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男，汉族，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梅（1982－），女，汉族，湖南隆回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摘要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学派”问题有较多讨论。李绍明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对学科重建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建设“中国学派”，李绍明身体力行，发表过不少精辟论述。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实际，一如李绍明数年前所说，仍无学派可言。我们与其抽象地讨论“中国学派”，还不如在建构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方面多做工作。
关键词李绍明；学科史；民族学；历史功能论；中国学派
今年（2013年）是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1933~2009）八十冥辰。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者，李先生在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李先生生前除了撰写有许多研究报告和论文外，还为后辈留下了一部23万字的口述史——《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通过对几位民族学专业博士生提问的回答，李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师友交往，也向我们披露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起大落变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他1950年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民族学，两年后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这种“一身跨两代”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传统史学和近代的考古学、民国时期英美传统的人类学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苏维埃民族学都有亲身体会；由于个人的能动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过程中贡献卓著，赢得同行们的敬重。
最近两三年，中国学界对于学派问题的讨论比较热闹，民族学界也有“中国学派”的提法。我们觉得，重读李绍明的有关论述，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旧中国的民族学学派：从对开到三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属于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新学科。讨论学科史时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时代大背景，当时的学者们大多有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态。其次，此时正值中国传统学术分化、现代学术发端之际，学者们在精研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吸收引自域外的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产生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自觉诉求，积极致力于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1][2](111~1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逐渐让位于西方式分科学术，但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心。学者们在引入西方理论的种类、用其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方式和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可谓当时确立学派、形成学派意识的主要影响因素。
就民族学而言，以往的研究者们通常提南北两派，即以吴文藻为首的“中国功能学派”和以林惠祥、凌纯声等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前者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受英国功能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较深，注重对汉族农村地区的调查，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后者以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受古典进化论及美国博厄斯学派的影响较深，注重对非汉少数民族的历史解释与重构。然而，在21世纪初，李绍明富有创意地提出了“华西学派”。按照他的归纳，该学派的特点是：学术理论上的兼收并蓄，研究方法中的史志结合，研究对象则侧重中国西南。[3]
近期的研究者已经考虑从争辩的角度看待学派的形成。比如李章鹏就从比较中分析吴文藻为首的“社区学派”的局限性。他认为，该派致力于以社区研究的路径来加强学科建设、实现学科中国化，但吴文藻等人“对所在系的学科改造并不是十分成功”，而且他们忽视量化调查的做法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不太妥当的；此外，该派虽然在具体的社区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理论创建方面有所不足。[4](80~91)王铭铭则通过剖析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学派以及学派之间关系，对这几个兄弟学科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相互缠绕及“手足相争”现象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中国功能学派”面临着社会学“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的困境，南北两派之间的对立既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差别，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两派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学和民族学在当时中国的纠葛，同时反映了学科本土化过程中“研究的客体”和“知识的主体”之间的必然矛盾。[5]
从伍婷婷对李绍明先生的访谈中可以看到，李先生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筹建、组织、领导和协调“西南民族研究会”，力主、力行对“大西南”的区域性人类学研究，是希望跨越行政区划、整合学术资源，用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去带动整个中国人类学研究。[6]在与李先生就“华西学派”的问题当面交流之时，王建民和李先生说，他认为“南派”、“北派”的说法谈论的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因为学派“应当被视为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理论流派，而非一个区域的学术集团”。而李先生听后“立即表示同感，并解释说他所说的华西学派主要是地区学术传统，在理论上难以说有太多一致性的特点，因而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7]
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范式的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民族学界经历了思想改造、机构重组、研究重心转变等一系列变化。在此过程中，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被取消，但民族研究得以保留并在相关政治事务和实践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学学术力量的区域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特定区域相关的学术特色大为减少，学术和政治的联系则大大增强；民族学受苏联传统的影响比较突出，被视为一门历史学科，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当时曾专门发表文章，指出实践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当时民族学的任务，少数民族族别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是其中重要的四项。[8](5)民族工作对于当时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李绍明先生事后回顾总结他亲历的民族研究工作，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其基本思路是政治经济学的调查，而非传统的民族学的调查”[9]，当时只有民族研究，没有民族学；20世纪50年代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当时）你下去一定要有一条，就是和当时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然就不要你下去。你下去干什么？那种纯学术的工作？不管你下去做什么事，哪怕你是搞水利的去测量水利，搞生物学的去研究动物植物，都要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参加进去。做中心工作是不可以拒绝的。”[10](105)李先生1953年所参加的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设立的目的就是配合民族工作的需要，他毕业后研究班就没有继续办下去，李先生认为“大概是因为我们毕业以后就已经基本能够解决当时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了”。[10](40~41)
