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里的财富恩怨

自古以来，富豪就因为其显赫的地位而受到普遍关注，而家族内部的纷争尤其成为人们的谈资。

前不久，一篇名为《李东生或因离婚减持TCL股权》的文章登上了各大财经网站的醒目位置，该文章披露，资料显示，2007年中期*STTCL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4509.3万元。不过，李东生所持股权出现减持，减持数额为2439.06万股，减持原因据称是“非交易过户”。

什么是“非交易过户”？《成都商报》报道称，“李东生减持2439.06万股，很可能是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中报显示，十大股东中有一名新进股东洪燕芬，持股额为2382.00万股，而洪燕芬正是李东生的前妻。有人猜测，那笔价值上亿元的股权，或许就是李东生与前妻离婚的代价。

富豪的婚姻、亲情总是不可避免地与他们的财富联系起来。

默多克：谁接班增悬念

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晚年离婚、再婚风波迭起。

1998年，默多克和结婚31年之久的安娜离婚，如何分割当时价值12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终，默多克仅支付给安娜1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这不公平。因为按照加州的法律，安妮有权要求平分她和丈夫共同拥有的财富。

不过，安娜为离婚设置了一个条件：默多克死后，作为妻子的邓文迪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除非邓文迪婚后能生个一男半女，而且默多克去世时她的子女还不满18岁，邓文迪才能掌控她孩子名下的股份。安娜很清楚，默多克被诊断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须进行放射治疗，同时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默多克新闻集团的财产即使没落在安娜的手里，也将由子女继承。

为了能尽快迎娶邓文迪，默多克咬牙签下了离婚协议。1999年6月8日，默多克夫妇的离婚完成，17天后，默多克便迫不及待地与邓文迪举行了婚礼。

但是邓文迪怎么可能甘心接受这样的安排：身家百亿的老公一旦去世，自己就要被扫地出门！

安娜怎么都想不到，默多克在接受化疗前，将自己的精子抽取并冷冻。依靠试管婴儿，邓文迪先后生下两个女儿。默多克很快抱着幼女宣布：我的所有孩子都有接替我的机会。他还无限期地搁置了退位的打算，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组建的新家给他带来了无限活力。

默多克和安娜的长子拉赫兰，一直被认为会最终坐上新闻集团的头把交椅。拉赫兰也总是以新闻集团未来掌门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长期以来为新闻集团所作的巨大贡献，更增加了这种可能。然而，拉赫兰却在2005年8月突然辞去新闻集团首席运营副官的职务，退出新闻集团。据悉，拉赫兰的离去与邓文迪不无关系。

不过，在这样的巨富之家，邓文迪的日子也并不舒心：默多克在新婚姻缔结前约定，如果离婚，目前的妻子邓文迪只能分到3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赔偿。

雷石东：家门纷争不断

84岁的美国传媒大亨萨默•雷石东拥有80亿美元的财富，控制着维亚康姆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声震全球的传媒巨头。但他近日致信《福布斯》杂志，公开与女儿莎丽决裂，原本有望成为继承人的莎丽退出公司的代价为16亿美元。而在此之前，雷石东已经娶了一位比他年轻近40岁的妻子，赶走了一大帮生意上的得力助手，和儿子及侄儿打过巨额财产官司。

莎丽在三年前就已被当作雷石东的继承人，担任父亲旗下娱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家族私有企业拥有连锁影院，而极其重要的是，它是两家上市公司维亚康姆（拥有派拉蒙、MTV以及VH1等）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股东。作为这两家公司的副主席，莎丽曾被期望继承他父亲成为主席。

这场父女冲突的起因尚不明确，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看来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莎丽是否需要获得董事会其他成员的认可才能继承主席职位，以及关于她试图将父亲的报酬与那些公司的股价挂钩而产生的争执。

