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理论与实践紧密围绕“私有制与公有制，以及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这组核心问题，形成了两大阵营，进行了深入的激烈的争辩和斗争。粗略地看：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是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为主要力量推动发展的世纪；20世纪是政府干预和公有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纪；21世纪是以混合经济为主流的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发展混合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混合所有制等同于混合经济。

一、近代经济理论的前期准备

14、15世纪，世界酝酿重大变化。在中国，明朝初期郑和（1405—1433）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在地中海，一些城市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最初萌芽。特别是15世纪末，哥伦布的大发现开发出新的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新型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由从事商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活动，打起人文主义的思想旗帜，反对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禁欲、超尘和出世的思想，反对一切遵从上帝的旨意，发起了生气勃勃的文艺复兴活动，产生了重商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较早就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比如：汉武帝时桑弘羊坚持铸币权集中统一，唐代出现工商业行会组织，北宋发明纸币并得到广泛应用等。但是，由于缺乏欧洲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缺乏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中国通过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分化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极为缓慢，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

二、19世纪的私有化经济

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但主要是资本主义思潮，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占主要地位。

1.资本主义思潮高涨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认为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之心，利己之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主张自由放任，反对过度垄断，反对殖民地政策; 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只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国富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思维范式，为经济学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称为“资本主义革命理论”。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界有着近乎于神一样的地位。

其实，亚当·斯密不光著有《国富论》，还有另外一部鸿篇巨著《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这部巨著中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国富论》； 他详细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中的本质作用，如果缺少道德的作用，社会就会迷失方向。亚当·斯密实际上并不提倡绝对的自由市场，而且认为绝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亚当·斯密本意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正确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应该是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视为同等重要。如果只知道《国富论》而不知道《道德情操论》，最多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遗憾的是，在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资本主义浪潮汹涌澎湃，社会更重视经济利益而不是道德情操，很多经济学家偏爱自由市场，经济自由的主张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市场经济主宰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甚至把《富国论》捧为经济发展的圣经，把“看不见的手”作为市场经济永恒的基本原则，却把亚当·斯密本人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论》完全忘却了。

随后，一大批亚当·斯密《富国论》思想的信徒，不断地深化、修改、完善和发展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比如：大卫·李嘉图(英：David Ricardo, 1772-1823)，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深刻、尖锐、明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斯蒙弟(法：Sismondi, 1773-1842),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出发，创立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表了《论商业财富》，强调财富与国民享受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与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自动积累的唯一目的”。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强调任何经济现象和过程“都有不止一种的原因在发生作用”，并在经济研究中运用经验方法，建立起了人口科学的理论体系，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深刻地指出“人口增殖力，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相比，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tiste Say, 1767-1832)，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门“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提出了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消费是目的。萨伊建立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开创了供给学派理论先河。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 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76)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Murie-Esprit Leon Walras, 1834-1910)，在继承和发扬古诺（Cournot,1801-1877）和戈森（Gossen,1810-1858）边际经济概念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发起了边际革命。他们应用心理分析技术、数理分析技术和统计分析技术，着重分析人的主观欲望的各种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从而对财富的定义、分类、价值、价格、分配、交换、资本积累等问题，都提出了一整套与以往经济理论不同的见解，开创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称为“边际革命理论”，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这三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在《财富的分配》书中，进一步深化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Fridrich von Wieser）在《自然价值》书中，系统阐述了机会成本概念，用归属法分析货币的边际效用及货币对价值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了系数效应论和无差异论, 指出效用虽不能用基数加于测定，但完全可用序数排列其大小。帕累托还在分析集体满足最大化的状态基础上，提出了帕累托适度和经验性分配法则，即帕累托法则。正是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工作，使得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技术手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到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以折中主义手法，融合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应用“连续原理、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揭示了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分析了经济规律的性质，认为经济规律表达的不是各种现象之间带有必然性的确切的数量关系，而是带有概率性质的大致趋向。马歇尔建立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全新体系，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达到新的高度。

