城蓬勃兴起，老城镇得到改造。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都市化、城市带化的特点，通过大城市的扩展和卫星小城镇的连接，形成了东京都、大阪和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聚集了占日本全国70%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经济总量。其三，耕地面积有计划、有控制地非农化。美国纽约市在1959至1969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年减少135000公顷的农用土地，这些土地除了建造森林外，工厂、铁路、公路、机场、住宅等也都占了一定比例6。外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经验现在已广泛地被中国沿海各省市的地方政府所吸收。
　　浙江省在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特征的模式，包括象以城促乡，通过城市的扩展力量来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终达成城乡共同发展的“义乌模式”，而在2001年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被列为国家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城市；还有以乡镇企业发展来带动城乡一体化的“龙港模式”，它凭借着业已形成的庞大的民营经济体系，为农村城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建设资金，并在政策上形成起将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另外，又如根据自身地理特点，采取整体推进策略，把城市中心与周围乡镇及乡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而实现区域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嘉兴模式”等。随着浙江的各个城市凭借自身特点努力对外扩展的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浙江省也同上海等大城市一起加快了长三角开发区的城乡一体化新模式建设，这种模式强调在长三角区域的整体城镇格局之中，以若干经济增长点的形式强力促动周围地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建设也提出了用“乡村企业”的概念取代“乡镇企业”的概念，目的旨在进一步推进乡村工业化建设，使其在繁荣农村经济和推进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乡镇企业的改制，现在大量的乡镇企业已转型成为乡村私有或个体工商企业。至2003年，浙江全省乡村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082.78万人，比1990年增加了587.29万人，农村个体私有企业彻底取代了农村集体企业成为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同年，浙江全省乡村私营企业总产值1589亿元，平均每个企业实现总产值151.55万元，私营企业利润总额826.66亿元，占乡村企业利润总额的70%左右。浙江的乡村企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科学规划，积极创造条件让私有企业向各类开发区县城、中心镇和中心村集聚，以良好环境为农村工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产业信息、融资渠道、高新生产技术和科技人员等；另一方面则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工商企业开始主动进行起自身的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更大大增强了企业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实力。
　　虽然浙江省在城乡一体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某些不利因素，诸如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资金、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提高，供应短缺；浙江的许多乡镇企业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存在相当大的潜在风险；省内一部分富裕的新农村和另一部分欠发达的乡村之间差距拉大，使经济增长中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另外，乡镇发展当中还常常出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现象，这些问题是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各种矛盾关系“失调”的反映7。  但是，总得来看，浙江省城乡一体化的框架和发展态势已经基本形成，整个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也已超过50%，开始进入全面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推动城乡一体化，实践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联动、城乡联动、区域联动、多种所有制经济联动的新发展道路，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机已经来临。只要坚持不懈地继续推进农村和乡镇的体制改革与制度改革，加快乡村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与相互融合，就能有望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及其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束缚，推动城市和农村及乡镇之间的协调发展。
　　（韩飞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冷继南系浙江大学博士）

1本文是上海市伦理协会资助课题“改革开放30年浙江农村城镇化建设成果与新问题研究”之中期成果论文。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3 费孝通著：《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4沈锡权：浙江农民增收经验：市场机制激发创造力，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2-01/24/content_252011.htm，2002年1月24日。
5周岘峰、李吾增：浙江农民增收迅猛，《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2月1日第一版。
6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等著：《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7浙江省计委主任毛光烈在全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研究班上的讲话（200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