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意义何在

一周前《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在上周引发了一场高等教育界的全美大讨论。在这篇名为“大学教授意义何在？”（What’s the Point of a Professor?）的文章里，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任教于美国埃默里大学英文系的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教授提出了一个刺耳的观点：那些本来应该是“精神楷模”（moral authority）的大学教授们，现在已经沦落为跟精神无关的“颁证人”（accreditors），除了给学生打个A之外，对学生再无影响可言。
文章指的主要是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的关系。
鲍尔莱因说，在1960年代，只有前15%的学生能拿到A，而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上升到43%，这就意味着，反倒A是最容易得到的评价。同时，教授们对本科生都格外客气，美国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1%的学生说教授对待他“像同事/同行”一样，只有8%的学生经常听到“对他们学术情况的负面反馈”。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在于，本科生和教授们在课余的接触时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在大学一年级，有33%的学生说他们从未在课堂之外与教授说过话，42%的学生只是偶尔这样做。大四的学生中与教授完全没有接触的比例低一点，为25%，40%的学生会偶尔和教授在课外时间聊天。
但是不管对于大一还是大四的学生来说，上面的数字都令鲍尔莱因忧虑。他回忆了自己198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时的情形，说那时候，当从他们英语专业成排的教授办公室门前走过的时候，等待与教授交流的学生大排长龙。虽然大一的时候上大课有400人，但是到了高年级，选好专业后，就已经能和几位教授非常相熟，能够经常聊天，并且是长聊。但是当他今年2月一个晴好的下午回到母校的时候，发现老师办公室所在的走廊非常安静，英语系有1400名学生，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与教授交谈的还不到五六人，而老师的办公室，也只有八分之一开着门。
问题的关键在于，鲍尔莱因认为，这体现出整个美国教育的功利化倾向。现在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关于职业而非理念。当薪水比智慧更重要时，教授的角色就变了。1967年的美国大学新生调查（American Freshman Survey）显示，大一学生在回答“你认为最本质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时，86%的受访者选择“形成有意义的人生观”，两倍多于“在经济上非常富足”。但是现在，人生观的选项已经跌至45%，而财富飙升到了82%。
鲍尔莱因认为，人文教育的核心时刻，恰恰表现在学生与教授在课余的接触，并且这应该双方的共识。即便是在1960年代的学潮中，哈佛的激进学生也没有人针对教授闹事，他们攻击的是学校的行政部门，认为管理者背叛了教授所代表的最好的东西——象牙塔里的自由探索空间。鲍尔莱因说，只有在课外的互动中，教授作为“精神楷模”的时刻，学生对教授的洞察和效仿才开始，他们会关心教授的信仰、在授课之外的智慧，以及教授们几十年的阅读、写作、思考、研究的经历，本科生应该有一个阶段，就是对博学者着迷，通过对某个学术榜样的仰慕和与之斗争，形成更完整的人格。
但是现在有两方面的因素正在瓦解这样的时刻：一方面是教授们的科研压力，让他们不愿意抽出更多的时间与本科生交流，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学生有太多的事情让他们分心——健身、社交网络、社团活动，他们已经成了校园文化的消费者，失去了学生的本质身份。学生对教授的评分系统，就像售后评价一样。作为精神导师的教授和作为信徒的学生，已经消失了。
鲍尔莱因的观点让一大波美国教授表示伐开心，教授们表示太委屈，声讨之声在各种博客发出，《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名为“那篇关于教授的专栏到底想干啥”（What is the point of op-eds about professors?）文章对于鲍尔莱因的观点给出了系统的批判（代表众多同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鲍尔莱因有美化1960年代之嫌。L.D. Burnett发表在在美国知识分子历史研究博客（U.S. Intellectual History blog）的文章“贩（出）卖旧日好时光”（Selling (Out) the Good Old Days）指出，鲍尔莱因说1960年代是学生敬畏教授的黄金年代纯属一厢情愿，那时候的激进学生同样指责教授为了粗俗的物质利益而牺牲教育理念。
2.就算你说那时候学生敬畏老师，现在情况不同，并不说明美国教育在退步，而恰恰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进步，因为现在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它接纳的学生更加多样，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Kevin Grier说，1972年，在全美18-24岁的人中，只有25%的人能够注册进入学位授予机构，到了2012年，这个百分比已经上升到41%。大学实际上已经从偏向于精英转向拥抱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阶层。拿到学位的西班牙裔已经从13%上升到37%，非裔则从18%上升到36%。鲍尔莱因怀念的那个旧日好时光实际上是精英化且种族主义的。
3.鲍尔莱因描述的事实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作者引用东得梅因（the Harvard of East Des Moines）一位年轻老师的吐槽，他说每天他都忙死了，教学太忙，根本都没时间做讲座（明明这个更有利于他的学术影响），但是他和学生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不是说office hour 坐那等学生来答疑就行了，事实上简直是保姆一样，要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情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工作没有那么显眼，你们在讨论高等教育的时候，就把我们忽略了，真够可耻的。
4.综合性大学这种情况也许有，小学院就好很多，《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上发表了拉格朗日学院一位政治学教授的回应，主要的意思是，他们学校的教育理念非常注重教授对学生的影响，当他们的学生听说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连自己上过课的老师名字都不记得的时候，表现出了不可思议和愤怒。
5.鲍尔莱因被骂的够多了，《纽约时报》也应该被骂，你们一贯就喜欢刊登这样的文章，你们就是精英视角，武断地从宏达叙事忧国忧民，请求你们还是不要这样了，毕竟你们是全国大报，影响力大。
鲍尔莱因所在的埃默里大学稳居全美20所顶尖名校之列，他2008年的一本书，《愚蠢的一代：数码时代如何让美国年轻人变蠢并危及我们的未来》（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获得了了诺提勒斯图书奖，他自称教育上的保守者。
Salon.com也针对此事在上周对鲍尔莱因进行了采访，采访中，针对激起的各种批评，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一是自己的论断是基于各种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二是大学四年对于人生来说十分重要，这段时间应该更多地用来思考人生问题，完善人生观，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时候了。第三，现在的学院已是泰坦尼克，拯救的方式是把花费在无用研究上的大量资金转移到授课上，聘请更多的讲师，同时搞科研的教授，要放慢发表作品的脚步，学校应该奖励教授和学生的接触。——总而言之，让我们从学术工业生产的模式中走出来。
周报君此时一边看美国的热闹，一边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古训，咱们似乎也该重新捡起来了。
欧洲“彩虹指数”苏格兰最高