2.社会主义学说产生

在资本主义思潮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矛盾不断加深和尖锐，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私有制社会，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出现，迫切需要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因此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学说。

首先是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萌芽，受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影响，欧洲大地18世纪涌现了梅叶、康莱里、马布利、巴贝尔等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勾画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蓝图，强调人人劳动、按需分配计划经济意义。

随后又出涌现了圣西门、付立叶，欧文、卡贝和魏特林等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对立的一个学派，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理论巨人为师，以他们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学说为出发点，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学习、批判、继承和发扬，吸收和改造了2000多年人类思想与人类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原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批判了国家的“异化”和“金钱的异化”，指出私有制是形成现代阶级对立所以产生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以劳动力为商品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资本家对雇用工人剥削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关系将会随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揭示了社会关系中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规律，确立了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科学体系，指明了资本积累、流通及其历史趋势。马克思还分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新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资本论》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不过，总体而言，虽然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罪恶，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运动不断发生。但是，应该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的世纪，整个社会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主导，亚当·斯密创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发展，占据了经济理论发展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英、法、德三国分别在1640、1789、1848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起到了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理性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后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两大思想武器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使人异化，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

三、20世纪的社会化经济

20世纪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思想和政府主导市场的社会化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不但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次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自由市场激烈竞争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理论和措施得到广泛的认同。

1.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继续深化

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谜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推进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提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行为理论》，进一步发展货币理论、经济波动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为中心，坚持奥地利自由放任传统，形成了奥地利学派。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莱昂纳尔·罗宾斯提出对经济学界有深远影响的新的方法论，以英国伦敦为中心，坚持英国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形成了伦敦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 奈特、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谬尔达尔，出版《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等一系列著作，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依存关系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中性货币”概念，总结出货帀与经济波动的理论，并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推崇经济自由主义，形成芝加哥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经济发展理论》，首开创新理论先河。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1934年发表《资本理论研究》，建立了弗莱堡学派理论的三大支柱。德国另外一位经济学家路德维尔艾哈德，1957年出版《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建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为德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理论支持。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以供给为着眼点，比较重视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作用，深入分析税收与税率关系，提出“拉弗曲线”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政府的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阿瑟·拉弗主张从供给出发稳定经济，成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对里根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1972年出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选择对公共物品是无效的，提出了公共选择的规则，建立公共选择学派。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名著《资本主义和自由》在全球产生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盛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政府干预会降低市场的效率，强调供给管理的逻辑。世界政治舞台诞生了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二战后的经济框架统统打碎，采取放宽金融的做法，推进市场自由化，其结果虽然助力了美国经济复苏与提升，也为二十世纪末经济泡沫和二十世纪初金融危机埋下了苦果。对此，全球一直在反思。

2.政府干预理论得到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以凯恩斯为主的另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发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凯恩斯既不像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忘还于象牙塔中，也不像一些政客醉心于仕途，而是围绕实际问题展开理论研究，根据研究的结果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政府角度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固有思路。凯恩斯在深入总结20世纪初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国家应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形成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宏观经济学，称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提出“资产持有形式”理论，主张将凯恩斯思想体系与古典经济学融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和琼·罗宾逊主张彻底分离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联系，系统阐述不完全竞争理论，以《斯拉法之谜》动摇了局部均衡论的根本，形成了新剑桥学派。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萨缪尔森和索洛，深入分析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彼消此长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深入分析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奥肯定律”，认为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也称充分就业GDP)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这条法则对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对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有指导作用，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德怀特H波金斯进一步深化发展经济学，指出：随着技术革新和市场变化，不同国家之间，不存在稳态的收入水平。七十年代罗纳德·麦金农，提出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问题，进一步分析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强调金融、外贸、财政政策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继承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等早期制度经济理论，注重制度分析，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制度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阐明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建立了新制度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提出改良美国经济“二元体系”观点，在企业权力结构基础上，注重社会权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利用实验法研究消费、收入、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领域问题，分析了世界贫福分化和不平等问题。美国另外三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论证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等现象，以及为什么说包括政府在内的外力干预是实现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为世界各国，特别为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序达到空前程度。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面对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形势，为了摆脱国内外不利因素，再次走到经济发展的前台，适时调整发展思想和政策，对实体经济层面受困的公司施以援手，继续发挥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

