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绍章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大规模推进，一批又一批硕士和博士纷纷戴上了学位帽，加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在看到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陆续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尽管还不算十分普遍，但却给纯洁的研究生教育抹上了不少灰尘。如果不引起重视，蔓延开来将会招致更大的祸害。比如，作为带教和指导研究生的导师们，要是在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上不能检点自己，拿不出一个“导师”的样子，甚至为贪图私欲而侵犯研究生的权益，这恐怕会给研究生造成不小的情感伤害，也会殃及到研究生教育本来应有的良好声誉。
但偏偏就是在导师这一环节上，最近几年接连不断地闹出了一些令人感到惊诧的听闻，纷纷见诸于报端，流传于茶余饭后。从这些研究生导师与其所指导研究生的关系上来圈点他们的职业操守，可谓五花八门，让人大跌眼镜。大抵说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陌生型导师
这类研究生导师特点是，不熟悉或者根本就不认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例如，《中国青年报》有发文以“研究生盲目扩招，答辩导师认不出自己学生”为标题，揭露了有些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疏远和陌生，在答辩会上，这些导师竟然叫不出自己学生的名字。由于指导的研究生过多，答辩前夕的一个月导师看论文“看得嘴唇发紫”。读罢这则报道，不禁叫人触目惊心，惊诧于现在近乎放羊式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不过，从导师自身角度来看，既然拿到了指导权，就应该履行指导义务。可是，有些导师却以自己“忙”为借口对研究生避而不见，三年下来，至多在“看”毕业论文时见上难能可贵的一面。如此说来，导师认不出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也就没什么蹊跷了。
有些高校也察觉了这类陌生型导师，于是果断采取措施，尽量控制这种尴尬的局面，如复旦大学去年实行博导遴选制，结果某些教授因为社交繁忙而名落孙山。可是，在整个中国，又有多少导师还仍然游离于校园之外，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如同行路人呢？
外行型导师
这类研究生导师的特点是，在所指导的专业上不够精通，有的甚至压根就是一个并非从事这个专业的外行人。时下，一些学科在申报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时，为了申报成功，不惜以牺牲研究生的受教育权为代价，聘请校内外一些有头有脸或者有职称有学位的人员来拼凑学科队伍，冒充导师数量。这种靠虚假包装来欺骗或者“公关”教育当局的行为，由于只关心导师的名头和职称而不考虑其实际从事的专业，所以难免混进一些外行。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立东教授在今年“两会”结束后，向媒体揭露了一些“圈内黑幕”，其中就提到了这类招摇撞骗的怪异现象。
试想，一个根本就不从事某专业的人，却打着导师的旗号装模作样地指导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谈何学术指导？外行型导师的存在，其实就是对研究生接受指导权的剥夺，并且还可能会间接蚕食研究生的其他权益，可以说贻害无穷。因对导师的指导不满而申请换导师、退学甚至跳楼自杀的报道已经有过；因外行导师的指导力度不够而无法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事例也时有发生。
好色型导师
这类研究生导师的特点是，不能严把师德关，在生活作风上存在污点，与女考生或者女研究生关系暧昧甚至发生性交易。例如，媒体报道传出了北京交通大学某教授以发生性关系为条件，给女生透露考研试题及答案的丑闻，随即发生了舆论地震。这当然是一起个案，但却潜在着响个不停的弦外之音。笔者经过长期调查和思考，去年曾以《好色导师面面观》为题批判了好色导师现象，该文在著名的天涯社区上一经发表，很快就有了几千个回复以及十万多个点击量，读者对此种丑陋现象怒不可遏、深恶痛绝，揭露出来的类似丑闻也蜂拥而至。可见，这个问题在有些研究生导师身上并非无中生有。
研究生教育设置导师制度的本意是指导研究生的品行和学术，让研究生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有一个提升。然而，偏偏有些导师把招学生演绎成了找情人，在考前给予“得力辅导”，考取之后又进行“快乐培养”，很是有辱斯文。笔者认为，导师应该在研究生面前摆出良好的教师姿态，而不是对这一纯洁的形象进行自我破坏。因此，就这类现象而言，在考试环节上，我们不应只责怪女考生“以青春赌明天”的不良思想，更应该去敲打敲打导师“以真题换此身”的卑鄙品行；在培养环节上，我们同样不应只去指责女研究生的不自重，更应该去拷问拷问导师有没有做到为人师表、自尊自爱。
剥削型导师