李绍明也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深受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即便在中苏关系恶化之时，也没有公开批判苏维埃学派。尽管后来研究者们已经不那么强调该派的研究套路，但在李绍明编著的《民族学》（1986）以及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1990）等基础性著作中，仍然体现了苏维埃学派的明显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自己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体系，而苏维埃学派的那一套也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10](138~139)
但与此同时，李绍明也特别强调中国当时的民族学并非完全苏化，而是结合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现实情况做出了本土化的努力。比如，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就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变通”：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统称社会主义民族，识别标准并不死板地要求四要素齐备，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注意田野调查与文献考察相结合、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11]而对于最后一点，先生在21世纪初接受访谈时是这样解释的：
问：您以前说过，中国民族学者后来撰写的民族史志是苏维埃学派在中国本土化后的一种产物，它已经本土化。
李：苏维埃学派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用文献。
问：它用什么呢？
李：它就用田野（调查资料）。
问：那它的历史性是怎么体现的呢？
李：它的历史性就是用民族志文本形成的东西来解释历史现象。……它本身不做民族史的研究，不用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来全面看待民族问题。……它认为最可靠的就是见到的东西、观察到的东西，它不相信古文献，这和中国传统的搞历史学的不一样。[10](124~125)
此外，李绍明在其编著的教材《民族学》中还评论道，苏联的民族学虽然已经摆脱了欧美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传统影响、将整个民族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研究重点仍然摆在文化与生活方面，故从学术体系上来说，仍然是不完备的”。[12](4)
李绍明还指出，中国民族学中的苏联学术传统有两种，除了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之外，还有苏联政治学中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传统。后者是在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引进的，后来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回回民族问题》及《蒙古民族问题》的出版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且这种传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从未动摇。[10](136~138)换言之，李绍明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中国民族学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对新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民族工作的拉动、院系调整、苏维埃学派及“延安传统”的影响使新中国的民族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形成了一种新传统。[13](58~68)[14]从学派的角度看，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过去多个学派，被改造为一种统一的学术流派，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新世纪的“中国学派”之争学科重建至今已愈30年，期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域外成果译介、本土经验研究及理论探讨均呈日渐兴旺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自主性和自觉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和方法水平大有提升，学科本土化进入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学科重建三十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召开等契机，学界在回顾百年学科史、提炼本土化特色、反思本土化过程、寻求扩大国际影响力之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尝试。继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话语”、“中国传统”等提法之后，杨圣敏于2008年明确提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已初现端倪”，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中国的民族学已经进入一个“具有自己的世界性影响的本土学派”的新时期[15](41~42, 341)。2010年，“费孝通、林耀华百年诞辰纪念会暨民族学中国学派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这是国内首次以“民族学中国学派”命名的学术会议，会议讨论的部分论文后由杨圣敏主编出版，书名即为《中国学派的道路》。
李绍明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对于学派问题，他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认为不该空谈而是要实干。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的“新学期的学术作为”一章之中设有“推动学科建设”一节，专门谈到“理清自己的家底”的问题。李绍明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尽管已经经历了百年历程，但学科发展很不充分，“中国现在还不能形成自己的学派，就在于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不够……就是说自己的家底还是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派要形成还为时过早。但是为了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派才行。”接下来李绍明又谈到要从梳理学科史和做田野调查两方面入手为建立学派做努力。只有做了实地调查。才可能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一来或者可以先出一两个学派，他们关注的方式不一样，视角不一样。但是，李先生又觉得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10](238~241)
讨论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中谈到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不同，并梳理了近现代来学术的发展脉络，指出中国现代学术已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传统，比如广纳外域经验又不忘本民族文化资源和历史地位，既重视现代学术分类又重视中国传统的通学通儒，等等。[2](123~135)相关论述对于我们当前关于学派问题的讨论是有启发意义的。在前文所述中国民族学界学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学派的概念内涵以及国内外建构学派的一些具体实践，我们认为还有几点值得注意，在此提出来略作讨论。
首先，应该注意理论之于学派的重要意义。共享的理论和方法论是构成学派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以此而论，要评判当前民族学界是否存在学派、存在哪些学派，其中一个主要的考察方面就是看是否有、有哪些有特色且成体系的理论，当然这些理论还应该和一批有影响力的经验研究相联系。然而，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不够充分，理论兴趣和自觉意识不够强。谢立中曾在梳理五种学派或具有学派倾向的理论之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不足、水平不高、创新性不够的问题，并认为这与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格”不无关联。[16]而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研究工作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实用品格”比社会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李绍明在接受访谈时不仅强调了当时的民族研究“经世致用”的方面，更是坦陈学科重建以来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不如社会学。