雷石东的儿子布伦特是一名律师，目前居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大型农场。在去年的一起诉讼案中，布伦特声称，正是他父亲领导的一场运动将他从家族产业中逼走。1999年以来，父子俩的关系就很紧张，当时雷石东与布伦特母亲菲利斯52年的婚姻以离婚收场。雷石东公开痛斥儿子，说他“滥用法庭系统”来榨取钱财。最后，布伦特将他在全国娱乐公司拥有的1/6股份以1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父亲并离开公司。

其后，雷石东关系疏远的侄子麦克尔也控告自己的叔叔，声称在1972至1984年间，由于雷石东在一系列交易中以很低的估价买断他在家族企业中的股份，使他被剥夺了高达40亿美元的财产。

索瑞尔：离婚天价赔偿

英国的马钉索瑞尔爵士在事业上无疑是位成功人士。他白手起家，短短20年就将WPP集团打造成全球闻名的传播集团。可是，坐拥7500万英镑（约合1.5亿美元）财富的他却挽救不了自己33年的婚姻。英国高等法庭裁决索瑞尔付给前妻3000万英镑（约合6000万美元）离婚赔偿费，创下英国离婚赔偿数额新高。

索瑞尔历时两年的离婚案在法院发布长达24页的决议书后终告一段落。按法院裁决，索瑞尔将付给前妻桑德拉的财产中，包括价值320万英镑（约合640万美元）的豪宅、两个价值近20万英镑（约合40万美元）的地下停车位。

高等法院之所以作出这一裁决，是出于对桑德拉“个人价值”的承认。法院认为，虽然桑德拉不外出工作，对索瑞尔的事业却功不可没。桑德拉说，为了实现“相知相守，和丈夫一起慢慢变老”的誓言，她默默支持了索瑞尔33年。

多年来，索瑞尔一心痴迷于自己的事业，把WPP从一个制造超市购物篮的小工厂打造成全球知名的传播集团。可惜，成于斯，也败于斯。法院认为，他这种“非凡的成功经历”正是婚姻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索瑞尔具有“经典拿破仑情结”，他雄心勃勃，永不满足，却忽视了家庭。

桑德拉指责索瑞尔既不是好父亲，也不是好丈夫，总将她“置于最无关紧要的地位”，不顾及她的情感需求。最令她不能忍受的，是索瑞尔竟有情妇，在情感上背叛了妻子。 （钱江晚报）

巨额遗产引起家族产权纠纷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目前，中国富豪们的遗产继承已成为困扰富豪们的一个问题，而一起起产权纷争的背后已不仅仅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它还暴露出阻滞民营企业永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忧患。

深秋时节，连绵的阴雨给上海提前捎来冬季的寒意。位于徐家汇区肇家浜路789号的均瑶集团已经从掌门人王均瑶英年早逝的悲恸中走出，在其家族班底王氏“老二”王均金统帅下，按照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

大厦股份（600327）的收购如期执行，上海均瑶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浩透露，12月3日，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均瑶）将完成对大厦股份的要约收购，2005年5月整个收购全部完成，届时，均瑶集团将间接持有大厦股份56.88%的股权。

喧闹的收购，将均瑶集团的产权分割暂时推到侧面。而知情人士称，王均瑶身后充满玄秘的产权纠葛已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漫漫进程。

产权分割“辟谣”

11月18日，王均瑶“公祭”之后隐身6天之久的均瑶集团新董事长王均金再次和媒体见面。倦意未尽的王均金2个多小时的谈话重点，是在“澄清”11月15日前后北京广州南北两地有关媒体关于均瑶集团产权分割的“不实”报道。

“有媒体报道称王均瑶将40%产权给长子，这是一个‘失实’的信号，真实的情况是，40%是留给亲属及长子的。”王均金纠正。

“这40%并非指均瑶集团公司，而是上海均瑶，前者有25个亿，后者仅8亿。”王均金补充。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40%的具体分割方法。