这类研究生导师的特点是，喜欢剥削研究生的劳动力或者侵占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例如，去年2月多家媒体报道，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生因不满导师的剥削而将他们的导师罢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另据了解，一位研究生还向某媒体记者诉苦说，导师的课题一个接一个，每天早上睁开眼就要帮导师干活儿，干的大都是低层次、重复性劳动，如整天泡图书馆查资料，在电脑上制作表格、打字、填数据。众所周知，平等性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学认为的新型师生关系之特点，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性质上已经不再是义务教育，而是一种权利教育。从教育消费观上来看，研究生其实就是教育消费者，有权享受导师给予的优质指导。但是，有些导师却歪曲了这一现代教育模式，打乱了平等秩序下的培养格局，把自己的研究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任意支配和使用。
于是，研究生变成了导师获取各种利益的工具：导师开了公司，就令其研究生去打工，美其名曰“实践锻炼”、“勤工俭学”、“创造机会”，而实际上是在明摆着剥削和压榨；导师有了课题和项目，自己作为负责人不去做，却让其研究生帮他研究，到头来给点零花钱打发一下了事，有的甚至不仅分文未给，反而还指责研究生没有做好；研究生潜心写出了论文，导师却抢去了第一署名权，并以“方便发表”作为常用遮羞布。
生活型导师
这类导师的特点是，在学术上很少指导研究生，但在生活上却与研究生打得一片火热，经常与研究生花天酒地、称兄道弟。这与陌生型导师正好相反，如果说陌生型导师是由于社交繁忙或者假借此为幌子不见研究生的话，那么，生活型导师则却以请客吃饭、旅游玩乐为纽带来维系与研究生的频繁接触。导师与研究生处理好关系本是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应有之义，在生活上照顾研究生，与他们“打成一片”也无可厚非，但完全沉浸在生活娱乐之中而不给研究生以学术上的指导也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有的导师之所以与研究生在生活上如此火热，是由于其在学术上没有多少真才实学而利用这种方式加以弥补；有的则是基于个人偏好喜欢与年轻人或者同龄人拧在一起；还有的可能是为了寻找玩伴。但不管哪一种情况，这种以生活娱乐作为学术指导替代品的做法，实际上冲击了研究生接受学术指导的机会，浪费了他们自我研究的宝贵时间，超过了一定的度，还可能会影响到良好的学风和教风。
笔者甚至还听说出现了攀比现象，但比的不是哪个导师指导学生负责任、有效果，而是比哪个导师请学生吃饭次数多、档次高。研究生导师之间要是在这些非学术化的生活指标上展开了竞赛，那么，指望其培养出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无异于盼望太阳或者月亮从西边升起。
当然，研究生导师五花八门的职业操守不止这些，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研究生导师能够忠实于人民教师的职责，认真培养他们的研究生。但是，上述几种类型导师的存在，却有损于整个导师群体的声誉，更有损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从导师自身内因角度着眼，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在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上时刻检讨自己，放松了对职业情操的坚守，从而在与研究生关系定位上发生了偏差甚至错乱。
按理说，我国并不缺乏高尚教育情操的传统，古代教育家孔子就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作为当教师的首要条件，认为“教不倦，仁也”；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曾尖锐批评过学生中师生关系不好的现象，“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近代著名教育家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都无一不是怀着深厚的情感去培育学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感人的事迹，如陶行知先生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精神，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被毛主席称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些教育楷模留下的优良教育传统和宝贵教育财富，应该为我辈为师者珍藏起来，好好斟酌一番。
记得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去世前曾留下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想，作为研究生导师的知识分子，应该率先垂范、带个好头，在职业操守上脱掉五花八门的外衣，穿上货真价实的“导师服”。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