本周《独立报》发布了ILGA（国际同性恋、跨性别者及兼具两性特征者协会）—欧洲的统计，在48项指标中，苏格兰满足了92%，成为全欧对LGBTI群体最为友好的地区。这48项指数包括各国对相关人群在就业、婚姻、家长、权利，对跨性别者和兼具两性特征者的承认，以及打击仇视犯罪措施等方面的表现。自从去年苏格兰法律承认同性婚姻，苏格兰的该指数达到92%，超过英国的86%，成为得分最高的国家。
得分最低的是阿塞拜疆，俄罗斯倒数第二。
霍金担心人工智能

在本周于伦敦举办的2015时代大会上，斯蒂芬·霍金在5月12日发言说：“电脑能将在100年之内用人工智能反超（overtake）人类。当这发生时，我们需要确保人类和电脑有同样的目标，能够结盟。”
“未来将是一场科技愈加增强的力量和我们如何对其加以运用的智慧之间的比赛。”
去年12月，霍金在接受BBC的采访时，也曾说“完整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意味着人类种族的灭亡。”
今年早些时候，霍金在致特拉斯创立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公开信中，也警告说，人工智能不能不受限制地发展。
霍金说，从短期来看，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问题则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被控制。
《科技世界》（TechWorld）的记者Sam Shead说，人工智能是全世界所有科技巨头追求的目标，包括谷歌和脸书。现在人工智能已经置入我们每天使用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苹果的Siri。谷歌的无人机也是极大地倚赖于人工智能。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硅谷现今有超过150个创业团队在研发人工智能。
彼得·盖伊去世，大师逝去的年代

耶鲁历史系的一面旗帜，91岁的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上周去世。周报君非常感慨，今年，从“风险社会”之父乌尔里希·贝克，到君特·格拉斯，已经有几位西方人文大师离开了我们。今年，二战结束已经七十年，这就意味着，如果将二战作为现代秩序最终成型的重要事件，那么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已经年逾70。这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一批人，他们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失序到秩序的形成，他们的思想中带有更为深切的历史烙印和特殊的时代命运，并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心灵。人生有限，岁月无情，我们注定要迎来这个大师纷纷逝去的年代，并等待着新人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