11月19日之后，关于王均金对家族产权分割的辟谣报道见诸报端。“这（王均金辟谣）里面有情况，这里的解释与之前的公告不一致。”上海浙江商会一高层11月22日接受采访时，手指报纸登载的辟谣报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位商会领导所说的“之前的公告”是11月13日上海均瑶公告。

公告的第二段写道：“根据王均瑶董事长生前安排，其持有的本公司50%的股权中，5%的股权转让给现股东王均金先生，5%的股权转让给现股东王均豪先生，40%的股权转让给其长子（未成年），并委托王均金先生、王均豪先生共同代为管理。”而此前3天，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大厦股份的网站上，关于上海均瑶要约收购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问题的介绍中，附带说明和上述公告的内容一字不差。

王均瑶生前，均瑶集团的股权结构为，王均瑶持50％股份，王均金持30％的股份，王均豪持20％的股份。

“如果按照公告标准，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为王均金持有35%股份，王均豪持有25%股份，王均瑶长子持有40%股份。那么，王均瑶长子仍然是第一股东；但现在情况似乎要变化，可以肯定，由变化引发的家庭纠葛很快就会外露，这也反映民企产权承传的法律支撑缺乏。”温州市经济学会前会长、温州本土民企研究专家马津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另据与王均瑶生前有十几年密切交往的温州王先生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这样对产权分割重新解释，意味着王均瑶长子继承的财富被大大削减。王均瑶的前妻、王均瑶长子的生母称不会罢休；只是现在还在读初中的王均瑶长子还不太明白产权为何物，估计不会有太多想法。

“产权”纠葛孕生家族危情

沪上创业“温州军团”天正集团一位高管在上海虹桥名都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样的媒体辟谣是给社会信号，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就眼下看，均瑶集团不会出现太大动荡，因为王均瑶的影响力短时间内不会消失。”该高管继而分析，对于温州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产权的危情一般都会在人事“地震”或第一代创始人早亡的特殊时期展露出来。产权纠葛对于民营企业家族是一种“不治”的慢性病。

“没有谁能够知道均瑶集团产权争夺是否在萧墙之内已经‘演练’，王均金辟谣，其实宣布了纠葛已经开始。”声称“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的均瑶集团一位高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末了来个“阴转晴”热情兜底，“该集团现任董事长王均金的身边，有个重要的‘军师’，出身新闻行当，重大的对外新闻通气他基本上要亲自‘操刀’，这样的处理，会使均瑶集团进入一个平稳的过渡期，但之后产权分歧的波澜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按照11月13日上海均瑶的公告，王均瑶长子40%，他的两位掌管集团的叔叔各拥有35%和25%的股权；按照11月18日的“更正”，这个40%为亲属及长子共同支配，那么这两位叔叔又在重要的亲属之列，也可以再控制40%中部分产权。王均瑶长子兄妹3人，还有生母和继母。如果按前一个说法，问题会简单得多，也许矛盾仅限王均瑶长子兄妹；如果按后者标准，整个王氏家族将面临重新的产权再分配。

事实上，民营企业身后的产权纠葛，早已不乏其例—王均瑶同龄同乡的另一个“上海温州军团”的商业“首领”—上海七浦路服装市场老板胡加招，早王均瑶1年撒手人寰。英年早逝，其身后围绕“万贯家产”同室挥戈展开的“维权”争夺一直闹到法院。

这场财产的争夺“戏剧”般将乐清市民政局推上被告席。胡的母亲状告该市民政局，提出儿子生前的结婚证该局包办，属于“无效”婚姻，要求撤销这一婚姻登记。这是“从继承权的‘根底’开刨。老奶奶很厉害，如果这一诉讼请求成立，胡加招当时29岁的妻子张某就将在亿万遗产面前丧失问鼎的资格。”乐清法院一位法官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据知情人透露，胡的前妻还有一个儿子，与胡在上海并肩闯荡商场的“二任”妻子张某为他生的女儿刚2岁，胡身后的产权争夺“拉锯战”远远没到收场的那一刻。