第二，应该注意本土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对于学派形成及其影响力大小的不同意义，不断提高构建本土理论的意识和能力。李绍明认为，无论是南派、北派还是华西学派，其实都是引进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用中国的资料来丰富西方理论，这固然体现了学科本土化的逻辑和进路，但如果从“自己的理论”这个角度而言，则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还没有形成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李先生还指出，如果我们沿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研究工作和成果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的，可惜学科重建之后又有点回到向西方学习的原点和老路。[10](239)我们认为，李先生的观点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来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是有必要的，这种路径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可能催生像“中国功能学派”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学派，但要想实现学科的内生、可持续发展，形成真正的本土特色，扩大国际影响力，发展本土理论势在必行。那么，如何发展本土理论呢？我们认为，一是要加强扎实、高水平的经验研究（包括海外民族志），充分挖掘经验研究（包括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已经开展过的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①]；二要在不排外的前提下，更多地从中国背景、中国材料出发，从自身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中寻求资源、提炼概念、形成框架，用以解释经验材料、指导经验研究。
第三，学科史研究对于学派的形成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李绍明认为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要建立学派，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梳理学科史，“厘清这一百年这个学科在不同的地方到底做了什么事，它有什么经验”。[10](239)杨圣敏则从西方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在北美和欧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学者们对学科发展史上各种学派、理论的源流，各种研究方法的得失，著名学者的贡献与不足，都进行反复的探讨，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借以指导现在的研究。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在理论与方法上不断出现新的学派，与此有重要关系。”[17](1)我们赞同他们的看法。客观上，如果学科史研究备受重视，学术评论和反思蔚成风气，那么同时代学者之间的交锋、不同世代学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必将激荡思想，利于理论繁荣；而且，学派有主观建构的一面[②]，厘清理论发展的脉络、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相关代表人物的得失，是构建学派应进行的基础工作。
第四，从现代学派的概念内涵来看，通常学派指的是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18]。社会学界目前在建构学派方面做出明显努力、以郑杭生为领军人物的“社会运行学派”即是一例。[③]
再看人类学民族学目前关于学派问题的讨论。费孝通自认为在他身上学科分界是不明显的。1979年起费先生受命重建社会学，他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学派建设有独到的贡献[④]。郑杭生指出，中国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费孝通学派”。费先生对学派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很少从学派的角度谈问题，但是，包括费先生在内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事实上是在做着发扬学派传统、推动新学派建设的工作，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格”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派的建设。[19]
近期虽有学者提出了存在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或“民族学的中国学派”的看法，但该派在理论和方法、学术机构和制度、学术共同体及其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具体特征或表现有哪些？目前尚缺乏系统的梳理、阐释以及基于学派角度的述评。至于乔健关于费先生“历史功能论”[20]的总结，我们宁愿把它看作一种个人理论创新，与以此理论为旗帜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尚有不小差距。
我们觉得，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实际，一如李绍明先生数年前所说，仍无学派可言，建立自己的学派，还需要学人们继续努力。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但因言有未尽之处，在此赘谈两点。
其一，相较于西方的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学派”概念之负面意涵的明确讨论似嫌不足。研究社会学史的Szacki曾经指出，“学派”概念经常伴随着一些负面评价，因为“学派”的存在意味着一门学科中的一些假设、理论、方法甚至术语只为特定的群体所共有，而非被所有学者所接受，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还处于库恩所说的“前科学阶段”；尤其是具有很强心理认同感的“学派”，很容易为了护卫创立者的学说而无视合理的反对之声，从而不利于学术发展。[21]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倾向于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一个分支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就对“功能学派”的说法避之唯恐不及[22][23]。
其二，我们认为，学派和一国的学术传统是有区别的。正如Szacki所言，所谓“国家学派”说法中的“学派”，只能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它其实指的应该是一国的学术传统，主要涉及到特定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对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的影响，通常与该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派有所关联，但绝非与之等同。[21]巴特等人曾对英、法、德、美四国的人类学传统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概括，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每种人类学传统都在特定国家情境影响下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其他传统的特点，但在每种传统内部，都是存在一些各具特色、相互竞争的学派的。[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我们与其抽象地讨论“中国学派”，还不如在建构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方面多做工作。[⑥]毕竟，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在发展路径及其特征、趋势等方面都受到了我国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情境的影响，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是确实存在并值得认真讨论和努力弘扬的。
注释[①]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经验研究不仅仅具有证实和检验理论的被动作用，它还对于理论的发展发挥着至少四种主动的功能：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澄清理论。参见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208页。
[②] 参见桑兵《总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2页。
[③] 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 费先生在接受潘乃谷访谈时谈到，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自己来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参见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载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⑤] 参见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⑥] 国家传统是考察人类学历史和理论的重要视角。但西方学者在强调和研究国别传统之余，还指出今天的人类学正在走向一种全球化、国际化的传统。参见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之下，对民族学人类学之中国传统的研究，除了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美、英、法、德等人类学国家传统之具体方法之外，还应格外关注其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学术资源的关系、对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其中，前者是内在的路径，后者是外在的表现。而郝瑞在接受彭文斌访谈时曾明确谈到，中国研究对于世界人类学贡献较少。参见彭文斌问、郝瑞答《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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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作者：胡鸿保、张丽梅
