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雍正、乾隆时期，文网之酷虐远远胜过电网，仍有不少文人硬着头皮，私修“明史”，刊刻怀念故国，感伤黎庶的诗文，尽管他们深知那样做的后果会是脑袋搬家，甚至灭族，鞭尸；在明朝，东林党人和复社诸君子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与阉党（以魏忠贤、阮大铖为首）作悬崖上的殊死搏斗，头颈之硬，脊梁之挺，直把杀身视为等闲事，哪有半点精神的阳痿？在宋代，有苏东坡等一大批文人虽贬落至死，也不改初衷，那时的文人，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官，是“一官二吏”的高阶层，倘若他们的言行只受利益原则的单向驱动，就很容易抹杀良知，丧失骨气。但他们坚持不同政见，在“聪明人”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饭撑的，跟自己闹别扭，找难受，犯得着吗？在大唐，有韩愈那样批龙鳞、捋虎须的文人，爱佛骨胜过爱真理的宪宗皇帝他也敢惹，你说，他的脊梁是不是铁打的？是不是淬火加钢过？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曹魏末期，嵇康竟敢特立独行，“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于往狠里给司马昭那张马脸猛挥一记钩拳，你说，他是不是天地间屹然不倒的英物？在西汉，司马迁仗义直言，为身陷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犯了盛怒的暴君汉武帝，为此，他献出了中国文人最具雄风的两颗睾丸，良种没了，后世的文人便一茬不如一茬。太史公个人肉体惨遭去势，够可悲够可痛的了，但他精神的火种并未因此熄灭，这又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喜欢披览历史载籍的读者，不难得出一个显明无疑的结论：历朝历代，强颈都斗不过快刀，骨头都挡不住斧头，批判的武器都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从来如此，未曾有过什么例外，这就足以见出封建专制这台“绞肉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具有何等强大的杀伤力。但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硬气的“傻子”，因为这样的“傻子”才代表着民族的良知，这样的“硬气”才是民族的元气。在相对蒙昧的群落中，ＩＱ值最高的人，不被当成疯子，即被当成异端，作为不合群的另类，他们的命运如出一辙，不死于有形的刀斧，也会死于无形的棍棒。

不怕死的文人，他们的内心必然另有所惧，惧的是比死亡更可怕得多的东西。那会是什么？问得好，我跟你一样，对此抱有十足的好奇心。

屈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是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我不是史学家，不曾在时间的大座标上作过纵向与横向的仔细考证，因而不敢轻下断言，也丝毫不觉得，让他去争取这个“中国第一”与“世界第一”的名号有任何光彩生门户之处。我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种死法──纵身跃入江流的那种死法。然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声音：

“屈原哪是溺死的，他是蠢死的！”

他摇唇鼓舌，以百般侮灭的口气发表新见，我当即愣怔了一下，却并没有立刻打断他的话头，而是强捺着火爆的性子听他往下说。

“你想想看吧，屈原要实现政治理想，楚怀王不肯给他一亩三分试验田，他尽可以去别处试试运气。连贾谊都在《吊屈原赋》中作了善意的质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战国时期，遍地纷争，人才市场全面开放，诸侯求贤若渴，比眼下的招商引资还要热闹得多。他跑到别国去做个客卿，十拿九稳，做丞相，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他根本不必担心会背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黑锅，于广义的‘操守’也毫无妨害，要不然，怎么会有‘楚材晋用’的成语呢？屈原是纯度为百分之百的诗人，他若是厌倦了‘政治’这婊子样的脏东西，就该趁早收起一副哭腔，别再埋三怨四，干脆息影蒿莱，做个自由自在的化外之民，何妨行吟泽畔，泛舟江湖？何妨‘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何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总之，不吃楚怀王家的鹿脯饭，不想楚怀王家的烂糟事，岂不落个周身轻爽？他明知‘哲王不寤’，却偏要站入‘怨妇’的队列，对楚怀王那样愚不可及的‘负情汉’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直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屈原莫非真有同性恋倾向？他是为争一日之宠，才特别厌憎（其实是嫉妒）楚怀王身边的宠姬郑袖和宠臣靳尚那帮衰人？真要是那样，屈原老夫子多掉价啊！”