“温州富豪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时代符号，1980年代洗脚上岸的这些‘泥腿子’，在经历了政策阳光普照，‘想不富都难’的财富快速积累之后，‘再婚潮’接踵而至，从几万元的离婚补偿，到几千万的天价分手‘友情支助’，暂时‘摆平’了家庭的风波，但是身后庞大的财产分割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况且，这些富豪老板膝下的子女一般并非完全出自一个母亲。”谙熟温州民企的上海浙江商会一负责人为《中国经济周刊》做了这样犀利的表述。

不仅仅是温州，中国富豪身后产权纠葛的“东北版本”已在坊间流传

1999年4月8日晚9时许，沈阳嘉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CEO吴笑男，驱车外出时遭枪击，后又连挨数刀，因失血过多而罹难。其身后7家成员公司，将近4个亿的巨额“家产”引惹出一场家庭争夺战。年迈的父母、结发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而且还有三个“非婚生”儿子，为了产权分割，群体亮相公堂，此案持续5年，至2004年5月10日，到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辽宁省公安厅，至今也没有宣告歇息。

迁移“财产”提前根治？

不过，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已经发现自己身后的产权危情讯号。一些民企为防止自己的“二代”在产权“水域”里触礁，开始尝试提前财富迁移运动，上演“换帅”大戏。

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恐怕是这类人中间最聪明的一个。

万向集团是中国民企国际化和资本化成功的标本。日创百万利润的中国民企“老二”，万向集团的内部产权其实在公众视线看不见的“深水处”早已得到合法合理的“过手”。1992年尚处壮年47岁的鲁冠球将90%的资产交给自己22岁的儿子鲁伟鼎。“薪尽火传的家产安置赢得了战略上的制高点。”一位业内人士曾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民企发展论坛上这样评价。

据了解，“经过十几年市场磨练”的鲁伟鼎，今年3月将万向财务有限公司从老家浙江萧山搬至杭州，目标锁定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领域，意欲做大这个“浙江省独一无二”的财务品牌。而鲁伟鼎本人，和其父鲁冠球的频频亮相媒体形成巨大反差，保持“超常”的低调。

“伟鼎的确很谨慎，闷声做事，以致一些权威媒体对其都很陌生，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写成‘鼎伟’。”万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一位副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事实上，这是冠球为确保鲁氏家产不流外人的提前决策，作为万向的年轻总裁，面对敏感的家族财富，他十分内敛。人怕出名，尤其是从父亲那里接管这样庞大的产权，他更细心有加。”无独有偶，上海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早就把一把“金钥匙”交给他的爱女刘畅手里。声称“10年内不会叫刘畅和媒体接触”的刘永好，让自己获得美国MBA学位的女儿转眼间成为一代女富豪。

如今24岁的刘畅持有希望集团36.93%的股份，进而间接持股新希望（000876[详情 -资料 ]）和民生银行（600016）两家上市公司，还和父亲一道成为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同时担任着新希望集团旗下非上市公司四川南方希望的董事长。

在此之后，左宗申之女左颖已居成都宗申热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之位，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女富翁。可是，并非所有的民企都能如愿安排自己的下一代抓住家族财富的“接力棒”。

据此间媒体报道，已经66岁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在谈及自己的产权接替问题时，却显得颇为无奈。目前，其子尹喜地出任了力帆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一职，女儿正在国外求学。

尽管儿子已经接班，但在有关力帆足球队的新闻中，人们看到、听到的还是这位老者的身影、声音。尹明善笑称：“我有一儿一女，女儿还小，正在念书，儿子已在企业里给我帮忙，但他对经营企业的兴趣并不那么浓厚，不像我是个工作狂，他并不想当什么董事长，也只好由他了。”

公私财富“共轭”

