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   作者：韩戍

内容提要

只要回顾清末甲午战争到民初五四运动二十余年间的中国社会史，就会发现自杀、暗杀和好杀，持续成为那个时代部分知识人的核心行为之一。许多人都以“死”这种激烈方式作为对过渡时代积极或消极的回应。

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畔自杀，他在遗书中就说，惟恐自己势单力薄，自杀不能引起轰动，所以愿意和同样忧患时局的人结成团体。

1897年，梁启超在名文《过渡时代论》中，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总结为中国的“过渡时代”。所谓过渡，即含有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全面转型之意。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政治上民众愤慨专制，却无法组织出更好的政体；学问上学者鄙视考据词章，却不能建立起新学术而代之；风俗上社会普遍厌弃三纲五常，却开不出被普遍认可的新道德”。因此，过渡时代也是一个青黄不接、险象环生的断裂时代和“恐怖时代”。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人，面临着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危机，由此普遍苦闷、彷徨，无法承受甚至或生或死都是可以想象的。

在过渡时代中，一般人生既不易，死就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只要回顾清末甲午战争到民初五四运动二十余年间的中国社会史，就会发现自杀、暗杀和好杀，持续成为那个时代部分知识人的核心行为之一。许多人都以“死”这种激烈方式作为对过渡时代积极或消极的回应。尽管在后来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在“反右”、“文革”中曾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但都没有像清末民初那样，自杀行为承载着丰富而多元的思想内容，并激起喧嚣而广泛的公共舆论。那时的知识分子何以会选择如此激烈的行为作为结束生命的方式？激烈行为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舆论界为什么会对自杀等激烈行为如此感兴趣？当事人是如何通过自杀想象、自杀言说和自杀行为最后实现并完成“自我”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考虑，可是由于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个谈论自杀的传统，在正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学术史著作中，不会对此有所关注，更不用说给出合理的解释。

不过，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引进，自杀现象在当代已经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域。继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自杀与幸福生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之后，最近又出现了《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这部研究中国式自杀的力作。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作者海青以晚清民国知识人的自杀为研究对象，在书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中国式自杀的强烈意图性；自杀言说中体现出的权力关系；自杀是当事人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尽管三个问题未必具有逻辑上的直接联系，但却以自杀为关键词，围绕着自杀事件层层展开。全书既有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又有纯粹思想史、哲学史的分析，又利用了不少文学方面的材料，文笔俊美，叙事手法独特，新意迭出，读来饶有兴味。

自杀关联着宏大叙事

对今人而言，世俗时代之下的自杀事件，几乎不会与各种宏大叙事有关，属于纯粹的个人行为。但对晚清民国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却不是这样。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自杀事件，有一部分就与国家、民族主题相关。如陈天华“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吴樾携Bomb截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秋瑾英勇就义(其实质是自我寻死)，其背后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国家、民族指向。对当事人而言，普遍将激烈行为赋予巨大的时代意义，笃信通过身体的牺牲，可以达到警醒社会的效果并激起民众普遍的爱国心和同情心，进而达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比如陈天华，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一是靠办报以引导舆论，二是靠自杀以影响社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此种思路正好印证了海青的结论：革命年代中国人的激烈行为，时常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成为当事人介入社会变革最直接的方式。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许多自杀的知识分子往往还教唆人自杀，即希望自己的行为成为样板，在社会上引发示范效应。典型案例是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畔自杀的梁济(梁漱溟之父)，他在遗书中就说，惟恐自己势单力薄，自杀不能引起轰动，所以愿意和同样忧患时局的人结成团体。如果相约一人先死，其他人前赴后继，必定会在社会上引起大的震动，从而改变中国人无责任心，道德败坏，社会停滞不前，世风日下的现状(《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244页)。因此，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自杀往往需要一番精心的事先安排，甚至要考虑到在自杀之后如何登报，如何报丧，如何公布遗书，如何对民众宣传，以便将自己死亡的意义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引起影响。

这种精心安排、带有极强目的性的自杀，社会舆论未必持赞成态度，也未必希望后来者效仿，但对自杀者的精神追求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自杀者希望引发影响的遗愿，他们也积极配合帮助完成。就如陈天华、秋瑾等烈士的殉难，在知识分子们的反复鼓吹和书写下，的确一度成为社会动员的巨大引子，对清王朝的灭亡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就连那些只是一些非常偶然的自杀事件，也被敏锐的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改头换面，拿来当作社会动员的样板。如在保路运动中，所牺牲的“烈士”，很多都是和运动风马牛不相及的青年，却被强行嫁接入烈士谱系，成为追悼会和演讲会的主要题材，以团结参加者，激起民众义愤(陆建德：《烈士之死———关于保路运动的札记》，《东方早报》2010年4月11日)。五四时期一些见于报章之上青年学生的死，也可能是在上街游行之后奔跑过度肺病急发吐血而亡，可是却被追捧为忧愤而死“烈士”，在杜撰的“烈士”轶事的反复宣传中，逐渐显示出其对立面———北洋政府的失道性。

