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西文化中的死亡观经历着诸多发展和变革、交流和碰撞，对此加以回顾和总结，将得到许多启发。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儒家、道家、佛教的死亡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明显的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重生讳死是人类之共性，但因文化之差异，其观念形态及内涵则是大相异趣的。
在中国历史上，就生死问题而论，在观念及心理上产生莫大影响的恐怕要数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一著名的命题。《论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季路向他请教“事鬼神”的见解，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进一步请教“死”的道理，孔子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这里，孔子对“死”，对“事鬼神”的内涵似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给人以讳莫如深的感觉。实际上，孔子是以反诘的逻辑方式表达了鲜明的死亡论。孔子认为，人的生命之始，人的生存之道尚且不清楚，很难捉摸，何谈生命的终结以及死后冥冥中的鬼神之事？因此，孔子的答非所问是要启迪弟子们在生活的实践中去体验，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尤其要重视现实的生活与生命，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进而了解与把握死的内涵。
从逻辑上讲，孔子指出只有先了解生而后才能懂得死，其着眼点首先在生。从本质上言，孔子实际上把生与死视为人生的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部分，生命的终结而已，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可以了解死。儒家在对生的问题上是大做文章的，而对于死则取悬置的态度，即使论及死，也多从生的角度，生的内涵演绎。
孔子对人生的短暂是深有体会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② 要解决人生的短促与追求人生永恒的价值之间的矛盾，靠什么？只有靠立德、立功、立言，做到“三立”，才有可能死而不朽。这是儒家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共同特点。儒家的重生是要立足于“仁”为核心的道德基础建伟功，立大业，在有生之年干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自己的名声流芳百世。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就会高举仁义之旗，毫不犹豫的慷慨赴死。为求仁，可以杀身，只要有符合仁义的功名，生死再短促也无妨。
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乐生文化，而不是乐死文化；儒家所深切关怀的是人的现世的感性生活，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在儒家那里没有宗教那种对死后世界的追根刨底的精神，也没有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那种冥思死亡，赞美死亡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专注于现实的感性生活，“乐天知命”，而不必为死后的归宿操心费神。人生的基本态度应当就是生则重生，死则安死。
儒家哲学在对人生死变化的自然主义意识的基础上,把对人的关切全部倾注于人的人生本身,爱生乐生,从而创造出生的最大价值。这颇有斯宾诺萨所说的“一个自由的人很少考虑死,他的英明就在于不考虑死而考虑生的意味。”对死亡的自然主义必然会导致对死亡采取现实主义的实用性精神。一切对死后世界的冥思玄想,对死亡归宿的忧心忡忡,一切对死亡的恐惧,紧张,焦虑。一切对死亡的自欺欺人的美化,在儒家看来都是非理智,非现实和徒劳无益的,对死后的一切完全可以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方式加以回避,搁置。
① 《论语· 先进》
② 《论语·子罕》
与儒家重视生命及生命的道德价值取向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并不妨碍他们对死亡问题作认真的思索,特别是庄子,他不避讳论死,相反,对死亡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达到了很深的意境。
就性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庄子哲学的死亡观念与儒家哲学一样,同属于自然主义的态度。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① 这与儒家的态度并无二致。然而,庄子的死亡意识并不停留在这里,而是走向自然主义的极端。儒家反对患死而十分哀死。而在庄子看来,这种哀死也是完全多余的。最典型的就表现在庄子为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中。
走向自然主义的极端的另一个表现是以相对主义哲学来通观生死,视生死为一,“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② 以其生死的主观意识来超越现世生活中的生死烦恼。对于生死的困惑，庄子哲学并不采取宗教性的厌生弃世的解脱方式，也不像儒家那样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一种审美性的纯粹主观的审美超越。这样一来，死亡对庄子来说，不仅失去了恐怖性和神秘性，而且也具有了绝对自由的快乐意义。“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为乐，不能过也。”③
庄子与儒家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儒家的乐生是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而庄子的乐生，却是人格理想主义的，极端鄙夷世俗功利。在庄子看来，生命应以自身为目的，任何身外之物都不值得生命为之付出牺牲，否则就是人性的湮灭，生命的异化。在庄子的哲学中，个性生命的存在，获得了绝对的价值。那种忙忙碌碌、心劳力瘁，心为形役的人生，虽生犹死，不仅可鄙而且极为可悲。其以生命本身，以个体生命存在为绝对价值，“安时处顺”“自适其适”。庄子的高超之处就是把形而上的，理性的死亡本质理论与世俗的、直感的保身、养生思想奇特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生死观。一方面他教导人们，死必不可免，死生本来一体，故死一旦真的降临，也大可不必心怀畏惧，完全可以用视死如归的态度从容对待之；另一方面，他告诫人们，人降生到世上，就应尽可能全生而避死，力争做到善生善死。
儒家的生死观从整体上而言是乐观的、进取的、入世的，对于死的探讨采取回避悬置的方式。道家的生死观既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也有安时处顺，珍惜善生的思想。然而佛家在生死观上与儒、道两家大相径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对生死问题作了详尽的思考。
