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还对几种错误的自由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自由观上也存在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形而上学把自由与必然区别开，认为只有精神是自由的，而自然现象受必然规律的支配。黑格尔批判对自由的错误观点时指出：“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 。他认为，这种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1）唯意志论者完全否定必然性。黑格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批判。首先，这种观点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仅仅的任性或任意”。在单纯的意志自由论者看来，人是完全自由的，具有绝对的自主权，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作任意的选择。黑格尔指出，自由诚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任性”无疑是自由意志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任性却不是自由本身，而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既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又不是离开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绝对任臆选择。“那真正的自由意志，把扬弃了的任性包括在自由内” 。换言之，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在尊重客观规律性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其次，唯意志论者的自由观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这种自由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因为它离开外部环境，仅仅强调自由选择，完全否定了自由的客观基础，否定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内容。但自由没有内容能称为自由吗？所以，唯意志论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假想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志由于把扬弃了的任性包括在自身内，因此“它充分意识到它的内容是自在自为地坚定的，同时也知道它的内容是完全属于它的。那停留在任性阶段的意志，即使它的决定，就内容来看，是符合真理和正义的，但它总不免有一种虚幻的感觉，以为如果它高兴的话，它当时仍然可以作出别种决定”。这样，“它的内容与形式就是彼此对应的” 。
　　其三，唯意志论是一种“偶然的形式意志”。其认识论根源是割裂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这种人自以为他的自由是完全自由的，在自由选择背后不受任何必然性的支配。但是，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纯粹的“自由意志”也是“以外在的环境为根据的”。黑格尔说：“试加以最后的分析，便可看到，那同样的外在环境，即那引起意志作任性的决定的环境，也必须认作是使意志所以恰好作出这样决定而不作那样决定的原因” 。在黑格尔看来，即使最最自由的选择也是有原因，是内外部环境决定的，因而也是受必然性制约的。故纯粹偶然的事物是没有的。不过，唯意志论看到了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2）主张命运决定论的人视必然性为自由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与唯意志论者相反，持命运观的人则夸大必然性对自由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当我们把人世的事变认作有必然性时，初看起来，我们好象是处于完全不自由的地位” 。因此，他们用“命运”来称呼必然性。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必然性的作用（而且可能把必然必看成是一种自在的必然性），认为自由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但它又因此而否认人有任何主观能动性，把必然性看成是无法改变的，纯消极的作用。他们不知道利用必然来为自己服务，而认为“目的或天意在世界中一般是有效力的，是预先独立自主地决定了的。所以，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事物是与前些自己预先知道了的和意愿了的目的相符合的”。所以，必然性就意味着受天意支配。这样必然成了自由的一种外在限制，似乎是某种多余的，但又无法克服的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最终必然陷入消极悲观的宿命论。
　　黑格尔认为这种观点是坚持着自由与必然的僵硬的对立。“无论如何我们须认识到那种认为世界为必然性所决定的看法与关于天意或神意的信仰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被理解时几乎才是盲目的” 。思辩哲学主张自由受必然的限制，并不是说必然性是一种盲目的不可克服的外在力量。相反，它把必然看成自由的内在根据，即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它合理地利用必然性，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所以自由和必然不是坚硬地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对必然的新的把握就意味着提供了自由的更大可能性。
　　（3）认必然性为一种安慰的观点是宿命论，悲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安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目的和利益，接受必然性的支配，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做，是因为我们盼望着对于我们的行为能得到某种补偿” 。也就是说，在认必然性为一种安慰的人看来，我们应该心悦臣服地接受必然性的支配，因为必然性是自由的前提，我们作任何事都要受必然性制约，故受制于必然性，不是不自由的表现，相反，正是一种自由。黑格尔批评这种观点时指出：
　　第一，安慰观虽然把必然和自由统一起来了（正与命运观相反），“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对立，因而也就不感到不明白、痛苦、或悲哀” 。他们认为，任何对自由的限制、约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是应该的。因此，就能聊自安慰。但是这种统一是以取消人的自由、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消极悲观论。这种观点，“人们必须认为是一种未揭发的必然性，因此也必须表象为完全非人格的、无自我的、盲目的” 。也就是说，安慰观实际上是“忘我”的绝对驯从者，他自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最不自由的，因为它放弃对必然的认识，听从自然的摆布。而真正的自由的人却“不仅是被知者，而且完全是自知者。他不仅是人心中的观念，而且是绝对真实的人格” 。一言以蔽之，安慰观是一种精神自由观（“精神胜利法”）。
　　第二，如果说命运观把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在它那里，“不自由是基于不能克服一种坚固的对立”，它不能发现内在的必然性，那么安慰观则是把任何限制都当作内在的必然性了。安慰观说，“因为某事是如此，所以，某事是如此，既然某事是如此，所以某事应如此” 。他们把“是如此”等同于“应如此”，因而无法改变，也不需要改变，故任何限制都是必然的。其实，在黑格尔看来，必然有两种，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外在的必然性“是通过中介派生出来的事物，其存在取决于他物，而非取决于自己，因而它仍然仅是偶然的东西”。而内在的必然性，“即一物之所以是一物乃是通过它自己本身，这虽然是中介性的，但它却同时能扬弃其中介过程，并把它包含在自身之内” 。两种必然性在与自由的关系中，就分别表现为外在的自由的限制（或称为人为地设定限制）和内在的自由的限制。而只有内在的限制才是自由本身所要求的，因而才是合理的。然而，安慰观将两种必然性混在一起，认为任何限制都是应该的、合理的、从而不需要克服，它就变成了消极地服从与摆布的宿命论。
（摘自何云峰、胡建著《主体、认识、自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