农村牛耕地的时候，一副木头做成的框架套在牛肩上，这就是“轭”，民企和银行乃至社会大众是用共同的“木框”套在肩上，用一个犁耕耘共同的财富—这就是一些民企令世人惊羡的“大产业”。

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民企的整个运作，外界暂时还看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私营主、银行和社会公众在共同拥有着这份财富和责任。只是，国家和百姓是民企产权的内隐“主体”，一旦民营富豪英年早逝或者出现政治灾难，其身后围绕产权归属还会衍生出政策、法律纠葛；遭遇破产时，其产权背后的“大主人”银行就会面色焦灼浮露“原形”。德隆就已经把这样的问题摆到了社会面前。

均瑶集团新高层最近称，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逐步在均瑶集团推行“三三三制”，即王氏家族、企业高管和社会公众共同拥有企业的产权，积极“探索”企业发展的新路子。但事实上，王均瑶生前的五三二格局并未有多大的改动，只是一个微调，纯家族企业的性质没有改变。

有均瑶集团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一些王均瑶的“空无股权”的追随者就开始提“新浙商”概念，准备投奔温州炒房团“总策划”—上海温州商会秘书长陈康汉，寻找归途，准备策划一本《浙商》杂志，以撤出均瑶集团。

知情人透露，均瑶集团的贷款主要来自中国N建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经济周刊》通过各种途径到两银行“打探”，接待人均抛出“等眼下敏感时期过了再说”的托词。而围绕企业所欠的银行债务到底多少？在目前的状态下还仅仅是一个问号。

“最近，企业家的突然病故和事故的发生，事实上已经再次刺激社会对企业家身后产权危机的敏感神经。企业面临的挑战和企业发展的轨迹一样，存在着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而企业家直接或间接掌控的数额不菲的‘财富’内在归属系数比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博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从贫困的地狱炼到财富的前沿的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初领“惮悟”，认为下一代不仅不一定愿意“接棒”，而且有可能没有资质来承负这样的家族财富。因此，南存辉倡议设立“败家子基金”，子女“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请到正泰集团工作；若不成器，是败家子，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不过，社会对民企手中巨额“共轭”财富的“拯救”已匆匆起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创业人才孵化班”就是为这些可以坐拥万亿产权的“富二代”量身订做的理财功课。

今年9月开课的一个班级，共有30名学生，其中有7名是女生。这个“孵化班”的特殊之处在于班里30名学生虽都来自不同的专业，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家族企业老板的子女。这些民营企业的“少帅”们，除要完成本专业的学习外，还将在一年时间里系统学习创建企业以及经营企业的诀窍。

有分析人士认为，市场体系下，资产可能是属于特定某一个人的，但是企业资产还天然有其社会属性，个人无力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既是一个个人悲剧，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悲剧。该人士开出的“良方”是：“可以有一个约定，对那些企业敏感性一般的资产继承人来说，资产管理权实际上被剥夺，当然还是可以领取生活费用。对未成年的继承人来说，到了特定的年龄，资产的管理权也可以‘大政奉还’”。

但是，也有人担心，“空降兵”式代理人管理极有可能导致郎咸平观点中的“保姆成为主人”的后果，使原本充满复杂系数的产权平添新的“动乱”因素。

亲政还是疏政

均瑶集团1995年步入发展快车道，而目前的均瑶集团包含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均瑶集团乳业宜昌分公司等，这些“均瑶”系列树大叶茂，枝杈缠绕，盘根错结。

“均瑶”系交叉持股是明显的，但谁是“银河”中心，没有人能弄清楚。“一旦第一代创业人出现意外，产权的系统感染也就成了必然，而民企的产权所在的复杂背景，又注定创业人身后的处理需要十分复杂的‘技术’条件。”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上海理工大学王波指出，“我国缺乏产权边界清晰的所有权制度。大量的社会财富所有权仍然只是一种单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就不能为创业者的所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由于缺乏一种“终极”的安全感，在拥有“自己也没料到如此巨大的财富”之时，民企极易产生对政治力量的依附。

