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官以读书为前提的年代，官员基本是儒生，故不闻“儒官”之称。倒常有“儒将”、“儒商”之说，以表彰部分在退虏、送穷之余尚能读书者。现在以发展经济为首务，官员讲究的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业绩，公余尚能读书者，恐怕也可名为“儒官”。

    晚清的官员，固不乏以能写小楷而中式者，但有大学问的也不少见。张之洞或被有些人认为“虚名”大于实际，官至总督的阮元可是名副其实的学问家。不过那已是“不言利”时代的尾声，后来退虏送穷的需求日盛，学问家多被认为不懂得经世济民。民国代清之初，有些人以为又是新时代的开端，大学者章太炎也曾跃跃欲试，一度自视为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但久已从事“官督商办”事业的前状元张謇，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看了章氏隔靴搔痒的政治言论，“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
   
    自近代“正统衰落、边缘兴起”后，官吏多不从读书人中来，所以前些年曾大力提倡公仆要有文凭，大概是历史上最重视仆人学历的时代了。“公领域”是晚近走红的新名词，在趋新成为时尚的年代，凡与“新”相关者，多连带得以提升。“仆”而曰“公”，就不那么一般。我年少的时候，曾听说有与重要公仆握手而长期不洗手，且侪辈亦多以能与其“第二次握手”为荣者。那是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代，所以主仆之间的关系也有些颠倒。后来拨乱反正，名号也逐渐转正，近乃得闻“官员问责制”之说，公仆之称，已经久违了。
   
    如今官场的提升虽已更多看业绩，故有所谓“政绩工程”方面的努力；然官场的入场券，却仍是文凭。新闻中对“领导班子”的报道，往往有“大专学历”占多少比例之说，通常是比例越高越好。然而在生产学历的地方，却渐渐多闻“学术腐败”之议，媒体尤乐道之（盖其他有些腐败就不那么“好惹”）。今日学术有多“腐败”固不好说（我的浅见，纵向比起来或已前所未有，横向比起来似仍相对清纯），但学界追求功利的风气，渐已不让于官场；不仅文凭与学问不一定成正比，一些业绩出众的学者，学养和品味也未必佳。
   
    学界如此，官场自可想而知。官员中稍有学养者，正不妨名为“儒官”。说不定哪天大学也会出现“儒师”之称——当然不是往昔所谓“经师”一类，而是指任教授而尚有学术品味者也。
   
    这绝非挖苦，更多是急功近利的世风使然。如今在大学教书者，有没有“学问”，必须在限定的时期内当下证明之（譬如多少年内在某种刊物上发表多少篇一类），否则就要走人。饭碗压力之下，学养和品味就成为次一级的考虑了。还有很多虚名或实利的诱惑，样样都逼迫学人在规定时间内产出规定数量的作品。前人提倡厚积薄发，今人却不得不现炒现卖。不积而发之余，学即无所谓养；追求业绩的习惯形成之后，品味亦逐渐忘诸脑后。这样一来，“儒师”自然就有些稀罕了。
   
    据说同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成就也有品味的差异。日本有位围棋高手，曾创立所谓“宇宙流”的手法；那位先生，似乎是宁愿输棋也要维持盘面漂亮的。以下棋漂亮为目标者还能升至九段，除个人能力之外，大概也因其周围的同行多少都有类似的追求。一旦风气不再，维持盘面漂亮者与输棋的关联恐怕就会紧密许多。
   
    以前有所谓世家，颇重家风。世家子固常带纨绔气，然尚追求品味，亦知有所不为；即使破落，也还有许多“穷讲究”，不肯轻易放弃。陈寅恪即出自世家，故其交友结亲，都看重门第。近代大众兴起之后，世家风气日益淡薄；人多为功利而放下身段，品味的追求也就日渐离我们而远去了。
   
    在大学里面老师渐失学养和品味的同时，听说在大学之外，很多人还是把大学老师看得较有品味的（或被友善地视为迂腐）。不过如今是时兴“颠覆”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错位的：以前最不被儒生看重的“戏子”，甚至连“戏子”都不如的“撂地摊儿的”，现在不仅收入高了很多，并且都互相称老师；然而大学中的学生，却往往称其收入一般的老师为“老板”。这或许也是过渡社会的一个寻常现象，大学中出现“儒师” 或“不儒之师”，亦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