自杀背后的他者言说

海青发现，他者的话语介入到诸如自杀之类的激烈行为内部，塑造了行为本身，甚至遮盖了行为的本来面目，是晚清民国自杀事件的一个普遍特征。和移花接木式的利用普通自杀事件以达到社会动员的效果一样，偶发的女性自杀事件，也成为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和道德礼教的契机以及灵感来源。这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很显著的表现。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女性的理想形象，已经由传统能诗善文的林黛玉式古典才女而转变为具有新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对致力于启蒙事业的知识分子来说，继续推进男女平权和女子解放是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正因为将女性“受压迫”的真相公之于众，作为反面教材，是批判传统礼教和三纲五常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就出现了胡适的《李超传》、沈定一的《赵瑛传》、邓颖超的《张嗣婧传》等大量记述自杀女性命运的文本。知识分子对传主固然充满同情，但是传主命运的真实性，诸如自杀的真正原因对他们来讲，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在他们的写作当中，受非此即彼的批判思维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出现了将家庭妖魔化的情况。不过这些都无关宏旨，他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的书写成为引发社会讨论和舆论批判的导火索，在群起而攻之的气氛中，给旧道德以致命一击，从而推进女性解放的运动。

他者的声音书写、塑造自杀事件，还表现在其后的关于女性解放的话语中。在男性作家的价值预设中，每个自杀的知识女性当然都是深受三纲五常和“封建”家庭压迫的对象。他们呼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生者以死者为鉴，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冲破家庭、婚姻和旧道德的束缚，实现个人命运的自主性。一些极端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即使是拥有伙伴式的现代婚姻，那种相夫教子的小幸福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希望女性能够摆脱对那种“庸福”的依赖，不以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的和谐为满足，具有更高的追求并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

可以见到，外界的话语，不过代表着一种男性审美的趣味和主观的想象，与之相伴随的是主体性的缺失，即自杀的知识女性的命运、需求、欲望和声音，被淹没在各式解放话语的河流中。正如海外中国学界近些年来对传统中国的女性“是否都是祥林嫂”这一问题持续关注并产生了大量成果，海青亦本能地捕捉到外界各方加之于女性自杀事件之上的话语，发掘话语背后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此种思路和当下流行的以微观史学为基础的新文化史一致。

自杀与自我的复杂关系

正因外界话语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自杀事件的真实面貌，因此海青又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他们的自杀言说以及自杀行为，发掘隐藏在这种言行之下当事人浓重的自我意识。其实，对当事人来说，其行为除了与国家、民族以及解放的主题有关的那一面，也并非没有私人性的一面，即很多时候此种行为不过是当事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正如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很多当代中国普通女性选择自杀，实际上往往并不是深受压迫或家庭地位低微，而是家庭琐事引发的激烈行为，只因如今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其自尊心亦同步增强，选择激烈行为如家常便饭，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甚至有一种博弈论的味道在里面。

与此相同，相对于普通民众，有时知识分子更需要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自我、确认自我。尤其是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从家族、宗法制度中脱离出来，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因此，确认自我的身份，在多元化的语境中突出自己的声音，为自我定位就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其中的一些极端者，往往剑走偏锋，选择通过对自杀的言说、诠释和实践，最后达到彰显自我的效果。

在这方面，五四时期的哲学家朱谦之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中资历稍浅的年轻人，他一度以自杀为目标，对人好谈自杀，并经常对社会宣布自杀，顺便推销自己的自杀哲学，从而跃入公共视野，使原本寂寂无名的自己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待到目的达成后，开始呼吁什么“宇宙革命”，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杀哲学，安全地游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地忙于自圆其说。他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杀言说，既有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也体现出一种极度执着于自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恋意识。

在这里，海青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但发现了过分执着于自我是促成自杀意图的重要原因，也发现了过分执着于自我所产生的消解自杀的作用。正因过分执着自我，从反方向导致过分溺爱自我，珍惜自我。加之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一切神圣的事物都被祛魅，物质主义大行其道，超越精神不再具备道德上的优先性，“好死不如赖活”日益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由此，保存自我日渐成为一种明智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