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投稿） 

我的执拗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对飞扬跋扈的“权势”、耀武扬威的“强者”，习惯于“较劲”。这种“犯上”，这种爱打抱不平，使我这辈子的路一直走得比较“坎坷”。

屡屡吃亏而屡屡不改，甚至于还把“权势”、“强者”所给予自己“苦头”看作是一种享受，看作是我此生最引以为骄傲的财富。

对自己的这种脾性我有时也感到奇怪，寻思我何以会如此，以为如下或许即是它的根源。

一是我受的书本影响受，自小就赏识“铁肩担道义”的历史人物。以为人生应该活得有社会价值，对社会有所贡献。

二是我的生活经历，我中学时差一点被饿死。1959年我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上的原因报考安徽省艺术学校美术专业，虽然得到老师冯儒珍及其爱人光元鲲等老师指点，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而被合肥一中录取。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全班50人有43个都是高干子女。班主任是省委一个干部的妻子，给我的助学金是戊等，和个别高干子女一样多。一个月8.7元的伙食费我还要交6元。高干子女说早晨在家吃了五个茶叶蛋闷得慌，我却经常因停伙而被饿得发昏。为了交伙食费，我常借口回家而辍学上街为拉架车的人做“小背子”。晚上不敢回学校，就露宿街头。

班上六七个农村同学那时都吃不饱，，虽然他们有时硬要省一些给我吃，但我怎么能忍心吃得下呢？实在是太多的停伙，最终使我下决心用绝食来抗议。整整六天我睡在学校宿舍里，不进一口食。

我想我的母亲，我感到我最对不起的是她。特别是当想到我死之后，我母亲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心如刀绞。有个从巢县农村来的、名叫鲍起凤的同学在我绝食的第六天几乎向我下跪，劝我说：“你这样死，不过像条狗，伤心的是你家人！你没有爸爸，妈妈拉扯你……”听到这，我一下哭出声来。

我家离城只十多里。第七天我一大早离开学校，说是走，说是爬，都可以。路上一个小小的石子不是把我绊出一身冷汗，便是把我绊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有时就倒在饿死的人的身边，使我老是有一种走不到家便会死去的感觉。但母亲悲苦的企盼眼神一直激励着我，我知道只要不能爬起就是死路，无数次我都还是挣扎着爬起来了。

直到傍晚离家很近时，我才十分困难地直起腰。我怕母亲知道曾经发生的一切，暗暗嘱咐自己：见到母亲，我一定不要哭，而要笑。

母亲全身浮肿，站也站不稳。对我喊“我的心”、“我的肉”，我怎么也控制不住失声哭了起来。我们似乎都感到已经经历过了生离死别。

母亲硬撑着为我和了把榆树皮面，搓了两只园子。说这东西不能多吃，到肚里会涨，屎不好屙。这把面还是她特地为我留下的。吃时，二母按按我的头，然后撩开我的裤腿，看我全身都肿得厉害，抽吸着气便把脸磨开了。我看她为我难过，又不知如何劝慰，便含泪把剩下的半个园子推给她，骗她说：学校放假了，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二母这才回过脸，把园子又推给了我。

这个经历使我的脾性被彻底扭曲。有次去巢县“大战三秋”，上面要求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在班主任的床铺上发现有不少袋奶粉，气愤之下就把它统统拿了来，和到我们大家吃的山芋叶汤里。一个高干子女把到我处求一顿饭吃的堂哥当“游民”撵走，使他回家不久就饿死，为此我差一点要和这个高干子女拼死。

大学刚毕业到淮南市广播站工作便和军代表打架，以此才工作半年便被下放；在舒城麻纺厂当工人竟当着时任厂长的军代表面质问他家的家当是怎么从厂里偷出来的，以此而被逐出厂区，半夜被抄家；初到安徽大学时，竟不准和我朋友是同学的安徽大学党委书记进我的屋，理由是：“我是教书的，没有时间和当官的往来。”害得他在外面站了半天，直等到他的同学出门；而后还在他召开的处级以上干部会上指名说他要评副研究员是与教学科研人员争利。好歹这位书记心胸很宽，并没有计较（这位书记退休后，我对自己前一件事的不通情理登门表示了道歉）。在我当所长后，主持工作的校长打电话找我，想把他一个搞政治的同学调入研究所，我竟一本正经回答说：“你先撤我的职，否则办不到。”因为我是民选的，而且那时的校长也没有这个权，所以也拿我没有办法。而后又写文章点名道姓批评有后台老板、学校硬竖起来的“学术权威”，说他抄袭，说他无知，以此而被取消带研究生资格，直至被学校强令退休。

我的不改根源是：打击报复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今天仍然还“棍”的个别人，我相信也不会有好报；而我本人由于是“八代老贫农”，没有被打成反革命，没有尝受被“专政”的痛苦。

如果我早年不了解那些方刚正直的历史人物，没有看到他们受到历史肯定；要是在一工作时因和军代表打架而被专了政，说不定在“解放”以后我就变了。我可能不再坚持我的“主义”而会变得乖顺，我的路或许也就不是这样了。许多“右派”在“摘帽子”后变得“极左”，有的还备有专门笔记本，记录某人某日说了些什么“反党”的话，不就是明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