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每年大学的“排名”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亚洲地区，尤其是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所及的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其大学能够名列前茅的，几乎都是“国立”大学，这和美国顶尖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都是“私立”者迥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地区的大学大多成立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而且，都是西力冲击下的产物，大学基本上都是“国家所立”，属于国家所有，在资源、人力、课程的配置上，倾向于科学、医药、法政、经贸、语言等实用学科，与西方传统大学浓厚的人文、艺术气息相较，风格可谓截然不同。

    亚洲的“国立”大学在某些层面颇能符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说的“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养士之义。然而，黄宗羲对于学校的期待还不只如此，他说，设立“学校”还要“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换句话说，是要培养具有“诗书宽大之气”和思想独立自由的“国民”。我想，所谓的一流大学也应该以此为职志，尤其是“国立”大学，必须超越“国家所立”，成为“国所以立”的大学，作为国家立足的根基。

   （摘自《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作者：林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