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北大清华出家的和尚们

（作者：人大教授魏德东）

最早接触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和尚是河北的释明海法师，哲学学士。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师弟，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明影法师。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得知“文革”之后，前前后后约有5位以上的北大校友出家为僧。

上周末与家人去北京西北的凤凰岭爬山，在刚刚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龙泉寺，验证了一个新的情况：最近两年，大约有七八位清华大学的博士或博士后出家，龙泉寺是他们的重要道场。用一位法师的话说，清华后来居上，出家人数一举超过了北大。

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这样的修行生活显庆法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在成为法师之前，他的名字叫邓文庆，拥有令 人羡慕的北京大学硕士头衔。但是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出家。

邓文庆的出家过程简洁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亲友。“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有说在某个中学教书的，也有传说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确信，直到看到报道才知道。”一名哲学系的同学说。

邓文庆的事之所以被报道出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耕读社”和“国学社”的80名学生来到凤凰岭龙泉寺体验生活，他给同学们讲课，被认了出来——当年的邓文庆，曾是“耕读社”的首任社长。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触了佛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现在广东四会六祖禅寺的登觉法师，出家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生。他回忆说，自己学社会学就是想帮助别人解决心理烦恼，但是总觉得学到的理论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后来接触了佛教，觉得这是解除心理烦恼的好办法。于是他放弃了学位，迅速出家了。

在家，还是出家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当然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明影法师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触佛教的。198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在深圳市。

虽然工作优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总爱对许多问题探究本来，越探究却越困惑。后来遇到了净慧法师，他觉得“终于找到归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为他的校友明海的师弟。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而后者，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

现在的衍能法师，仍然不愿意接触任何媒体，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别人讨论在家出家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她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出家前一直是研究会的指导教师，所以接触较多。她学佛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王文利对记者说。 同样在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誉为“第一神童”的宁铂。现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

资料

　龙泉寺有多位北大清华高材生
两棵600多岁的巨柏散发着苍凉的神秘气息，一左一右守护着千年古刹的山门――从北京西山凤凰岭自然风景区驱车行驶一刻钟后，龙泉寺到了，传闻武汉伢柳智宇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要来此出家。
据居士和义工们介绍，龙泉寺内隐居的“真龙”不少：既有北大的也有清华的研究生。目前寺内排队等候剃度的净人众多，一些外地新建寺院，专门来这里寻找优秀人才。其中有位北大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寺里当了3年多义工，一手建起“龙泉之声”网站，去年正式剃度。还有一位名校高材生，离婚后把百万家产留给了妻儿，孑然一身来此剃度。
此前媒体报道过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邓文庆，毕业后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剃度出家，人称“显庆法师”，2006年来到龙泉寺。他父母先规劝他还俗，后也成为龙泉寺居士，跟在儿子身边。不过显庆法师现已离开龙泉寺，在另一家寺院挑大梁。他的师兄、现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是北大哲学系八七级学生，他于毕业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禅寺从净慧老法师剃度出家，现在已是佛教界有名的高僧。
与许多人想象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活所迫等原因，而多是一种人生选择。龙泉寺的僧人告诉记者：“我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为社会服务。”

　　据《长江日报》

　　北大耕读社――“三任社长都出家”

　　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柳智宇曾经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国深造，并且得到一笔全额奖学金；另一个是到位于凤凰岭一带的千年古刹龙泉寺，遁入空门修习佛法。今年6月，这位从中学起就被称为“才子”、“大牛”的北大毕业生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选择了后者。
在北大就读期间，柳智宇曾经参加过学校里的两个社团，一个是禅学社，另一个是耕读社。2008年起，柳智宇连续两年任北大耕读社社长，不再参与任何禅学社活动，已然淡出禅学社。
对于北大耕读社的社员们来说，柳智宇的选择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一位不愿具名的耕读社前社员对本报记者透露：“如果算上柳智宇，我们这个社团，三任社长都已经出家了。”据他介绍，第一位出家的社长就是耕读社的创办人，原北大哲学系硕士邓文庆。
“这件事情涉及别人的个人隐私，对他的选择我也不好表态，但是我们很多社员对此并不认可。”这位前社员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高知出家？不是说科学知识越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就越强，人们的宗教性就越弱吗？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出了什么问题？

实际上，类似的疑问在90多年前的美国就出现过，并有过非常专业的研究。1914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刘巴（James Leuba）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为据，随机抽样，询问科学家是否同意：“我相信一个对他祈祷可以期待得到回答的上帝。”刘巴想证明科学家是非宗教的，但令他吃惊的是，有41.8%的人选择了“是”。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比例。

1996年，埃德华"拉森（Edward J. Larson）和拉瑞"威赞（Larry Witham）复制了刘巴的研究，发现39.3%的科学家选择了“是”。他们的结论是：82年以后，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并没有衰落。

与北大清华毕业生出家为僧联系起来，笔者想说的是：知识多少或许与宗教信仰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知识多了，人的宗教性会降低。从上述中美两国的经验看，这样的想象也许还值得探讨。在宗教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人们的宗教需求基本是稳定的，不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改变。在宗教产品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会以家族、国家、事业等宗教替代品来满足自己的宗教需求，但需求本身并没有大的改变。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许很有启发。

有没有理论解释在出家方面为什么清华的学子后来居上呢？也已经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供我们参考。1969年，卡内基委员会对60,028名美国学者作问卷调查，发现科学家的信仰比例与其学科的科学化程度成正比。越是科学性强的学科，其科学家的信教比例也越高；反之则低。60%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称“宗教人”，排行第一；其次是物理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55%。倒数前3位则是人类学家（29%）、心理学家（33%）和社会学家（49%）。研究者的结论是“最不宗教的人在最少科学性的学科中”，这些人之所以倾向于非宗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

以此推断，似乎未来北大出身的和尚，要从数量上超过清华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