听了他这番话，我的兴趣又重新抬头，往更深处打量几眼屈原。他高洁的人格不仅远远超出那个时代，而且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时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说的“举世”显然不只限于楚国，他说的“众人”显然也不只限于楚人。“举世”即全天下，“众人”即天下人。明代大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正始》一则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屈原所处的战国，“仁义”简直无异于笑柄，惟有合理巧用狡诈、悍勇和残虐这些黑道功夫，才能与张仪、苏秦之流一样出将入相。面对天下已亡，大浸稽首的世道人心，洁身净志的士子一旦走到极端，便会以身殉道。屈原百分之百地不合时宜，他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在道德上也不合时宜。应该进一步说，任何一位不满于黑暗现实，不愿与强梁之辈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都百分之百地不合时宜，他们若敢于将内心的愤懑呐喊出来，将它化为精神的火喷与海啸，则尤其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被杀，便是自杀。屈原自沉了，他肯将自己托付给清流，是因为他相信“上善若水”，他从渔父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感悟到了生命的原旨和要义，至上的人生境界便是以清水去浣濯自己的精神之“缨”。屈原不是蠢死的，蠢死的倒真是大有人在，他的死恰恰是智慧和良知的终极体现。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的觉悟，“聪明人”十辈子也无法修证得。举世滔滔，自污者像猪猡在烂泥中打滚而满心欢喜，自得其乐，他们还不明白生的意义，又如何明白死的意义呢？

屈原之后，同其感伤的贾谊也“自杀”了，他不是自沉于某江某河，也不是自沉于醇酒美色，而是自沉于内心的苦水。尽管他深知沉忧伤身，也曾在《鵩鸟赋》中以道家思想多方排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但他还是不能将社稷苍生抛之脑后。在不少人看来，贾谊是幸运的，才二十郎当年纪，就做了五经博士，稍后不久，即升为太中大夫，成了汉文帝刘恒跟前的大红人。虽说刘恒宣室求贤，不问苍生问鬼神，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位通情达理、体恤臣下的“明君”。只要贾谊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老臣周勃、灌婴等人身上多做一点感情投资，就迟早可获大用。然而真性情、直肠子、书生意气的贾谊却偏要揭破天下升平的假象，不合时宜地大放悲音：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他在《治安策》里作这些忠告，就算好脾气好心肠的汉文帝（他曾下令废除肉刑）听了不觉逆耳，那些个尸位素餐、“非愚即谀”的老臣也会恨得牙齿痒痒的。作为朝廷中惟一具有危机意识的明白人，贾谊的命运遂不容乐观，注定了要在“盛世”里成为逐臣。“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就这么回事。像屈原那样心雄万夫的爱国者只留下一些伟大的诗篇，像贾谊这样洞若观火的政治天才，只留下几篇不朽的雄文，他被贬落为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教导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谨守封疆，岂非不可估量的资源浪费？积毁销骨，沉忧伤心，贾谊死于三十二岁的壮年，电光一闪的大汉天空又再度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

有高于一世之才，却无高于一世之命，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哀，贾谊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惟有甘死如饴，经由“死亡”那面镜子，欣赏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所许诺的永恒，才能得到来自天堂的慰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朗然相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杀，作为谁也无法剥夺的遗产，那股丰沛的浩然之气都会成为后世精神的“氧泵”和“氧仓”。