据介绍，均瑶集团有着上海首家直属市社会工作党委的民企党委，而温州其他企业也早早从政治的“沙漠”中走出。

11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到温州采访时发现，温州柳市的正泰集团大门一侧，比上次去采访时多了“中国共产党正泰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泰委员会”和“全国妇联正泰委员会”的牌子。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企继“发家”、“婚变”、“热造学历”之后的又一突出的现象。

王波认为，民企的政治冲动使很多企业家披上众多“第一”光环，身负沉重的“十字架”，迎合“政绩官员”，开演经济大竞赛，结果往往得不偿失。而富豪身后的产权更直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和社会风气、价值标准、道德水平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著名学者傅国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富豪处理自己财富时的态度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约束、舆论氛围等等有关。”王波指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有一句很好的话‘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伦理’。因此，民企不仅需要的是一张写满正道文化的药方，还应该远离政治，做实产业；应该加强自身道德修炼，洁身自好；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合情合理传递自己的家族财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 实习记者张亮/温州、上海报道

海外富豪如何处理遗产

分拆避风险

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自己的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做得更绝，它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

财产转移

2004年9月14日去世的台湾首富蔡万霖，仅仅缴纳了1亿多元新台币的遗产税。据《福布斯》报道，蔡万霖的财产高达46亿美元，约合1564亿元新台币，按照台湾现行50%的遗产税率来算，蔡家后人本应缴纳的遗产税为782亿元新台币。

然而在蔡万霖去世之时，人们才发现，其名下财产仅有3亿元新台币。原因即在于，蔡万霖生前早已通过各种途径将财产转移到子女名下。

蔡万霖在生前便中规中矩地通过投资子公司的名义，逐步把财产转移给子孙。此外，早年增资股票发行时，蔡万霖也按面值转让给子女认购。

私人银行理财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向富人或家庭提供的私秘性的银行业务，它并不限于合法规避遗产税，还包括替客户实现财富在获益、风险和流动性之间的精准平衡，也包括与财富管理相关的一系列法律、财务、税务等专业顾问服务。比如构建信托等架构，使遗产继承免除法庭冻结检验等有损财富价值的程序，并按委托人意愿得以保全和延续。在欧美地区，大部分的富豪家族都已习惯选择私人银行为其提供专业的私人财富管理服务。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家身故后将面临的诸多衍生问题，比如巨额的租税责任，企业的持续运营能力和资金维持能力，家庭和遗产继承，财产处理的市场风险，财产的变现能力等等。目前，国内已有这样的银行出现。

“巨额遗产害子孙”

近日，美国的有线电视公司老板约翰•马隆传出惊人之语：他准备把15亿美元的家产全部捐给慈善事业，而不给自己的子女留下半个子儿。

世界首富——微软大王比尔•盖茨宣布，他不会给他刚出生的女儿珍妮留下太多的遗产。英国房地产开发巨子彼得•德萨瓦里也宣布说，他死后，价值2400万英镑的遗产将全部用于兴办英国的图书馆业，而他的5个女儿谁也别想从他那里继承一个便士。

富豪们认为，太多的财产非但不利于孩子们成长，反而会毁了他们的前途。

慈善基金

在西方国家，遗产税被称为“罗宾汉税”，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税收很高，如遗产所得的税在某些国家高达80%左右。富人们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则可合理避税。比如在澳大利亚，基金会的收入和支出都可以免税。另外，在遗产捐赠方面，捐赠额可从遗产中扣除，不缴纳遗产税，这样做的目的是激励遗产捐赠。否则的话，高额的遗产税很可能让继承人仅得到极小的一部分。

因此，西方富豪们经常选择慈善事业做为避税和树立公众形象的途径。很多世界级的富豪同时也是世界级的慈善家。如美国的大富翁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两位在如何处理自己的庞大财产时几乎是一样的美式做法：“捐出去”。盖茨的财产超过400亿，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了超过250亿美元，他的遗嘱中宣布拿出98%给自己创办的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巴菲特则在遗嘱中宣布将自己超过30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出99%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记者　张亮）