① 《庄子·大宗师》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庄子·至乐第十八》
佛教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只要没有认识“四谛”，没有真正的觉悟，人就无法摆脱无知妄行的“业”，就会在“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中生死轮回，死后在生，生后再死……永难脱离各种苦难的煎熬，故佛家喻之为“苦海无边”，唯有了解佛法，奉行四谛。佛教力图使人明白，生与死的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生如何死，归根结底是怎样生活得更好，没有一丝生死烦恼。禅宗学说直截了当，直指人心本佛性，要人们息除各种欲念，并置各种幻想迷障包括生死于一边，诱导人们寻求当下成佛的境界。
中国人生命智慧的最根本性的特征莫过于对死亡的有意识的回避，“敬死亡而远之”，将死亡作为一种不必理会的人生归宿搁置到一边，让人的整个身心都投注到现实的生存中去。回避、搁置死亡的精神实质，是将死亡作为一种人生的终端现象来处置，回避的背后，是肤浅的乐观，缺乏危机意识。在中国，回避死亡的传统文化心态，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容易造成人们难以直面死亡、毁灭以及人性的种种阴暗面，难以从直面死亡、抗拒死亡的勇气中使生命意志得以升华，必然造成软弱怯懦、麻木不仁的消极民族心态。
与中国传统的对死亡存在不论的回避态度相映照，西方人从古至今对死亡及死亡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古希腊人那种深沉激昂的悲剧精神，到支配整个中世纪西方人生活的基督教死亡信仰，直到现代文学艺术对死的悲剧感受、体悟，以及存在主义思潮对死亡的形而上学沉思，都可以窥视到西方人对探求死亡这个人类永恒之谜的强烈愿望。
真正把死亡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刻体悟的，还应属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就把死亡问题当作一个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究探索，建立起一种很有特色的“死亡哲学”。他把死亡，非存在，虚无，毁灭提升到极高位置上进行深刻的冥思体验，强调死亡是人的内在规定性，甚至提出“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从浮面现象看， 海德格尔以“死”为主体的哲学似乎会引导人们走向悲观消极。因为人只有面对死亡，才会面对自己， 发现自己，达到最无拘束的自由境地。 人生下来即为死而生， 那人的一切努力究竟有何价值呢？ 但若深入一步去理解则不会得出如此结论。海德格尔通过它的“向死而生”的分析， 指出人们如果能够认识到人生既是“趋向死”的进程， 就可以勇敢的面对这种实存， 关心生死问题， 积极的寻觅生的意义和价值。反之， 如果对人的存在是一种“向死而生”毫无感受， 那必会逃避生死问题， 忘却生存与死亡意义的探求，以至对生死漠然置之， 逆来顺受，毫无激情。
海德格尔提出的“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 所谓的本真的向死存在， 不是对死亡这种即属于自己内在规定的可能的逃避， 不是把这种可能性弄得晦暗不明或者掩盖起来， 而是把死亡理解为人的一种最突出的可能性，把死亡视作为是在人生旅途中被不断揭示出来的可能性， 就是“先行到死”。 不是在弥留之际，而是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深刻地意识到死亡，进而从对死亡的大彻大悟中反跳回来，把自己筹划成本真的自己。
“先行到死”，首先就是把死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来体验和认识。死亡总是自己的死亡， 谁也无法代替，这样就会把自己限制在自己内在的可能性中，就会在死亡的意识当中感受到一切皆空， 唯有自己是真实的。 进而使自己摆脱一切世俗关系的束缚，把自己与他人，社会区别开来，是自己不至于麻醉，沉沦于充满着异化的浊世之中。 “先行到死”实质上就是要给早已麻木，早已为异化的世俗扭曲了的人格的生命以最强烈，最深切的震撼，以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塑造一个本真人格。
其次，在这样一种态度中，人们才能领悟时间和的历史的真实含义。当人沉沦于日常生活时，总是受“世俗的”时间概念支配，把时间当作外在的存在形式，于是把历史性也当作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而在“畏”中人体验到“时间”乃是“亲在”的自我体验，其中过去，现在，将来并无先后之分。人说烦心的只是将来，即必然到来的死亡。“先行到死”的死亡态度把死亡视作为实现人生不可缺少的阶段。一旦“亲在”体验到这种本真的时间，就会面向自身的未来的可能性并从中选择自己。
再次，“先行到死”使人在死的意识中，重新发现生命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以死的前景来作为自我实现的鞭策。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死亡才使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只有在死亡这一人生的最高点上才能真正体悟世界，人生的本质，才能选择，创造出真正本己的人生。因而，人必须“把死亡当作一种意志渗透到当前现在里来的势力，坦然承受下来”。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中指出：“如果从事哲学活动就意味着学会死亡，那么，这不是说我因想到死亡而恐惧，因恐惧而丧失当前存在，而是说，我按照超越存在的尺度永不停息地从事实践，从而使当前现在对我来说更为鲜明”在死亡面前，人们感到了走投无路，只能背水一战，才能开辟出真正的生存之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说正因为绝望才充满希望。
一个人只有常常思索“死”的问题，常常感受到死亡脚步的逼近，才能真正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从而不断补充人生的动力和冲力，也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具备强烈的紧迫感和竞争意识，这不正是现代中国人特别需要的么？
（文/一个本科生）
参考文献：
1、 南川：《死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2、 胡佩诚：《生命与安乐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 永毅 晓华：《死亡论》，广州文化出版社
4、 严翔林：《死亡美学》，学林出版社
5、 郭大东：《东方死亡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6、 毕治国：《死亡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 李向平：《死亡与超越》，上海文化出版社
8、 黄应全：《死亡与解脱》，作家出版社
9、 陈元伦：《人的优逝》，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0、 杨鸿台：《死亡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 王文斌：《无畏的赞歌——死亡崇拜之解剖》，辽宁人民出版社
12、 温志大：《走向天堂——人类死亡探谜与临终关怀》，四川人民出版社
13、 米奇·阿尔博姆：《相约星期二》，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