3.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深入发展

在政府干预理论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相向得到发展。

在苏联，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指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或叫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两个相互衔接而又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为后者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列宁还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形式。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的思想，强调指令性计划。在苏维埃革命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推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把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计划经济，甚至滥用计划手段，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苏联计划经济积累和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以致成为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思想，强调“四面八方”努力，为革命与战争事业保障物质供应上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四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第一次是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第二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第三次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第四次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发展进入速度换挡、结构调整、模式转换的新阶段，改革进入“矛盾凸显”的深水期和时不待我的攻坚期，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前30年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一个遭受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世界最贫穷大国，建设成了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国家，取得了建国初期恢复经济稳定发展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果，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时期也确实存在计划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在一些领域出现过于市场化的极端现象，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

在东欧、亚洲、南美等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也在积极探索，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也一直是热烈讨论的主题。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参与生产资料管理。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集体出版了《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主张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起来，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而只是表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一个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补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他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的和政治的源泉”。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得到一定的发展。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在其著作《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世界将何去何从》前言中指出：理性的实用主义可帮助我们抵御巨大灾难，免受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误导。

总体而言，在20世纪经济政治生活中，政府干预主张和自由竞争主张轮番上阵，但政府干预主张似乎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占据了上风。而且，无论是资本主义学说中出现的政府干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张，还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公有制经济和保障社会公平的要求，事实上形成了一股以政府主导为重要特征的社会化经济的主流。特别是20世纪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化经济这股主流更加汹涌澎湃。社会化经济强调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性，不光是少数人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事；希望不光少数人是有产者，而且要让大多数人成为股东，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基本保障、分享发展成果。

四、21世纪的混合经济

1.迎接混合经济时代

展望21世纪，是以混合经济为主流的世纪。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纪，过分强调私有经济是有害的，过分强调公有（集体）制也是有害的。过分强调政府干预，认为一切都是协调不力的结果，是有害的；过分强调自由竞争，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一切都应该由市场决定，也是有害的。仅从供给的角度，过分强调供给的重要性是有害的；仅从需求的角度，过分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也是有害的。在混合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增加了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的供给，加强了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大力发挥市场的作用。全球经济体制正处于纠偏的过程，混合经济，及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实践理论，必将有一个深度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至今五百年，都在不断地深化、修改和完善，共同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思想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证明，无论哪一种纯粹单一的经济形式，都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在近代历史中，特别是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有制形式也在不断演进。比如，在宏观层面，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早就开始逐渐向私人经济和社会化经济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或者“双重经济”转轨，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很多普通家庭都拥有股票；中国民营经济近三十多年也取得长足发展。在微观层面，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和相关机制建设，比较好地克服了私人企业“家族管理”和国有集体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进一步淡化了纯粹私有制和纯粹公有制的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在1941年发表《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早就提出“混合经济”概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也专门论述了“混合经济”，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但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更为重要。萨缪尔森特别建言中国经济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当今世界，经济思想潮流变化的重要趋势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生产方式的重要趋势是“网络化和社会化”；经济政策的重要趋势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相机抉择和协同运作。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不同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换产品，交换货币，交换信用，客观存在着一个由各种经济主体形成的网络和多重均衡。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有机联系越来越密切。表现为结构的调整和系统的调和，调整和调和的结果必然形成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并行发展或者交叉持股融合的经济；是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是个人计划与宏观规划相结合的经济；是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和消费并存的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主体、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多种市场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相互补充发挥作用的经济；是包括混业经营、协同服务、综合监管的经济。简而言之，混合经济是公私混合的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这种趋势是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体现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图3-1描述了混合经济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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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混合经济形成过程

