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业成功”仍是公认男性标志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5%的上海男性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事业上要成功，其中坚信“一定要很成功”的占29.2%，“应该很成功”的占57.2%。
　　在“男人的哪种成功较重要”选项中，四个城市的答案有明显差异。上海被调查者的选择依次为“家庭生活”（30.4%）、“社会地位”（26.5%）、“经济富有”（26.5%）、“学识渊博”（16.7%）。
　　台北男性有65.8%选择了“家庭生活”；而近四成的香港男性直接选择了“经济富有”；北京男性的选择比较平均。
　　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普遍高过女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被调查者中，有19.8%认为这种高要求“对男人有好处”，69.5%认为“好坏参半”，仅6.3%意识到“对男人有坏处”。其中，内地选择“有好处”的男性明显高于港台。
　　综合这三项调查，说明四城市仍保持对男性事业成功的传统期望，而这将变成男士在事业上要付出努力的巨大压力。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中欣博士因此指出：男女两性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除了女性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也是传统性别文化的受害者。“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被要求扮演一个社会地位要比妻子高、赚钱比妻子多、更加坚强和勇敢的‘男子汉’角色，一旦做不到这些，夫妻双方都会感到不舒服。妻子会觉得丈夫没骨气没能力，丈夫则觉得妻子给了自己太大压力。目前的有关资料也表明，当今女人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件比率高达74%以上；同类病症问诊率，男性比女性低40%；男人寿命平均比女人短6-8岁。也就是说，随着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男性不再是以前高女人一等的‘强人’，而跟女性退到了平等的‘人’的层面。但是，社会的性别文化还没有扭转过来，对男性还保持着以前的高要求，这势必会给男性相当的压力。”

二、解放男性也是种平等

　　当“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口号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男性解放开始成为另一股潮流。2004年6月，台湾建立起男性关怀专线；2004年10月，广州市妇联设立男性咨询室；2005年初，著名的性社会学者方刚在北京设立“男性解放沙龙”。
　　方刚提出了“男性觉悟的二重性”这个概念，即强调成熟的男性觉悟应该包括两个属性：第一，男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进而帮助女性获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间，与女性联手推进男女平等；第二，男性觉悟同时应该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男性的伤害，男性反父权，既是为女人，也是为男人自己，男人和女人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在男性觉悟的过程中，缺少二者中的任何一者，都是不完整的，都有可能走入偏途。“男人解放的对手不是女人，而是文化。旧的文化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敌人。男人解放不是简单地喊累，而是要对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反省。新的性别文化，是应该容许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女性相夫教子之外，如果一个男性感到追求无止境成功的压力过大，在与妻子沟通并得到认可后，也想过‘相妻教子’的平静生活，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不应该歧视和伤害他。”

三、男人哭吧哭吧仍是“罪”

　　在回答“男人应否比妻子更有钱成功”时，超过半数（58.3%）的被调查对象回答“是”。其中，香港66.3%，上海65.4%，北京55.9%，台北45.9%。
　　对男性当家庭主夫的问题，选择“很精彩”、“无可厚非”、“很可怜”、“很看不起”的上海男性分别为12.5%、61.5%、21.4%和4.7%；但有37.4%的台北男性认为“很精彩”。
　　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当属四城男性在面对内心冲突或困扰时的态度。在“自我消化”和“向人诉说寻求解决”两个答案中，57.2%的上海男性选择前者，北京男性为54.2%，而香港和台北男性的比例仅为31.5%和21.4%。看来，虽然天王刘德华的那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让每个男同胞感同身受，但上海男性仍然坚持“男人不哭”的老习惯。
　　上海男性一向给人略为柔弱的印象，现在为什么变得如此“强硬”？曾写下《我爱上海牌男人》的蓝怀恩解释说：在“男人应该坚强，有苦忍着，有泪往肚子里咽”、“男性不适合当家庭主夫”、“男人事业成功极为重要”的选项结果，都特别突显了“上海小男人”自我否定的意图。尽管受调学生应该来自五湖四海，但进入这个男性特质倾向温和、细腻、以家庭为重的环境氛围中，时间一长，就有被“沪化”的现象；只是一旦对外，则担心遭人讪笑的压力，会让他们防卫性地更加“支持”男子气概，并急忙与阴柔气质划清界限。其实，上海男性由于地缘、历史关系，造就出迥异于其它华人地区男性的性别特质，这样一种爱家顾家、尊重女性而且不暴力的男性特质，明显地对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全有好处，却并没有被社会广为认知和接纳，反而大家会在个人修为如小气、斤斤计较、琐碎等细节方面看贬上海男人，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歧视”。　

四、“上海大女人”催生“大男人”

　　在对自身不足的看法上，上海男性的选项依次为“对自我身心健康关注不够”、“对内在情感关注不足”、“不够刚强勇敢”、“对家庭事务参与不足”、“缺少关注女性平等的意识”、“无事业心”。而港台两地的男性，不约而同地把“对家庭事务参与不足”放在首位。
　　蓝怀恩表示，上海男性在调查中潜存的“大男人”心理，也与上海的具体环境有关，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女人”，也会催生“大男人”。“‘往上嫁’是一个很典型的说法。很多女性取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她们看男性也毫不手软。女人老说，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要阳刚，要有男子气概，动辄就会‘有房有车’作为估算男性价值的重要标准，使得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子就有了喘不过气的压力。应该说，女性在大力呼吁‘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同时，其实还没有真正学会去平视男人，现代女性在学业和职业上都已经可以与男性分庭抗礼，为什么大多数女性仍坚持要找比自己更能干的丈夫？”
　　蓝怀恩表示，综合很多大龄优秀女性的难嫁问题，社会应该正视以人(而非男女)为本的性别教育，回归个人素养与魅力人格，这样，男、女两性就会懂得自我完善与尊重他人。
　　自此，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就可以达到互补而非互相排斥，那么上海男人就不至于在自己行动与不被认同的高反差中摇摆，惶惶然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