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或者更广泛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世界级的大学？我认为实际上有很多原因，我想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中国需要世界级的商学院来培养世界级的商业人才。第二，中国也需要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创造世界级的大学、世界级的商学院有哪些必要的条件？我认为以下几个条件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之初我离开了中国，经过二十年以后回来，感觉变化非常大。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按照消费能力计算，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位。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小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中国是具备的，所以中国有可能产生一流的商学院。第二是人力资源，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中，有一大批华裔学者，这些人对中美文化差异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应当像美国、加拿大一样，不拘一格吸引各种学科的人才和一流学者。第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我通过报纸看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很多，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大学的进步非常快，另外还有不同体制的学校出现，像中欧、长江商学院作为李嘉诚基金会赞助的非盈利教育机构开创了非盈利私立大学的先河。教育部对长江有大力的支持。第四，商学院的运营机制问题很迫切。我强调一点，除了国立管理学院以外，也需要一些私立的非盈利的商学院。在北美包括欧洲，绝大部分一流商学院都是私立的。第五，创造世界级的商学院还需要世界级的教授，这些教授的特点是能做研究。教授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把学校或者学院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教授是最关键的资源，决定了投入产出增值的大小。今天沃顿的ＭＢＡ毕业生找工作非常困难，明年是否还有学生报考呢？肯定会有的。为什么还会继续报呢？因为聚集了世界优秀的学者和教授。世界级的教授是稀缺资源，这就造成了一流教授物以稀为贵的局面。世界级的教授应当从哪里产生？我认为主要是从北美和欧洲学校。为什么会这样？主要与管理教育历史有关。北美管理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管理方面强调研究，也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中国真正对管理教育有需求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市场经济才有这样的需求。一旦有这个需求以后，需求的膨胀非常之快，教授从内部培养跟不上了，这就确定了必须要吸引外来的教授。
　　在我前面发言的张维迎教授、张国华教授都强调了商学院的研究功能。为什么要强调研究呢？我认为，在管理研究上，是商学院归根到底能不能做好的竞争优势，这是战略优势。美国的管理教育并不是一开始就强调研究的，195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管理现象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管理教育的提升是需要科学、系统的管理研究的。这个报告奠定了现代管理教育的基础，从此以后，管理学院真正开始。以前完全认为就是一种简单的培训，不需要什么研究。从那以后，各个大学都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另外，中国管理教育的初级阶段是洋为中用，基本上停留在翻译西方教材，进行简单加工。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写出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研究教材，这是中西贯通，中西贯通在洋为中用之上。而真正要做到中西贯通，主要还是靠那些在世界一流学校受过教育，做过一流研究的学者，因为他们掌握并参与了创立世界级管理理念的方法和工具。这些工具有很大一部分是通用的，经过努力并可以改造适用于中国经济管理与研究。这套理论可以研究中国的经济，甚至做中国企业的研究。
　　中西贯通也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造纸、火药，但是现在美国造纸的时候，生产火药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到西中贯通。这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能够生产出一流的纸张，造出一流的火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管理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再不用世界一流这几个字了。我们也不用再提中西贯通。

现场问答
　　听众提问：凭您的理解，国内现在最好的商学院，中欧、北大、清华、长江商学院跟国外一流的商学院相比，比如哈佛商学院，差距在哪里？如何缩短这个差距？长江商学院在今后五年，为了缩短这个差距，主要想在哪几方面进行提高？工作的重点在哪里？
　　陈宏：北美的几所优秀大学也不是完全用同一个模式做出来的。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特色。总的来说，最主要的差别还是教授，能做研究的教授是非常缺乏的。当然了，要吸引住这些教授，留住这些教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体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
( 长江商学院学术副院长、教授 陈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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