文天祥的被杀实际上也是自杀，他完全可以不死，他甚至还可以“活”得比以往更“风光”更“体面”。但他只求速死，不肯自玷自污，甚至发出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喟叹，那宏音巨响，让无知的草木听了也会为之凛然一惊。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将文天祥的物质生命推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虚无，但死神并非万能，文天祥的精神生命超逾了死神的管辖地带，它为苍凉阴暗的人世间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赵昺跳入惊涛骇浪的大海，换了文天祥，他也会这样做，做得同样干净利落。你别说，他们陪着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把戏去死，陪着一身鸡皮的没落王朝去死，不值得；要知道，文天祥和陆秀夫这两位同科进士，他们不仅作为爱国者而死，也作为孤洁的知识分子而死，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见志。

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他遗书的开头四句无疑是其自沉原因最准确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所说的“世变”，即是世道人心的大败坏大沤臭。“义无再辱”这四个字不简单，它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几千年来，力求精神孤洁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自杀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几乎都是因为“义无再辱”。知义者必勇，知耻者必勇，勇于赴死，绰绰有余。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一则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句话无异于一记警钟，听不进去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近、现代史上，陈天华1905年自沉于日本海，杨笃生1911年自沉于英国利物浦出海口，梁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王国维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朱湘1933年自沉于黄浦江，我列举的显然不是自沉者的全部，那将是一张长到令人惊悚的名单，仅仅只是这几位，就足够风云变色了。

作为革命家，陈天华看到自己的国家已堕落至毫无尊严，革命战友缺乏团结，不思进取，他义无再辱；作为学者，王国维看到乱世里学术衰颓，学者命如草芥，他义无再辱；作为诗人，朱湘看到人生的悲辛和人心的冷酷，他义无再辱。在自沉者看来，“义无再辱”的标牌背后站着的首席代表绝对不是凶恶的死神，而是安乐天使，你信不信？我信。

当肉体的保存和精神的救赎发生避无可避的巨大冲突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放弃后者，因而向环节动物（蚯蚓之类）学习，钻到板结的土壤里去，“雪藏”起来，以保存生命为第一要务。但某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会毅然选择后者，放弃前者，让肉体下沉，让精神拔地飞升。

受辱，受辱，不断地受辱，不断地退让，直退到“义”字的临界线，他们的内心才悲愤地呐喊道，够了，够了，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污辱！于是，他们选择了与“天下之至刚”的暴政恰成鲜明反比的“天下之至柔”的井水、湖水、河水、江水或海水，作为生命的归宿。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义无再辱”的“义”攸关千钧一发的尊严。

无论是在政治的“高压氧仓”中，还是在日常生活“腐臭阴暗的地下室”里，义无再辱的中国文人选择了死亡，便选择了自赎和解脱之路，这是最佳选择吗？除此之外，他们显然还可以选择更英勇的抗争，进入“活的炼狱”，给自己的精神一个在泪水中泡三回，在血水中浸三回，在碱水中煮三回的历险的机会，活得正直，活得坚强，活得刚毅，像太史公那样，即使被皇帝阉了，含奇耻忍大辱，也要在竹简上刻完一部煌煌《史记》，把那一耳括子重重地扇回去。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是在封建思想耳提面命的“训导室”中长大成人的，谁来为这批“弄坏了坯子的大愚若智者”启蒙？才真叫棘手的问题。至于给他们酥脆的骨骼补“钙”，虽也要紧，还在其次。

元朝统治者给汉族文人一个“八娼九儒十丐”的定位，对此，后代文人一直很不服气，可少数人的努力并不能使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改观，奈何奈何？！我忽然想起明末的钱谦益，此公甘心下跪，甘心媚敌，作清朝的降臣，倒是他的枕边美眉──侠妓柳如是深明大义，奋身投水自沉，身虽获救而心已死。那些缺乏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是该掩面羞煞的，他们每逢生死关头便乐于认贼作父，视仇为亲，有奶就是娘，出卖色相的妓女也远比那些出卖灵魂的龌龊之辈要高贵得多。

向义无再辱的死者致敬吧，他们至少不是最终的妥协者和屈服者，不是那种一边舔着强权者的屁股，一边吧哒着“幸福”舌头的狗子！

（来源：新浪BLOG - http://blog.sina.com.cn/u/4c71baaf010008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