2.混合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无差别化，消除经济所有制之间的藩篱，使所有人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爆发式的发展，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相互参股、联合生产组建公司构成了多种经济成分，促进了中国特色混合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就业主体、经济主体和税收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2014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超过百分之六十,税收贡献超过百分之五十，新增就业贡献达到百分之九十。但是，在发挥自由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资源消费过度、无序竞争、产能过剩、浪费严重，过分依靠市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甚至政府直接成为市场运动员，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走向了极端。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地吸取教训，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路线和政策。

3.促进发展中国特色混合经济理论和实践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与政府互动的机制。政府和市场都能够各有作为，也都可能存在“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协同运作。市场作为一种内生的无形力量，无时无处不在发挥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特别是在微观上，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应该“不扰不烦”，交由市场调节，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建立起更多更好的“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相信和依靠我们的发明家，只要有合适的机制，也能够创造出iPhone 这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但是，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即使在市场调节可以广泛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包括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市场化的需求和供给，但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市场化，出现需求过高、供给过剩的现象，造成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因此，政府在有关国家整体经济布局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在民营力量不愿意进入的或者民营力量难以办好的领域，以及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政府需要直接进入或者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调控。特别是在宏观上，为了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必要作好宏观规划，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关键性物品，如农业、国防科技、货币供应、健康安全等，要牢牢掌握和加以调控，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经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先立后破”的行事规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求。中国改革已经走到 “深水区”，很难有露出水面的石头可以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立后破、不立不破，不失为深化改革的途径。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还有助于社会管理层牢牢掌握主动权、控制整个局势。因此，在推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旧制度不起作用，新规则没有建立起来，造成无所适从的现象，出现真空期，出现社会的集体迷茫和无方向感。在减政放权、创新创业、民生兜底等改革措施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减政放权并非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需要政府改变发挥作用的方式。比如由原“事先审核”为主转到全过程的“监测、指导、评估、服务”。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考虑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并行发展的思路，在更多更深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公平的市场机会，建立民营企业投资权益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可考虑交叉持股融合发展的思路，按照“规范化、公开化、有序化”的原则，学习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面集体所有制”的做法，建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新的独立的、健全的市场主体，体现“谁投资、谁经营、谁占有、谁支配、谁受益”的权益。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混合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混合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一些新的重要特征，比如整体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不但有微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而且有宏观的综合形态，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混合经济是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经济，是经济社会本质的回归，强调以人为本，构建符合人性和伦理之维的市场秩序。混合经济是“普世性真理”与“特殊性国情”有机结合的经济，这种经济以开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认识我们身边的世界，更加理性地创造需求和供给，改善人民的生活。混合经济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平衡发展的必然，存在连续关系，不宜非此即彼。在多元世界，无论是公有领域还是私有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公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在公有和私有之间的中间地带，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客观存在，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在研究中要努力克服“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与逐浙单一的学术论文发表趋向”之间的矛盾；我们在深化各项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但是不能简单地混合化。比如，推进国资企业深化改革，不能简单地把混合所有制等同于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只是混合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我们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但似乎不能一刀切套用混合所有制。我们还是应该强调，根据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企业“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因素，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内在活力以及外在适应力为目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总之，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反思，有助于深化理论、更好地服务和指引实践。科学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以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形式推进，不同时期的人类认识，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都不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300年的近代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前行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社会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21世纪，是一个混合经济的世纪。混合经济是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市场手段与政府手段互动的经济。但是，不论经济理论和经济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核心要求——信用建设，不但没有变化，而且更强烈了。

混合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近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是一个后起者，基础薄、经验少、理论乏，但有后发优势，把握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路线和政策，坚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融合发展，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互动，坚持需求与供给共同创新，坚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协同运作，就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邹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