亚洲富豪面临接棒之忧

用“岁岁年年人依旧”来描述新一期的亚洲亿万富豪榜似乎并不为过，上榜富豪鲜少变化的面孔给了人们太多的视觉疲劳。对于富豪们逐年看涨的财富，人们不禁要问，随着老一代亚洲亿万富豪们年事已高，富豪们交棒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评选出的亚洲亿万富豪榜显示，大多数富豪已是耄耋老人，有的甚至已跨入90岁高危年龄段。尽管在他们的带领下，亚洲经济由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穷困成为今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但对于寿星富豪们而言，“他们已不再年轻”，对于家族事业以及身后接班人的交接安排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十大亿万亚洲富豪榜单中，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富豪瓜分了半壁江山，马来西亚和韩国富豪各居两席，已经反目的印度支柱企业瑞凯恩斯集团两兄弟联袂荣膺亚洲第二大富豪。李嘉诚以230亿美元身价高居榜首，地产大鳄李兆基、赌王何鸿燊连排第三位和第四位。作为亚洲最长寿的亿万富豪，已届90岁的“塑料大王”王永庆名列第六。

■“富不过三代”挑战富豪

多年来，中国“富不过三代”的谚语一直在不停拷问亚洲富豪的后代。已在贸易、房地产和制造业等领域建立了庞大的家族产业的亚洲富豪们似乎并不需要为财富担忧。《亚洲金融》杂志早在2004年就指出，亚洲富豪的家族产业已掌控了该地区前100家大公司的四成企业，并分别在纽约和伦敦两地控股了38家和22家上市公司。

《新闻周刊》指出，与父辈们熟稔政府官员资源背景相比，仅靠哈佛商学院或者麦肯锡的培训，富豪二代很难延续上一代人打拼江山的辉煌。伴随亿万富豪的年事已高，围绕巨额家族产业的继承权纷争、兄弟姊妹间的操戈、股权摊薄等家族丑闻也时时在富豪二代身上显现。

也许，对于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亚洲富豪家族而言，子女共同持股或者共同管理家族产业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子女之间不和导致家族产业受挫的风险。

■不同富豪交班风格迥异

值得一提的是，严峻的现实不得不令富豪二代们在保持家族产业在本土的领导地位和迈向全球化之间做出选择。如马来西亚YTL集团董事局主席、78岁的杨忠礼，1955年靠一单修军火仓库的生意赚得第一桶金。随后，杨忠礼转战吉隆坡并在与外国巨头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如今身价达17亿美元的杨忠礼是马来西亚第六大富豪家族，也是马来西亚首家独立电力供应商，其家族产业涉及酒店、IT、水泥、地产、公用事业等领域，并拥有五家上市公司。

杨忠礼的大儿子现年52岁的杨肃斌目前操刀其家族产业，在将家族印迹渗透进本土和日本市场后，杨肃斌的下一个目标是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拿下公用事业建设大单，让YTL成为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

《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富豪目前仍然“战斗”在一线，掌控整个家族产业。但不同富豪在交班问题上也有不同风格。如台湾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占台湾股票市场10%市值的王氏帝国的接班人一直备受关注。种种迹象显示，王永庆有意交班其子王文洋。为了保持绝对控股权，王永庆通过交叉产权交易逐步提高家族成员在集团公司中的股份。
同样的困扰对于韩国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而言简直是场噩梦。为了将自己的股份顺利交给儿子李在容，李健熙不得不与高达15亿美元的遗产税“斗智斗勇”，甚至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马拉松诉讼。而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九则是不动声色地将4亿美元资产转至独子门下。

无论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富豪家族的建立模式惊人相似，正如福特和通用的创始人使其成为20世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一样，最终富豪后代将完全放弃对家族产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